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自由贸易，即等价交换和自由交换，或许曾经存在过，但那是建立在没有控制和霸权的基础上。而欧洲近代史的开端，虽然源于贸易，但这种贸易方式并非自由贸易。

恰恰相反，它与欧洲社会科学领域所宣扬的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相悖。这种解读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述提出了重大挑战，揭示了欧洲历史中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演变过程。

当我们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时，不应盲目照搬西方教科书中的内容。东方凭借丰富的食物生产体系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有能力生产更多贸易商品，长期在与西方的贸易中保持顺差。

中世纪之后，许多欧洲城邦仍然对东方存在贸易逆差，其经济基础有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欧洲的长子继承制。

长子继承了头衔、财产和土地，而次子、三子可能只继承了贵族头衔和奢靡的生活方式，缺乏财产基础，从而形成了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层——“光蛋骑士”。据说，这批骑士也是欧洲发动十字军东征的重要社会基础。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这一在西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其背后并非单纯的宗教因素，而是东西方积累方式差异导致的贸易差异带来的经济压力。长子继承制与家庭成员平均继承遗产的制度差异，在东西方一直存在讨论。

长子继承制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东方，例如日本。

长子继承制产生的共同前提是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岛国日本还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欧洲，都面临资源限制。

因此，客观上都产生了长子继承制，即少数人占有财产，多数人则被社会排斥，形成了一种海盗文化或劫掠文化。中世纪之后，这种文化演变成了海盗文化或强盗文化。

长子继承制这一重要的社会制度，逐渐将早期的掠夺文化演变成了中世纪的战略文化。

此外，欧洲不断受到气候冷暖变化的影响。每当气候变冷，北方海盗国家的港口被冰冻，这些人便南下掠夺，给中东欧平原上相对稳定的农耕群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些群体由于不断遭到劫掠，难以形成一定厚度的财产积累。他们一方面与东方进行贸易，但贸易逆差却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北欧海盗的侵扰。

因此，他们只能依靠十字军东征或寻找新的商道来抢掠财富或规避高额关税。

中世纪的欧洲，文化贫瘠，经济混乱。这种困境为新兴的商人阶层提供了发展空间。

他们从西亚到亚平宁，再以威尼斯为节点，逐渐向欧洲各地输送商品。这些商人以商队的形式在封建割据的城邦边界地带游走贸易，最终定居下来，成为最早的欧洲近现代城镇的雏形。

在这些城镇中，逐渐出现了作坊、手工业和贸易，最终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阶层。这个阶层的兴起可以说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封建割据的真空地带，恰好为以贸易起家的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生存空间。

一些资料显示，一些从庄园或城邦逃脱的农奴，在这些新兴城镇定居后，便可以摆脱农奴身份，按照当地城镇的法律生活，原来的主人也无法再控制他们。这意味着旧贵族与新兴阶层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矛盾。

观察欧洲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可以发现这些城镇的格局确实符合中世纪商人阶级崛起的需求。市场是城镇的中心，市场旁边是法院，用于解决交易纠纷；法院旁边是教堂，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另一边则是当时的政府机构。

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格局，体现了商人阶级对经济、法律、宗教和政治的需求。

中世纪以后，欧洲开始进入以商贸发展带动复兴的阶段，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因果关系。商人阶级的兴起和城镇化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文化现象。

威尼斯几乎每个商人家庭都崇尚商业文化，每个住所都装饰着艺术品，充满了商人喜闻乐见的文化元素。这种商业文化逐渐影响了教会，教会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教会仿照商业文化对宗教文化进行的全面改革。

因此，文艺复兴的本质源于商业文化兴起后对当时宗教界人士的影响。这种影响得到了教皇的保护和推动，也成为后来中世纪宗教改革的重要力量。

此外，贵族与商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贵族不断衰败，他们的小城堡和小城镇，以及周围的几个村庄，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态。

中世纪欧洲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形态，导致伊斯兰教势力扩张。伊斯兰教依靠宗教完成意识形态动员，一旦与商业资源结合，形成相对丰厚的剩余，便会向贸易集散地扩张。

巴尔干半岛以及西班牙都曾是伊斯兰教扩张的目标，至今仍留有宗教冲突的痕迹。

欧洲近代史的演变并非由单一制度或宗教因素决定，而是早期困苦状态的反映。中世纪欧洲的文物粗鄙，印证了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复杂困境。

当时的欧洲文化贫瘠，经济混乱，这为新兴商人阶层提供了发展空间。

欧洲贵族没落、新兴商人阶层兴起，以及与控制商业通道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反复拉扯，最终可能与中国历史的变迁有关。公元1300年前后，唐代气候变暖，农业定居带向北扩展，击败了北方的突厥。

突厥西迁，最终在今天的土耳其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如果说十字军东征还能适度向东扩张，那么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彻底阻断了西方向东侵略的可能性。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经济转向西部大西洋，加上当时的航海大发现，希望从西部越过大洋，找到另一条通往东方的航道。航海大发现的本质是东西方贸易通道的重大结构性改变。

唐代击破东西突厥后，东突厥融入农耕社会，西突厥则沿着突厥走廊南下，进入中亚地区，形成了突厥语系的各个国家。西突厥继续向中近东地区推进，最终攻破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导致东罗马体系的崩解。

唐代盛极而衰，到宋代时，疆域已经不再包括西部贸易通道。宋代的农业发展、家庭分工和城镇的形成，带动了大量农工产品的剩余，例如瓷器，成为主要出口商品。

由于西部陆上贸易通道中断，海上贸易成为重要的贸易方式。

欧洲内部的一系列变化，例如白银战争导致战败国需要白银购买中国商品，促使欧洲向南美洲扩张，从而出现了航海大发现和哥伦布发现美洲等事件。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航海目的都是为了绕过阿拉伯商人控制的贸易节点，直接与亚洲进行贸易。

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贸易的不平等状态并未改变，反而加剧了。欧洲在16世纪开始大规模与印度、中国和东南亚进行贸易，却发现这些地方并不需要欧洲的商品，反而对东方物产的需求更大。

早期，欧洲对东方的主要贸易内容是香料，例如印度的黑胡椒和马来西亚的特产香料。由于中世纪欧洲瘟疫横行，香料被认为可以药用、防腐和遮掩气味，成为食物中不可或缺的原料。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英国人发现这一商机后，于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开始开拓亚洲贸易航线。

然而，东南亚地区已被荷兰人控制，英国人便转向印度，发现了印度的棉布。

印度的棉花种植和纺织历史悠久，其工艺和质量远超欧洲纺织品。东印度公司便将印度布匹作为出口商品。

然而，为了扶持国内新兴的纺织业，英国出台了限制进口和穿着印度纺织品的法律，直到亚当·斯密写完《国富论》后的二三十年才解除限制。此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

从贸易史的角度来看，早期东西方交换是基于有价值的物品，而此时则变成了某些帝国以国家和军事力量强行打通贸易渠道。由于长期对东方存在贸易逆差，欧洲缺乏支付手段，因此不断向拉丁美洲地区掠夺贵金属，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欧洲近代史始于贸易，即重商主义，但这种贸易并非自由贸易。只有在摧毁了印度的纺织业后，英国才解除了贸易禁令。

东印度公司在棉布贸易解禁后，利润下滑，于是在18世纪转向中国的茶叶贸易。中国茶叶成为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商品。

直到英国从中国引种茶叶到印度种植，并形成种植园式的生产模式后，才最终打败了中国的茶叶产业。在打败中国茶叶产业之前，英国在推进自由贸易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