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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成功进入太空。科技人员迅速赶到钱学森老先生的家中，将这一喜讯告知他。然而，钱老的第一句话却是：“王永志，还在吗？”科技人员回答道：“在的，在的，他一直在基地专心守候着。”听到这个答复后，钱老放心地点了点头。钱学森和王永志，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两座丰碑。钱学森1930年代赴美深造，在加州理工学院成为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翘楚。1955年，他放弃美国优渥生活，冲破重重阻碍回国，只为让中国火箭翱翔蓝天。回国后，他主持导弹和火箭研发，奠定了中国航天理论基础，被尊为“中国航天之父”。他的眼光总能看到未来，规划了中国航天从零到一的每一步。王永志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后，他进入国防科技领域，成为钱学森的得力助手。1960年代，钱学森慧眼识才，推荐王永志参与导弹总体设计。1978年，钱学森再次力荐他担任第二代战略火箭总设计师。1992年，王永志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肩负起神舟飞船项目的重任。他的风格务实，喜欢钻研细节，面对技术难题从不退缩。两人的合作始于中国航天事业的草创期。钱学森负责战略规划，制定技术路线；王永志则扎根一线，将理论变为现实。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师生，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钱学森信任王永志的执行力，王永志敬仰钱学森的科学精神。几十年的默契，让他们在航天征程中无往不利。1992年，中国启动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工程”。钱学森虽已年过八旬，仍以顾问身份参与，多次与王永志探讨技术细节。王永志作为总设计师，带领团队攻克无数难关。神舟五号项目涉及飞船设计、运载火箭优化、航天员训练等多个领域，每一步都充满挑战。运载火箭是神舟五号的核心。长征二号F火箭需要将飞船送入精确轨道，同时保证航天员安全。早期设计中，燃料箱容量是个难题。传统方案主张增大燃料箱以提升推力，但王永志通过反复计算发现，这会增加火箭重量，降低效率。他提出减小燃料箱、优化燃料配比的方案，思路大胆却不被所有人接受。钱学森审阅数据后，力挺王永志，组织专家论证，最终促成方案实施。试验结果证明，这一优化减轻了火箭重量，提高了发射精度，为神舟五号的成功打下基础。飞船返回系统同样关键。返回舱需在高速再入大气层时保持稳定，并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精准着陆。王永志团队设计的升力控制技术，确保返回舱穿越“黑障区”并安全降落。钱学森对这一系统格外重视，多次询问进展，强调安全第一。2003年10月16日，返回舱在距离预定着陆点仅4.8公里的位置顺利着陆，验证了技术的可靠性。航天员选拔与训练是另一大重点。杨利伟1998年加入航天员大队，经历了失重训练、生存训练等严苛考核。他在发射前的表现沉稳，展现了过硬的心理素质。钱学森特别叮嘱团队，确保航天员生命安全。杨利伟在太空飞行21小时23分钟，完成14圈绕地飞行，展示了五星红旗和联合国旗，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决心。神舟五号的成功，离不开团队协作。钱学森的战略指导、王永志的技术突破、杨利伟的出色执行，共同铸就了这一历史时刻。2003年10月15日，当飞船成功入轨，钱学森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询问王永志的情况。这不仅是因为两人几十年的情谊，更是因为他深知王永志在项目中的核心作用。王永志在发射当天全程守在酒泉基地，盯着每一个数据，直到确认飞船安全才松口气。神舟五号的成功，是中国航天的新起点。2005年，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飞行；2008年，神舟七号完成首次太空行走；2011年，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成功对接，标志着中国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这些成就都源于神舟五号的技术积累。钱学森和王永志的贡献，贯穿了整个过程。钱学森的询问，体现了航天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个人荣誉永远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科研人员。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离去让全国哀痛，但他的精神激励着航天事业向前。2011年，王永志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始终低调，晚年仍指导年轻科研人员。2023年，他在回忆与钱学森的合作时说：“钱老教我，对科学要严谨，对国家要负责。”如今，中国航天突飞猛进。天宫空间站建成，嫦娥探月、北斗导航接连成功。2024年，杨利伟因历史性贡献获“钱学森最高成就奖”。他强调，载人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荣誉属于所有航天人。这正是钱学森和王永志精神的延续。

2003年，钱学森得知“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杨利伟，而是问了句：“王永志还在吗？”那可是2003年的10月15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长征二号F火箭如一把蓄势待发的利剑，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和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随着点火指令的下达，地动山摇，烈焰升腾，飞船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刺破苍穹。消息传来，神州大地一片欢腾，杨利伟的名字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了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然而，就在这举国同庆的时刻，远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榻上，92岁高龄的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在工作人员向他报喜时，眼神中掠过一丝欣慰，随即却轻声问了那句：“王永志还在吗？”这句问话，并非不关心杨利伟，而是钱老太清楚，一场如此重大的航天发射，成功的喜悦背后，作为工程总设计师的王永志，他的神经该紧绷到了何种程度。发射成功，意味着王永志肩上那座无形的大山，终于可以稍稍卸下一点了。钱老问的“还在吗”，更多的是关心这位呕心沥血的“大总管”，身体和精神是否还能撑得住。这位让钱老在关键时刻惦念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辽宁昌图县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那年头，东北还是日军铁蹄下的伪满洲国，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但他从小就透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硬是靠着对知识的渴望，从村里的小学一路考进了沈阳的重点中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飞机时不时在边境呼啸而过，这刺激了少年王永志，他立志要搞航空，保家卫国。1952年，他如愿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又被国家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深造，让他从飞机设计转向了更为尖端的火箭导弹技术。1961年，王永志学成归国，正值中国航天事业的草创时期，他被分配到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这里，他有幸直接聆听钱老的教诲。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在发射前夕遇到难题：戈壁滩的高温导致推进剂受热膨胀，燃料加不满，射程眼看就要不够。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多加点燃料，偏偏是当时军衔最低、资历尚浅的王永志，经过精密计算，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方案，卸掉600公斤推进剂！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鼓足勇气，直接向技术总负责人钱学森汇报。钱老听完，仔细思索后，力排众议，拍板：“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结果，导弹三发三中，王永志一战成名，也赢得了钱老的信任和赏识。这份知遇之恩，王永志铭记在心。此后，王永志在中国航天领域一路披荆斩棘。1986年，他出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面对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机遇，他力主研制“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并立下军令状，要在18个月内完成研制。这在当时被许多外国同行认为是“疯了”。但王永志带领团队，日夜攻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奇迹。到了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工程”。已届花甲之年的王永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实现天地往返；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这个规划，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图。神舟五号的发射，正是这“三步走”战略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从方案论证到技术攻关，从飞船设计到火箭匹配，再到发射场的各项准备，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发射前夜，他几乎彻夜未眠，反复检查每一个细节；发射时，他坐镇指挥中心，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份重压，钱老感同身受。所以，当成功的消息传来，钱老首先想到的是这位为之付出无数心血的“总指挥”，他的身体是否安好，那根紧绷到极致的弦是否能稍稍放松。王永志院士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主要干了三件事：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进入太空。这三件事，件件惊天动地，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不像杨利伟那样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众欢呼，但他和无数默默奉献的航天人一样，是托举起中华飞天梦想的坚实臂膀。信息来源：新华社《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丨王永志：永志不忘强国梦》中国科协之声《王永志院士：一生干了3件事，3件事干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