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对越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遗体被摆放在路边，等待军工们的登记，负责火化的
80年代，对越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遗体被摆放在路边，等待军工们的登记，负责火化的战士们表示：“整理完烈士们的遗体，两天从吃不下饭，甚至不敢上厕所”那年春天，天气回暖，可前线的空气却凝滞得像停了一口气，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来。老战士李成义提起那段记忆时，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不是一个感性的人，可说起整理烈士遗体的那几天，他的眼圈还是红了。他说：“说不怕是假的，但更怕的是……看着那些兄弟，年轻、完整地走上去，回来却……你连完整的名字都叫不出口。”那是在1984年“两山轮战”期间，执行任务的是139师416团。那时候，很多前线战士自愿领取82-1式手榴弹，那是一种爆炸延迟极短的手榴弹。用途，大家心里都明白——敌人逼太近，不想被俘、不想落入敌手，那是最后的选择。这种弹有个让人心口发紧的名字：光荣弹。你很难想象，年轻战士在衣袖和裤腿上贴着写好自己名字的胶带，贴的时候安静极了，就像在准备一张随时可能启用的“回家路标”。他们怕牺牲后身体不完整，战友们认不出来，就用这种办法留个名。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让人心酸。顾金海就是那批上阵的年轻战士之一。那天凌晨突击的时候，敌人火力压得很猛，顾金海所在的小组一度冲到最前，敌方火炮精准覆盖了他们的阵地。等到后方清理战场时，他已经牺牲了，遗体不完整，只靠那条带着名字的胶布辨认出来。他当时年仅21岁。负责把他们抬回来的，是一支军工队伍。说是“军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运输弹药，修路搭桥，但其实，他们做得远不止这些。他们送过水、送过粮、送过伤员，也送过烈士——那种送是“抬”。你没法坐等遗体被送来，他们得一个个冲上去把人背回来、抬回来，有时一抬就是几个小时。抬回来的不是一个“人”的模样，而是一堆肉体模糊的碎片。有人头部中弹，有人腹部被炸开，有人四肢已经分离。即使戴着口罩、穿着防护，也挡不住那股气味直冲鼻腔，有战士忍不住当场呕吐，也有人什么都没说，回到驻地就自己坐角落发呆。“你不敢想象，刚刚跟你说话的战友，可能下一刻就被放在路边等你去做登记。”老军工赵林这样说。他亲手登记了300多具烈士遗体，有的甚至找不全，只能记下“遗体不完整，疑似为某部某连某人”。一边写，一边心里想着：“别是我认识的，别是我昨晚还一起吃饭的。”火化那些遗体的是另一批战士。没人教他们该怎么做，也没人能真的“习惯”那种工作。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搭起简易火化架，烈士遗体被一具一具抬上去，用木柴点燃。两个战士轮流守着火，有人崩溃过，也有人默默坚持。王建军就是负责火化的一员。他说：“我们用了厚军被包住遗体，再慢慢放上去，怕不庄重，也怕烫了自己。但真正怕的，不是这些，是看到那些脸，哪怕烧到一半，眼神还在。那种感觉你忘不了。”他有次烧完一批烈士后，回到驻地两天吃不下饭。他说不是恶心，是心里难受。“有时候连厕所都不敢去，害怕一个人坐那静下来，脑子里全是他们的脸。”在那场“兰剑B行动”中，顾金海所在连队牺牲了12人，而这是一个加强连的总人数三分之一。那一战后，部队政委说：“你们是去杀敌的，不是去送死。”可现实中，他们却不得不一个个背着“光荣弹”、带着名字的胶布走上前。他们真的没想死。没有谁是为了牺牲而去的，但他们早就知道可能回不来，所以他们提前安排了“回家”的方式。有人把家信放在胸口，有人在背包夹层放了照片，还有人拜托战友，如果自己不幸，替他照顾年迈的母亲。你说他们不怕死？那是假的。顾金海在出发前夜给家里写了封信，信里写得最重的一句是：“妈，如果我回不来，就当我从来没去过。”写完他把信叠了三层，塞进了战士常用的笔记本后面，一直没寄出去。信是后来由火化前负责清理物品的战士找到的。而那封信，现在在他的老家纪念馆里。信纸已经泛黄，字迹很规整，一个字一个字都写得很清楚。那年他才21岁，刚学会抽烟，还没谈过恋爱，第一次出省就是上前线。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军人的样子：不吵不闹，默默上前线，默默埋在山里。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完整，有的只靠衣角上那一小条胶布辨认。我听很多人说战争离我们很远，可那些烈士离我们很近。他们没有雕像，也没有大片描述，有的只是一张老照片和一段只字片语的记载。可就是他们，用命守住了边境，用血写下了那一页你不会在教科书上细读的历史。今天我们能平静坐在这里说这些话，就是因为曾有人在边境线那头，不怕死地顶了上去。所以我说，讲这些事，不是为了煽情，也不是为了反复渲染残酷，而是为了让人记得——那场战争真实存在过，那些人真实牺牲过。他们没求什么，只希望我们别忘。战争过去了快四十年，有些墓碑连字都模糊了。可他们当年留下的那点点滴滴，像骨头上的刻痕，哪怕时间再久，也磨不掉。他们不是数字，不是统计表上的“战损”。他们是曾经活生生的人，是你、我这样的青年，只是被时代选中，提前走完了人生。愿他们安息。我们记得，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