文丨周功华
《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湖南艺术家团队跨界合作、精心创作的一幅超大型史前历史画长卷。2023年12月，这幅充满艺术表现力的画卷在湖南美术馆首次面世，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界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这幅珍贵图卷的诞生，是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将考古的科学成果与艺术的美学价值有机融为一体的有益尝试，透过现代中国水墨画表现形式叙述湖南史前史，以艺术审美感召力感染社会大众，传播湖湘文化，其目的则是“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可以称得上是湖南文化艺术界的重大创举。
文明探源 文化自信
从人类文明进化史来看，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没有文明中断的民族，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奇迹。中华文明，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始终奔流不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千年不衰，这是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来源有致，只有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考古发掘与文明探源，是增强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底气，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这是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揭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20多年来，20多个学科、数十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4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辽河流域等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周边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他们在田间地头，在整理古籍的书房，在计算机机房，探寻我们民族的根脉。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深入，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等遗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前就进入了文明社会。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一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文明探源，为我们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实证，为我们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
考古新闻 丹青传神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远古湖南留下来的是比较迷茫的上古历史。杜甫有诗曰：“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关于湖南记载特别少，而湖南文明探源工作，延伸了湖南的历史轴线，增强了湖南的历史信度，展示了湖南历史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脉络，呈现了远古湖南的灿烂成就。从城头山到鸡叫城，种种迹象表明，湖南澧阳平原在距今6300—4000年期间，因稻作农业的持续演化，不断进步，导致人口激增，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大型城池和巨型公共建筑的出现，表明权力得到强化，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出现了王权和国家。湖南的情况表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澧阳平原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一直处于领先位置，且较其他地区更早产生国家。学术界认为，以澧阳平原为代表的长江中游距今5500—4000年的早期国家为三苗古国。稻作农业支撑着澧阳平原史前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城头山—鸡叫城古国文明就是从自己稻田和泥土里长出来的文明，为中华文明探源贡献了湖南模式。
史前湖南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湖南开稻作农业先河。道县玉蟾岩的水稻，是长江流域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湖南一直就是中国稻作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为天下粮仓。
湖南历史进程为理解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特性提供铁证。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持续稳定，旧石器向新石器文化过渡脉络清晰，新石器文化谱系完整，新石器向夏商周时期演进文化轨迹清楚。这种跨越数十万年考古学文化连续不断、编年完整，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的现象，是目前中国考古的罕见存在。
澧县城头山是中国最早的城址，率先迎来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大型水利工程助推农业文明的诞生。
湖南为中国精神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最早实物证据。高庙文化的白陶与图像纹饰向外传播，掀起史前中国第一次艺术浪潮，为早期中国观念与信仰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湖南史前文化与湖湘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湖南史前遗存分布面积广、类型多，山区、丛林、河谷、平原都有人类生产和生活，南方诸省，无出其右，表现了湖湘文化筚路蓝缕、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湖南史前时期文化发展连续稳定，聚落遗址堆积深厚，文化内涵丰富，经历的时间很长，由一般村落、环壕聚落发展出城市文明。中华境内极为罕见，体现了湖湘文化安居乐业、安土重迁、执着霸蛮、扎硬寨打呆仗的精神特质。
湖南创造了中华文明的两个高峰：一是城头山古城横空出世，迎来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二是近现代湖湘经世济国人才群体的井喷，形成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
为全面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让文物保护成果回馈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民族传播力和影响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实施了以澧阳平原为核心的湖南史前史社会文明化进程大型国画长卷创作项目。该项目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策划、撰写方案，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南当代中国画创作院院长康移风领衔，携邹力农、刘苏斌、吴金球、秦晓、陈正泉等知名画家集体创作。自2023年年初启动，历经1年多完成了《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作品长140米、高1.8米，气势磅礴，思接万载，堪称湖湘画坛上的鸿篇巨制。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们先后多次采风，行程数千公里，足迹遍布省内重大考古遗址，本着坚持“充分尊重考古发现、艺术还原史前文明”的创作原则，以文化遗存和考古阐释为创作依据，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融合、具象与意象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艺术演绎湖南史前文明“故事”，精心勾勒了湖湘先祖在史前人类历史中从原始生活方式跃升至文明门槛的惊世传奇。《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用绘画语言生动讲述距今50万年前以来湖湘大地上发生的里程碑式的文明演进大事件，全景呈现湖南先民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伟大进程中的进取姿态和所取得的文化成就。
《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由“最早的湖湘先民：逐水而行与狩猎”“从山岗到平原：人类文化发展萌芽”“彭头山：稻作起源与定居”“高庙：绽放认知与信仰之光”“城头山：稻作农业走向成熟和城的诞生”“鸡叫城：澧阳平原上的古国气象”“孙家岗：聆听华夏浪潮之声”等七个部分构成，作品以大视野、大境界、大情怀精彩展示了湖湘史前文明波澜壮阔的演变进程，叙事性和故事性相得益彰，艺术性和知识性紧密结合，绽放着厚重的人文气息和璀璨的艺术光芒。走近它、凝望它，耳边仿佛吟唱着湖湘大地上的万古长歌。
“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作品展”首展现场
万古长歌 艺亦生辉
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湖南史前文明，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助力下，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一条文脉清晰的文明演进路径。《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的诞生，则是对“文明探源”湖南考古成果和湖湘文明演化历史的艺术性表达与诗意性书写，是以图像的方式体验与再现远古历史的当代文献，承载着悠远而深刻的文化记忆，绽放着时代的艺术光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应该属于历史画范畴，却又不同于一般只注重表现特定历史性事件的历史画作品，而是以一种超然而宏大的视域与历史进行对话所创作的巨幅长篇史诗画卷。作品画卷透过跨时空的叙事方式将史前文明史分阶段按不同主题串联组合在一起，既有考古场域的描绘亦有生活故实的想象，即所谓叙事性与故事性的结合，更有艺术的创造性和象征性，将时间的演变与空间的转换以诗意化的方式把不同篇章无缝衔接起来，从虚无中生出无穷意象，从笔墨中营造出深邃意境。画卷悠远绵长而高低起伏，时而蓝天白云，时而崇山峻岭，小河蜿蜒而丘壑逶迤，有青青芳草地，亦有飞禽走兽，更有先民劳作生活的生动画面，仿佛音乐中的大型交响乐曲，跌宕回肠又气势恢宏，表现出了湖湘先民鲜活而真实的生活景象，反映了远古湖湘文明的勃勃生机。画卷以大写意的笔墨语言，以中国画水墨山水为基本语言形态，将人物山川以及器物有机地融为一体，在写意与写实中不断转换，勾勒与皴擦互为表里，泼墨与泼彩相互为用，高远与平远自然生成，笔墨精湛而意境幽远，既能够大刀阔斧又做到精细入微，从大处着眼，以细节感人，虚实相生而浑然天成，真有所谓“致广大尽精微”的感觉，画卷的创作在艺术语言上既体现了发扬传统而贯通古今的“守正”精神，又彰显了融合中西而张扬个性的“创新”理念，充分释放出现代中国水墨画的艺术表现力和当代精神。
《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既是湖湘远古文明的艺术再现，更是一种湖湘文化审美精神的当代呈现。图卷整体气势宏伟而高亢，沉浑雄厚又不失清新与灵动，山势崇高显伟岸，陆地优雅现芬芳，既粗犷古朴而又不失轻盈飘洒。画面墨色基调沉着厚重，隐隐透露出湘楚文化中那种诡谲而神秘之光和巫傩文化的原始宗教气息。《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虽是史诗画卷，却更像是《楚辞》诗意世界的再演绎和再创造，漫漫征途，上下求索，似《离骚》的悲天悯人，似《天问》的冯翼惟象，回荡着悠远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
“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作品展”部分画幅
历史是一种文化记忆。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认为，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据此，文化记忆研究需要探讨作为主体的人的记忆行为导向与精神情感的体验，及其对社会演变的重要意义。记忆史研究者一般认为“记忆中的历史”往往是公众社会和意识的一部分，也是“国家的共同情感基点”。因此，以历史中的记忆为探讨对象与材料依据的文化记忆研究，必然要体现为一种或文本或仪式或象征的话语表现体系与符号组合方式，从而涉及文化记忆研究的历史维度、建构方式及社会文化价值。它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的“功能记忆”再现与建构历史事件，进而赋予历史事件以精神的或价值的内涵。
中国历史研究尊司马迁为太史公，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奉为至理，重视史实、史料、史思与史德，其实就是强调对历史的主体性重构。在西方，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历史画创作则必然是以史实为依据的艺术性重构和文化认同的精神重塑。广义上的历史画，其本义为叙事，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指描绘具有永恒意义的过去事件的叙事性绘画，通过图像叙事来实现道德伦理的教育或意识形态的规训。在中国古代，历史画被称为“故实”，古代中国绘画理论同样将教化劝诫的功能视为绘画的目的。如谢赫《古画品录》载：“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与六籍同功。”在17—19世纪的欧洲学院体系中，历史画被置于绘画体裁等级体系中的最高级，它既可以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也可以反映艺术家个人的历史观念。19世纪后，随着历史概念的转变，宗教神话被从历史范畴中剥离出去，历史画体裁逐渐解体，转变为历史题材绘画。
新时代，随着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伟业的进一步推进，用视觉图像即绘画艺术来“讲好中国故事”，以此增强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定然是时代的强力呼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史诗般的恢宏长卷《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的创作，不仅生逢盛世，更是恰逢其时，必将闪耀着时代艺术光芒。
（作者系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