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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10日，华国锋会见美国总统卡特。地点：东京大仓饭店。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就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华国锋说：在我们一起参加已故日本首相大平的葬礼时有机会会见卡特总统，我感到非常高兴。卡特说：我很高兴以这次我们的会见作为这次访问日本的结束。

2006年，袁隆平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去看了身体欠佳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不太愿见客，但得知来访的是袁隆平，他立马亲自将他迎进家里。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中国人来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填饱肚子，饥饿的阴影，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上。就在这个时候，湖南一位叫“袁隆平”的年轻教师，却在论文里提了个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想法：水稻也能搞杂交。在那个全盘向苏联学习的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被视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而袁隆平，却悄然拾起了这套遗传学理论。更有意思的是，他甚至从《矛盾论》里悟出了门道，认为水稻增产的关键，就在于其基因内部的矛盾性，而这份科学上的清醒，注定他要走一条没人走过的孤独道路。在三湘大地的另一边，另一位关键人物也在琢磨同一个问题，他就是“华国锋，”一个随军南下、把二十多年青春都给了湖南的干部。他跟别的领导不太一样，不喜欢待在办公室，就爱往田间地头跑，是个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实干家，主政湖南时，他亲自抓农业，带头修的水利工程，到今天还在造福一方。他骨子里始终坚信一个道理：解决农民问题务必脚踏实地，正是这种务实作风，为他日后与袁隆平的相遇埋下伏笔。可最终等来的却不是支持，而是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1966年，袁隆平的论文虽然惊动了北京的“聂荣臻”元帅，一纸公函要求湖南方面支持，但由于一些原因，科研说停就停。杂交水稻的前景，眼看就要被吞没，更要命的是，袁隆平的团队当时在技术上卡了壳，试验了上千个品种，就是找不到理想的雄性不育材料，整个研究几乎陷入绝境。但转机出现在1970年，当时已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的华国锋，在常德主持农业会议，特意点名让一筹莫展的袁隆平上台发言。于是，袁隆平鼓起勇气，将研究中遭遇的重重困难和盘托出，坦言有负大家的期望，当时他以为自己定会遭受一顿批评。谁知当华国锋听完后，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总理经常过问，只管大胆研究下去，有困难随时上报，尽快成功！”这话不只是打气，更是实实在在的通行证，给了政治保障，也让整个团队重新燃起了希望。于是，就在当年冬天，袁隆平的助手在海南的野生稻里，找到了那株扭转乾坤的“野败”，为后来的“三系配套”技术成功，打下了最关键的基础。直到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宣告成功，但从实验室的成果到全国人民的饭碗，还隔着遥远的距离，由于种子数量有限，农民半信半疑，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强力推动，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直到1975年，湖南农科院负责人推广计划四处受阻，心急如焚，彼时，一封汇报信紧急送往北京，收信人正是华国锋。接到信的华国锋雷厉风行，立刻召集农业部开会，听完汇报，他当场拍板了两件大事：第一，协调150万元专款。在“万元户”都还是个传说的年代，这笔钱的分量可想而知，第二，指示农业部马上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的生产会议，用行政力量把各省资源“强行”拧成一股绳。正是在他的力推下，杂交水稻迅速在南方大规模试种，以亩产超过650公斤的惊人数据，彻底打消了所有疑虑，也打通了杂交水稻走向全国的最后一公里。四十年光阴流转，这段始于危难的友谊，非但没有褪色，反而越来越深厚，直到2006年，已是垂暮之年的华国锋深居简出，听说袁平隆来访，却立刻起身亲迎。在临别时，他郑重写下八个字：“隆平同志：贵在创新”，这八个字，后来被袁隆平放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两年后，老领导走到了生命尽头，但在最后几个月里，他依然牵挂着这位科学家的事业，甚至亲笔为《袁隆平口述自传》作序，感慨道：“现如今，他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却垂垂老矣！”袁隆平也总说：“没有华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不可能的，”华国锋欣赏的，不只是袁隆平的成果，更是他那种敢于挑战未来的视野。进一步看，这背后是一个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同样也离不开一个“懂行”且“敢拍板”的政治家。一个有改变世界的梦想，一个有实现梦想的权力和担当，当两者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紧密结合时，就能迸发出改变历史的能量。那么，这种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双子星”协作模式，一个敢想，一个敢拍板，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信源】信息来源：中国科学院--华国锋与杂交水稻

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在干什么？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华国锋非常信任陈锡联，行动之前，叮嘱陈锡联，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你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家里等消息，等我的电话。陈锡联明白，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央有大事，一刻都不准离开，准备随时出动。行动成功之后，华国锋亲自给陈锡联打来电话说，事情解决了。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军委主席是毛主席，任期从1949年一直到1976年，前后长达27年之久。迄今为止是空前的。然后是华国锋，担任军委主席从1976年到1981年，前后5年的时间。接下来是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从1981年到1989年，前后有8年时间。再然后就是江同志了，江同志从1989年接任军委主席，一直到2004年，前后15年的时间，他的这项任期目前仅次于毛主席。

有一次，华国锋派汪东兴去看望邓小平，让他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一个文件。邓小平却明确拒绝，说他出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但绝不写这样的文件。到底是什么文件呢？粉碎四人帮之后，关于让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开始是开国上将王震和陈云在中央大会上提议，华国锋没有点头。然后是叶剑英元帅。叶帅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很多老同志，包括全国人民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顺应民心，顺应潮流”，这八个字的分量很重，更何况是从叶剑英元帅口中说出来的。华国锋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他表示说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让小平出来工作。什么时候是才是适当的时候？华国锋没有明说，他派汪东兴去来看望邓小平，和邓小平谈话。汪东兴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显然他是代表华国锋前来的。汪东兴和邓小平是很熟悉的。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后，毛主席不让别人插手邓小平的问题，而让汪东兴负责，邓小平有事，也是通过汪东兴和毛主席联系的。汪东兴要求邓小平确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发一个文件，印发全党。这也是华国锋提出的复出条件。“天安门事件”是群众为了悼念周总理而进行的一场正义行为，是革命的。可当时“天安门事件”却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甚至有人诬陷说邓小平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因此被第三次打倒，撤销了一切职务。他对周总理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始终认为“天安门事件”是正义的。如今汪东兴代表华国锋，提出了这么一个条件，邓小平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如果同意了，就可以很快复出工作，恢复职务。可邓小平就是邓小平，毛主席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在原则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从来都是坚决不让步的。他十分明确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义正词严地说道，我出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行动，并不是反革命。邓小平绝不会为了个人荣辱，而说违心的话。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妥协。邓公不愧是一代伟人！操守凛然，风骨傲然！汪东兴回去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表示很无奈。那么，他会因此而继续反对邓小平复出工作吗？没有。邓小平复出工作已经是大势所向，人心所向，谁也阻挡不了。华国锋只好收回这个条件，顺应人心，顺应潮流，让邓小平复出工作。1978年，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指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

华国锋问吴德，如果昌平的坦克六师不听命令，能不能把它拦住？吴德回答说，他不确定，要问一下北京卫戍区。华国锋再问，北京卫戍区是否靠得住？当时吴德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忠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德认为，吴忠是可靠的，但还要和他商量一下。华国锋就让吴德去找吴忠。吴忠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吴德有德，吴忠有忠。

2006年，袁隆平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去看了身体欠佳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不太愿见客，但得知来访的是袁隆平时，他立马亲自将他迎进家里。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上世纪六十年代，年轻的袁隆平还是湖南一所农校的教师，面对当时中国人吃不饱的困境，他立下决心要在农业科技领域有所作为，1966年，他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中提出了水稻杂交育种的全新思路，这个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而另一边，华国锋早在1949年就随军南下湖南，在湘阴县担任县委书记，他不是那种只会坐办公室的官员，而是真正扎根基层，亲身参与农业生产实践，从修建洞庭湖排涝工程到规划韶山灌区，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农业的深刻理解，正是这份来自泥土的智慧，让他后来能准确把握住杂交水稻研究的重大价值。历史的机遇往往就在不经意间，1970年，时任湖南省一把手的华国锋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在全省农业科技经验交流会上，特别邀请还未取得重大突破的袁隆平作报告，这个决定，成为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关键一步。当时的袁隆平团队虽然进行了上千次试验，却始终未能突破技术瓶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科研项目都被迫中断，但华国锋却给予了杂交水稻研究最坚定的支持，他不仅在政策层面为研究工作保驾护航，更协调了大量资源，为科研团队提供了宝贵的试验条件。这份信任很快得到了回报，1970年底，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发现了关键的"野败"材料，为"三系配套"技术的突破奠定了基础，而后在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法"终获成功，试验田亩产突破650公斤的惊人数据，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在这个重要时刻，已经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深知科研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真正造福人民，于是大力推动杂交水稻的推广工作，在他的直接过问下，国家拨付了150万元专项资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不仅解决了推广资金问题，更向全国发出了明确信号：杂交水稻推广是国家战略。科研成果从试验田走向广袤农田，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在华国锋的推动下，农业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杂交水稻示范推广工作，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科学的指导，更需要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华国锋运用其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促成了南方13省区的联合会议，将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股强大合力。示范推广的成果令人振奋，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农民们亲眼见证了杂交水稻带来的惊人产量，这一成功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不仅让中国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更为后来的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袁隆平始终保持着科研工作者的严谨与坚持，他带领团队不断改良品种，提高抗性，完善栽培技术，即便在杂交水稻获得成功后，他依然保持着田间考察的习惯，经常深入农村了解实际种植情况，正是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让杂交水稻技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产量屡创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看似身份悬殊的人，却因共同的理想建立起深厚的友谊，2004年，袁隆平获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华国锋在家中全程收看直播，第一时间致电表示祝贺，2008年，已经83岁高龄的华国锋还专门为袁隆平的自传作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位科学家朋友的由衷敬意。在那次2006年的会面中，虽然华国锋身体已经很虚弱，但谈起杂交水稻的最新进展时，依然神采奕奕，他欣慰地看到，自己当年支持的事业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粮食格局，更帮助多个发展中国家解决了粮食问题，临别时，他郑重其事地写下"贵在创新"四个大字，这既是对袁隆平的勉励，也是对科技创新道路的坚定支持。这是一段建立在共同理想之上的伙伴关系，是科技创新与政策支持的完美结合，一个执着于科研探索，一个坚持务实施政，两条看似平行的轨迹，因为造福人民的共同信念而交汇，创造了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奇迹。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重大科技突破离不开坚持不懈的科研攻关，也离不开果断有力的政策支持，正是这种科技与政策的良性互动，让中国在解决吃饭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今天，当我们在餐桌上享用香喷喷的大米时，不要忘记，这背后是两位老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这段跨界合作的典范，不仅为中国农业发展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无论身处何种岗位，只要心系人民，脚踏实地，就能创造出改变历史的力量，而这，正是他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从一株稻穗到数亿人的饭碗，从试验田到广袤农田，袁隆平与华国锋用他们的智慧和担当，共同书写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粮食安全传奇，这个故事会永远镌刻在中国农业发展的丰碑上，激励后人继续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信息来源：中国科学院《华国锋与杂交水稻》

2006年，袁隆平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去看了身体欠佳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不太愿见客，但得知来访的是袁隆平，他立马亲自将他迎进家里。2006年，此时二位老人都已70、80多岁，袁隆平年近80依旧不忘工作，农业之重重于泰山，袁隆平不敢有片刻懈怠，但他今天要见一个人，一个对杂交水稻的推广有着至关重要的人，华国锋。华国锋早已离休多年，寻常喜欢种些花果蔬菜，每日修剪打理，长得多了就给邻居们分些，除了每年固定的两次看望毛主席，几乎很少出门，也很少接受别人的打扰。可当他知道要见他的人是一个小他九岁的老朋友时，他却开心的让人把他请进来，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华国锋握住袁隆平的手，两人的皮肤都已经褶皱，他们都有些老了，可对杂交水稻的记忆依旧历久弥新。“袁隆平同志，你过来，你站到台上来，你给大家讲讲你们杂交水稻的成绩，这是农学交流会嘛，你给大家讲讲你的农学经验。”每每想起当初华国锋邀请人微言轻的袁隆平到台上讲述杂交水稻，袁隆平的心里都不由得感动，杂交水稻的成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某个人的成果，但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的那一次仗义执言却让袁隆平铭记终生。1970年，这是杂交水稻的关键时期，湖南是个农业大省，对农业的重视非比寻常，什么都可以被影响，但是农业不可以被影响，全国各地的农业都出现了不小的成果，杂交水稻也是如此，袁隆平对此很有把握，他对杂交水稻有很强的信心。但袁隆平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失败也会影响他们的心态，尤其是对水稻的选种几乎是大海捞针，从无穷无尽的野生水稻中选择最适合生长的品种。此前袁隆平已经针对杂交水稻汇总很完备的数据，引起了很多重要领导的关注，可困扰袁隆平的是，三系配套问题他们始终搞不懂，再加上此前浪费了一些时间，大家都对杂交水稻能否得到大家都是认可没有把握。有些杂交水稻的不育率始终达不到实验预计的结果，这对他们来说是成功的重要阻碍，不能说大家对杂交水稻不下功夫，但大家都有点茫然，就在这时候，华国锋农学会的邀请让他们重新找到了自信。袁隆平等人真切感受到了湖南是一直支持他们的，台下众多学者的掌声是认可他们的，明确了未来，袁隆平等人更坚定，一定要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当然在袁隆平埋头钻研的时候，华国锋也同步对它推广，为什么研究水稻的人那么多，大家出现的成果也各不一样，就是因为袁隆平的论文具有指导性，具有开创性，同时华国锋支持其他省份对袁隆平的水稻品种进行新一轮的研究，把试验田从湖南，搬到了更多的省份。不少单位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把杂交水稻开枝散叶，寻找问题，汇总问题，跟袁隆平等人一起解决问题，结束了袁隆平单打独斗的场面。等到实验室里的问题解决后，就是育种问题，倘若此前是各大实验室之间的沟通，接下来就是进入到真正的稻田里面大规模种植，几百几千亩的土地，到几万亩的土地，一次性投入这么多，出现差错受累的都是老百姓，华国锋在这次又做出了拍板性的作用。让水稻真正扩展到老百姓的农田里，可以说没有华国锋的这一次果断，袁隆平的水稻真正在各省份试种可能要延后一些。幸运的是，杂交水稻的大规模试种圆满成功，引得无数人关注，甚至多年后外国学者也来到中国对杂交水稻学习，真正把解决粮食的方案输出到全世界。2006年的他们回首这件事，脸上满是开心和喜悦，华国锋对杂交水稻初期的支持，袁隆平对杂交水稻初期的研究见证了两人的友谊。信息来源：新湖南——讲述丨1978年我为袁隆平当责任编辑

2006年，袁隆平在北京出差时，得知华国锋身体不好，于是专门抽出时间去探望，当时华国锋身体不适，并不太想见客，但得知是袁隆平来了，他立马吩咐家人将他迎进家里。“杂交水稻有今日的辉煌，华老起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这话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的，一位是名满天下的科学家，天天和泥巴、稻穗打交道，一位是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日理万机，谁能想到，这两人能有近四十年的深厚交情？他们的故事，还得从一粒不起眼的稻种说起，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张平化调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也几乎同时到了湖南，当上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具体管农业。转眼到了1966年，袁隆平还在湖南安江农校埋头搞水稻育种，他把多年的实践琢磨成一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发表在了《科学通报》上。这篇论文看着普通，水花却不小，要知道，水稻雄性不育这个问题，当时不光中国，全世界都没几个人研究，袁隆平的观点，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熊衍衡不敢耽搁，赶紧把论文报给局长赵石英，赵石英看了也是激动，这研究要是成了，中国人的饭碗问题就能上个大台阶。于是，他立即向时任国家科委党委书记的聂荣臻元帅请示。聂帅站得高看得远，对这项战略意义重大的研究点了头，就这样，国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一合计，专门针对袁隆平研究的扶持政策很快到位，杂交水稻科研小组也顺理成章地成立了，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正式开始了。就在袁隆平团队开始摸索的时候，一个关键的支持者出现了，他就是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的华国锋，到了1970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初见成果。华国锋嗅觉灵敏，意识到这研究非同小可，特意安排袁隆平参加在常德召开的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会上，华国锋更是点名让袁隆平上台，给大伙儿详细说说杂交水稻的进展。会开完后，华国锋特地找到袁隆平，挺亲切地跟他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你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把它搞成功。”这话的分量，给袁隆平打足了气。后来的华国锋，不单是袁隆平科研路上的坚定后盾，也成了他人生中的挚友，多次出面帮他解决困难。197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了。之后的几年，袁隆平团队取得了许多新成就，华国锋也申请，中央财政拿出15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杂交水稻的推广，其中120万给湖南，算是调出种子的经济补偿。这150万在当时绝对是笔“巨款”，对于当时可能正为经费发愁的袁隆平团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让他们有钱做更多更深的实验。岁月流转，情谊不减，2006年，华国锋已经85岁高龄，身体大不如前，不怎么见外人了，袁隆平到北京出差，说想去探望探望，一听是袁隆平来了，华国锋立刻让家里人请进来。见到老朋友，病中的华国锋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身体虽然虚弱，他还是强打精神，兴致勃勃地跟袁隆平讨论起杂交水稻的技术问题。袁隆平在其口述自传中，也多次饱含深情地回忆起华国锋对杂交水稻事业的巨大帮助，他始终认为：“杂交水稻有今日的辉煌，华老起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这段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看来在国家重大科技攻关的道路上，不仅仅需要科研人员的执着探索，更需要国家层面的鼎力支持。

华国锋的8大贡献，不该被遗忘：第一：粉碎四人帮1976年那“四人”权力极大，如果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对方强有力的反抗，甚至会威胁到北京的安全，为了顺利并秘密解决，华国锋多次找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商量，最后决定采用“隔离审查”的办法。实际上，华国锋在处理这件事上难度很大，主要是他在四人帮眼里是不起眼的存在，而且对老一辈革命家来说，华国锋资历确实很浅。即便如此，华国锋还是硬着头皮下定了决心。多年来，关于这件事讨论很大，很多历史学家很确定，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的正是华国锋，根据张根生《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以及吴德《十年风雨纪事》等资料记载，这次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正是华国锋，说华国锋“起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贡献极大。第二：大力发展农业华国锋是山西人，1954年走入毛主席视野时，也不过是个县委书记，他可以在此后几年内步步高升，除了毛主席的慧眼识才，和他自己的才能也是分不开的。华国锋1949年被调入湖南后，就开始大力发展农业，湘潭县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但农业发展滞后，甚至有人吃不饱饭。华国锋以身作则，深入农村，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一起做调查，然后上报省委。正巧他的报告被毛主席回乡视察时看到。毛主席认为华国锋，憨厚老实，诚实稳重，便破例接见他，并让他列席七届六中全会。此后华国锋名气大增，在湖南大搞农业，积极支持袁隆平等青年科学家的实验等，获得了很大成效，70年代初，经过毛主席命令，华国锋被调入国务院协助周恩来工作。第三：组织抗震救灾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在众多副总理人选中，毛主席选择让华国锋担任代总理，不久又让他担任国务院总理，看得出毛主席对华国锋的信任。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那时毛主席已经病情严重，依然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做好灾难处理工作。华国锋顶着压力，亲自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甚至多次亲自去唐山慰问灾后群众。有人认为，正是华国锋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让整个救灾工作迅速进行，当时他的出现，对民心起到了非常稳固的作用。第四：保留毛主席遗体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华国锋当时已经是毛主席公开任命的接班人，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召开会议，讨论该怎么处理毛主席的后事，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正常举行葬礼（包括遗体火化），但华国锋深深思考后，提出了“能不能像列宁的遗体那样永久保存下来”？这样的设想提出后，随后召见了中国科学院的医生，确定了方案。华国锋认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功绩和精神不仅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应该永远保存下来，即便这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遗愿（生前在火化倡议书上签过字），但华国锋还是拍板要保存。第五：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永久保存方案确定后，华国锋又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那就是要求在一年内，建立一个毛主席纪念堂，把毛主席的遗体放进去，让后人瞻仰。从最开始的选址问题上，还有设计问题上，华国锋基本上都是亲自过问和监督。从1976年毛主席逝世，到1977年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拔地而起，并且以高质量和高水准完成。在1977年9月，毛主席的遗体被按时放入水晶棺，送入纪念堂。从第一次对外开放，到现在，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的中外游客数不胜数，从这方面来说，华国锋的确是大贡献。第六：大力开始复查华国锋同志还有个贡献，那就是在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后，大力清除政治上的隐患，最重要的是，他在很多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上也得到了积极作用，让很多有能力的人再一次出来做贡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七：请邓小平出山在1976年下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宣布了三条，都事关邓小平，他说，第一就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还要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第三，为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看得出来，华国锋对邓小平的信任。第八：发展经济在当时那个刚刚结束混乱的情况下，他还做了很多在经济建设上的努力。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他还发挥自己的老本行，十分注重中国发展农业和工业。他说，我国经济要发展，就不能固步自封，关门搞自己那一套，要多出去走走看看。1977年到1988年，华国锋派了很多人出国考察，主要就是考察经济，他自己也多次出国考察，这为后来邓小平大力搞经济打下了基础。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是华国锋真正掌握实权的一段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零三个月，但不可否认，华国锋执掌期间，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做的巨大努力，确保了接下来历史的转折。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