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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在途中，有人多人上前围观，就在此时，任弼时竟然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一个很面熟的人，他兴奋的打算跟那人打招呼，却突然觉得这样太过于冒失了。说起任弼时，那可是共产党早期的顶梁柱。1904年，他生在湖南长沙，家里条件一般，小时候也没啥特别。1920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正式成了共产主义者，从此一头扎进革命里。年轻时，他跑过不少地方，干过不少大事，比如在江苏、湖北当过党的领导，忙着组织工人运动、地下斗争。那年头，国民党反动派搞白色恐怖，共产党人只能偷偷摸摸干活，任弼时也没少跟敌人周旋。1928年，他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干活，7月还当上了第六届中央委员。可惜好景不长，10月他在安徽跑任务时暴露了，敌人逮住他，直接押往安庆。他那时候化装成商贩，挺低调，可惜还是没躲过去。被捕后，他没泄露一点党的秘密，硬是扛住了敌人的折磨。后来，他还去过武汉，继续干革命，直到1950年病逝。这一路，他对党那是真忠心，没得挑。1928年10月，任弼时受命去安徽芜湖、安庆一带看看工作咋样。那时候“八七会议”刚开完，党要求大家加把劲，他自然得带头跑。他装成商贩，带着几个同志在南陵碰头，结果敌人早盯着了，一下子围上来，把他们全抓了。敌人一开始也没搞清他是谁，就当普通嫌疑犯押着走，目的地是安庆。从南陵到安庆，走的是水路，敌人弄了条船把他运过去。船上条件差得很，他手脚都被绑着，动弹不得。船到半路，靠了个码头补给，士兵把他拽出来透气。岸上人多，啥人都有，有挑担的，有卖东西的，乱哄哄一片。任弼时站那儿，眼睛随便扫了一下，突然就看到个熟人。那家伙穿着灰长衫，戴着旧礼帽，跟人聊着天。任弼时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像是老家那边见过的人，挺亲切的感觉。他那会儿真想喊一声，毕竟被抓了，见着熟人跟抓到救命稻草似的。可他脑子转得快，自己现在是啥处境？要是喊了，暴露自己不说，那熟人估计也得被牵连。敌人还在旁边虎视眈眈呢，这时候冒失不得。他硬是把那股冲动压下去，眼都不多看一下。那熟人好像也感觉到啥，抬头瞅了他一眼，没认出来，又低头聊他的去了。这事还没完。任弼时知道自己得把消息传出去，靠自己是跑不了了。他趁人不注意，从衣服上撕了块布，用藏着的铅笔头写了几个字：“我被捕，速告陈琮英，求党救援。”船又开起来，他瞅准机会，假装不舒服，挪到船边，把布条扔到江里。风一吹，布条飘到岸上，那熟人捡起来一看，赶紧藏好，抬头看他一眼，眼神里全是担心。任弼时心里踏实了点，知道党迟早会知道。到了安庆，敌人把他扔进监狱，开始使劲逼供。皮鞭抽，腿上压重东西，啥招都用上了，可任弼时就是不吭声。他不光自己扛，还安慰一块儿关着的同志，叫他们别泄气，别出卖组织。敌人拿他没办法，只能干瞪眼。另一边，那熟人把布条给了陈琮英，她是任弼时的战友，办事靠谱。她一收到消息，马上报告党组织。党也没闲着，四处奔走，想办法救人。折腾了好几个月，1929年3月，任弼时终于被救出来。出来后，他没歇着，喘口气就又干活去了。可这还没完。1929年9月，他又被抓了一次，这次敌人更狠，用上了电刑。他还是那德行，不松口，还想办法毁了证据，保住同志。党组织又救了他一回，他出来后直奔武汉，继续干他的革命事业。这韧劲，真是没谁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主席做出一个艰难决定：禁止任弼时参加天安门城楼上的庆典。当时这位中共五大书记之一，血压已达220/130毫米汞柱，随时可能发生脑溢血。苏联专家米尼克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患者心脏扩大，二尖瓣关闭不全，任何情绪波动都将危及生命。”这份诊断书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编号为195—2—312。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后来回忆，那天早上，任弼时穿好中山装，系好风纪扣，准备出门。毛主席派来的秘书叶子龙轻声说：“主席让您在家休息，听广播就好。”任弼时沉默了许久，最后只说了句：“服从组织安排。”此时8岁的女儿任远征成了父亲的眼睛，她被安排在天安门观礼台第三排，手里紧握着父亲给她的小本子，上面写着：“看清楚，记下来，回来告诉爸爸。”下午3点，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任弼时坐在收音机前，双手紧握椅子扶手。陈琮英看到，他的眼眶湿润了。任远征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她一进门就扑到父亲怀里：“爸爸，我看见毛伯伯了！他声音可大了，全场都在鼓掌！”任弼时让女儿坐在腿上，一遍遍地问：“飞机飞过来是什么样子？群众游行走到哪里了？”这个无法亲临现场的人，曾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推动者。1921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1928年，湖南军阀何键亲自审问他。电刑椅上，任弼时咬破嘴唇，鲜血直流，始终没有说出组织秘密。狱友回忆，他被抬回牢房时，身上的烧伤面积超过30%。第二次被捕是在1929年，这次他被关进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狱中他组织了秘密党支部，教难友们识字、学习马列主义。他用米汤在墙上写字，晾干后看不见，用碘酒一擦就显现出来。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任弼时站出来说：“红军只能有一个最高指挥部。”他连夜找了17位军团级干部谈话，最终维护了中央的统一领导。这些谈话记录，部分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战争期间，任弼时负责中央的财经工作。1947年，陕北粮食告急，部队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亲自去晋察冀边区，用3个月时间建立起完整的后勤供应线。从太行山到延安，2000里路程，他规划了47个中转站，确保粮食弹药及时送达前线。这些超负荷的工作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1949年4月，他在西柏坡突然晕倒，醒来后第一句话是：“文件批完了吗？”警卫员说，他经常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桌上的浓茶一夜要续七八次水。医生曾多次警告过他，但是都没有什么用！任弼时说：“革命胜利在即，哪有时间休息？”他把药瓶藏在抽屉里，假装按时吃药，实际上继续熬夜处理文件。1950年5月，他的病情急剧恶化。10月25日，他还在批阅关于抗美援朝的文件。27日清晨，他对妻子说：“我可能不行了。”下午4时，心脏停止跳动，年仅46岁。毛泽东在追悼会上说：“任弼时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周恩来补充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负重致远，任劳任怨。”任远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她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编撰了《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等著作。2016年10月，她重返出生地甘肃岷县，在当年的窑洞前站了很久。那个窑洞现在是岷县革命纪念馆的一部分，墙上挂着一张照片：1936年10月，任弼时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身后是简陋的土炕。他在日记里写道：“女儿出生了，希望她能看到新中国。”她不仅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还亲眼见证了开国大典。虽然父亲未能到场，但通过女儿的眼睛，他同样“看到”了那个伟大时刻。如今，湖南汨罗的任弼时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展厅里，那份1949年9月30日的病历静静躺在玻璃柜中，旁边是一张纸条，上面是任弼时的笔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革命更需要我们燃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