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柳传志于上海诞生。多年后，他成就非凡，美国《商业周刊》将其称为“红色银勺的传承者”。

言之不虚。

柳传志的家世深厚，江苏镇江人士，祖父曾为钱庄经理，一家门庭兴旺。父亲柳谷书得以受教育，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后在上海中国银行谋得一席之地。

柳谷书于1947年参与革命，1949年后，作为金融界稀缺的专业人才，被调至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成为重要人物。

柳传志的母亲则出生于镇江一个富裕家庭，外祖父为财政大员孙传芳。

从血脉上看，柳传志与财富的缘分早已注定。

他曾撰文回忆：“从父亲身上学到正直、求实、诚信；在母亲身上学到善良。”

初中时，母亲在中国银行任职，开始为他借阅课外书籍。后来，母亲调至贸促会图书馆，有意为他挑选书籍，一拿回来就是数十本。

而在同龄人尚未涉猎的年纪，《青春之歌》已被柳传志远远抛在身后，他广泛阅读中外历史及文学名著。

母亲更是在儿时便培养了柳传志的演讲技巧。或许是因为她在抗战时期亲历了宣传的重要性。约在1952年前后，她就鼓励儿子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培养其演讲能力，“你应该有讲话的能力。”

多年后，柳传志深刻体会到，善于演讲，便能言传身教，振奋员工，有助于团队凝聚。

因此，善于言辞表达极为关键。

柳传志永远铭记父亲留下的话语：“知识和信誉是人生中两样永远不会失去的财富。”

1984年，63岁高龄的柳谷书创立了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成为新中国首批获得002号律师执照的律师之一。之后，他又创办柳沈专利事务所，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拓展国际市场的先驱者。

柳传志后来创建的香港联想公司，可以说是借鉴了父亲的智慧，一举成名。

柳谷书于2003年离世，媒体将他誉为民智的启蒙者，真正的爱国者。逾400名各界名流前往八宝山为其送行，以表达对他的敬意。

在少年时期，柳传志性格较为冲动，曾经与人打斗时手持铁锹。

高中毕业时，他被选拔成为飞行员，成为全校唯一入选者。然而，在政治审查中，因其舅舅被视为“右派”，他遗憾地被淘汰。

这对柳传志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然而，第二天，他的父亲为他寻得一线希望：西安有一所军校仍在招收新生。

于是，柳传志踏上了西安的征程。

尽管未能成为飞行员，但在失去的同时，他也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妻子——龚国兴。

他就读的学府是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曾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这所学校的历史源远流长，起源于1931年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1958年迁址至西安，以“西军电”之名声名远扬。而在1988年，它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龚国兴在学业上成绩优秀，许多同学都仰慕她。在毕业设计期间，柳传志写了他们之间的第一封情书：“别人不行，咱们来试试。”、“如果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就在胸口别一枚毛主席像章。”

然而，第二天，在排队打饭时，龚国兴没有佩戴像章，这让柳传志感到沮丧。但在洗碗时，龚国兴却传了一张纸条给他，表明认真对待恋爱事宜不应该只靠像章来表示。

没有明确的拒绝，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有了希望。

1966年，大学毕业后，他们一同被分配至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进行实习研究。

1968年，根据中央的通知，要求1966年和1967年的大专毕业生先在农场进行农民和工人的锻炼。于是，柳传志和龚国兴被一同分配到了珠海白藤农场进行劳动锻炼。1979年，他们结为夫妻。

一生中，他们彼此相爱相伴。

2015年6月29日，联想控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在敲钟的现场，一位女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您是联想员工吗？

答：是的。

问：您何时加入联想？

答：1986年。

问：您持有股份吗？您现在的心情如何？

答：柳传志是我的丈夫。

这位平凡的女士正是龚国兴。

从这一点来看，柳传志可以说是个充满深情的人。他并非像一些成功人士一样，成名后便沉迷于名利，与明星交往或娶女秘书。

　在“文革”时期，“西军电”一分为二，内部冲突激烈，造成了严重的纷争。

柳传志最初加入了“造反派”阵营，但随后意识到不妙，觉醒了，便退出了这一阵营，选择了“逍遥派”，将心思放在了感情上。

对于那段经历，他事后深思道：“个人的体验让我有了几点感悟，第一，无政府主义是多么可怕。第二，个人崇拜，外人或许觉得荒诞，但当事人却深陷其中。我们当时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这成了每日必须要做的事情。第三，人性有善有恶，而每个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

这三点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价值观，也影响了他后来创建的联想公司：注重忠诚、分工明确、懂得留人才。

“西军电”以培养原子弹和导弹专业人才而著称。柳传志由于出身不佳，自然无法进入这一专业，只好选择学习雷达。他表现积极，成为了小组长，但入党时却遇到了困难，一些来自农村的同学认为他缺乏对工农的感情。

“1961年我进入了军事学院，那时我17岁，积极要求入党，但却始终未能如愿。当时有一位劳动模范，名叫掏粪工人时传祥，因为他的卓越表现，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于是，我回到北京后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掏大粪，整整一个星期。当时并不是为了表现，我真的觉得我是不是缺乏对工农的感情，在那时我真的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思想，解决我缺乏对工农感情的问题，于是我就去掏粪了。”

入党成为了柳传志心头的一根刺。

岁月如梭，三十年过去了。

1997年，张贤亮出版了《小说中国》，这本书讨论了三农问题和私有制。柳传志看过后，与张贤亮在北京共进晚餐。随后，他特意前往银川拜访了张贤亮。

其实，他们之间并不十分熟悉。

在张贤亮的印象中，柳传志只和他讨论过一个重要问题：是否应该加入党。

“当然应该！”张贤亮说，“只有加入党才有发言权，才能有所作为。”

柳传志听从了建议，入党后连续当选为九届、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地位不断提升。

果然，读书人深谙命运的轨迹。“我在少年时读过整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基本上是倒背如流，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三国演义》里最令我感伤的人物是诸葛亮，博学多才，却最终以凄凉的结局收场，让人深感唏嘘。”

他拒绝了成为一个才华横溢却志向未遂的人。

　1970年，柳传志夫妇回到京城，被分派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1974年，柳传志被派往科学院天津干校进行劳动，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倪光南。

倪光南，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无线电系，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

他是一位充满创造力的技术人才。在1964年，作为外部设备插件组长，他参与了119机研制项目并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的奖项。此后，他参与了717机显示器及显示组“SK-1光笔图形显示器”的研发工作。1974年，他参加了748工程会议，并提议成立六室输入组，开始了汉字处理研究。

说实话，虽然柳传志在科研院所工作，但他的水平相对一般，与倪光南相比可谓天壤之别。然而，他们却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柳传志的表达能力让倪光南感到钦佩，他能够生动地讲述电影《基督山恩仇记》，听众如沐春风，如痴如醉。

而倪光南的记忆力同样令柳传志赞叹不已。有一次，柳传志假装不熟悉某个方程式，倪光南拿起笔，便信手写了出来。

这段缘分后来成就了联想，也改变了联想的命运，其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最初，柳传志夫妇共同居住在中科院的集体宿舍里。两年后，他们终于有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间。

那时候，柳传志每个月的工资只有80元，他最大的愿望是老了之后能够买一辆三轮车，载着妻子到处游历。

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所兴建了一排自行车棚。大家将自行车棚改造成一排排的新宿舍，每个方格间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居所。

柳传志和龚国兴育有一子一女，长子柳林，低调而不善言辞，略去不表。而小女儿值得更多的一提，她就是滴滴总裁柳青。

1978年，柳青出生后，柳传志为了在门口违章搭建一个厨房，找来了一些同事帮忙。他们从计算所院里的料厂“借”来水泥，还推着板车到外面挖沙子。

这些帮忙的同事包括马文豹和李勤，后来成为联想的11位元老之中的两位。

在一起做过偷工减料的兄弟，才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1984年，被后来的经济史学者誉为“中国企业元年”。

在那一年，王石利用贩卖玉米所赚来的第一桶金，在深圳创办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李经纬则在广东三水创建了“东方魔水”健力宝，声名远播至洛杉矶奥运会；而张瑞敏则执掌着濒临倒闭的小厂，青岛日用电器厂。

而柳传志，当时已是中科院人事局领导干部处的副处级干部。然而，他始终感到不满。在中科院，许多获得专利的成果都被束之高阁，无法转化为一毛钱的利润。

与此同时，中关村已然涌现出一大批公司，许多中科院计算所的人都开始兼职，帮助人们验收机器，一天的收入甚至能够媲美一个月的奖金。

这种情况对于正常的科研工作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柳传志无法坐视不理，他决心要有所作为。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告诉他，院里需要削减事业经费，未来五年内将归零，成败不一，目前都说不清楚，因此他们决定先试水一支军队，让柳传志等人先去尝试，如果行不通再接回来。如果这条路能够成功，那么将来科研所也就不会陷入困境。

40岁的柳传志因此“下海”了。“突然之间来了这样的机会，我特别渴望做点事情。其他科研所的总经理们回顾过去时，总是喜欢说他们在科研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而是被领导强迫改行。但我不是，我是自己主动选择改行。”

1984年11月，柳传志和其他11位同事在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即联想的前身）。

曾茂朝为他们提供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并承诺可以使用所里的技术成果，也可以使用计算所的办公室、电话以及所有资源等。

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干得出色，争取将这个公司发展成年产值200万的大企业。

　联想的征程始于代理销售IBM、AST、惠普等品牌电脑，虽然起初只是小打小闹，但却积累了一笔资金。

1986年7月，柳传志决定在计算机西文汉化的方向上寻找突破，邀请老朋友倪光南加盟。

倪光南，文革结束后曾赴加拿大访学和研究，回国后创造了计算机汉字系统，即后来的汉卡。

倪光南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不当官，二不接受记者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柳传志全部答应，并承诺：“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最早的联想汉卡成本不到2000元，售价是4000多元，其中销量最大的七型汉卡，成本是1260元，售价则是每块2500元。“公司引入汉卡技术后，迅速产生经济效益，上下都很振奋。”

因为汉卡，联想迈入亿元利税大户。

柳传志和倪光南这对拍档堪称珠联璧合，可惜历史走到了1994年，然后联想向左，南方的华为向右。

柳倪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联想从此面临华为这座大山。

柳传志倒是自我定位很清晰：“很多人老拿我跟任正非比，我特别佩服任正非，他敢往上（技术）走，我不行，我做不到；人的性格不同，我真的做不了这样的事。我是走了100米，大家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完了，咱们再看好路，再爬100米。如果损失，最多只能损失1/5，其他部分不能受损失。这种求稳的做法，就是适合我的性格，适合此刻在中国的环境。”

小仲马写完《茶花女》，很得意，打电话给大仲马，问：“父亲最近有什么杰作？”

大仲马说：“我的杰作就是你。”

这是姜还是老的辣。

据说柳传志很喜欢这段逸闻趣事。受其启发，开始挑选接班人。

创业之初，柳传志在联想内部反复强调：“联想从现在开始不仅要大量招聘年轻人，而且要大胆提拔年轻人，提拔错了不是错，但是不提拔、不培养是大错。”

于是，1988年到1990年前后，杨元庆、郭为、孙宏斌先后成为了联想的“娃娃官”。

时间这个东西真是神奇。

当年孙宏斌、郭为、杨元庆穿着蹩脚的西装坐在最后一排，伸着脖子听柳传志做报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转眼间，他们锐利的目光已变得平静，从孩子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少帅”了。

按专业和能力看，孙最强，郭次之，杨最弱；而按忠诚度来看，杨最强，郭次之，孙最差。

结果是，孙宏斌第一个出局。

关于柳传志和孙宏斌的恩怨足以写一本书，只能说这两个都是狠人，一个对别人狠，一个对自己狠。

孙宏斌是一个能力超强的家伙。在体制内感到无聊后，加入了联想，负责组建企业部，短时间内开了百多家分公司，建设了一个密集的线下网络。

柳传志对他自然是青睐有加。

孙宏斌是山西人，口音重，柳传志就强令他每天当众讲一个故事，帮其

纠正发音。一时间情同父子。

但孙宏斌有三种情结，“第一是老大的情结、第二是救世主情结、第三是寻求聚光灯照耀的情结。”

他执掌的联想企业部，居然出版《联想企业报》，还制定了企业部的章程。这就是明显的分庭抗礼。

1992年，因为一连串事件（主要是孙宏斌遇上了一群猪队友），柳传志对孙宏斌彻底失去信任，当听说孙的部下要转移公司资产时，迅疾报警，孙遂入狱。

5年后，孙宏斌出狱，与柳传志把酒言和。“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一个关键时刻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他自称已经放下，“因为你自己想不开，别人早晚能看出来。……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戏了。但如果你把这件事划得开的话，有什么事还能划不开呢？”

但孙宏斌到底心结难解，“是他点燃了联想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是他促使柳传志改变了联想的管理风格，是他的牺牲成就了联想的权力转移。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给予柳传志的远远超过他从柳传志那里得到的。如果说今天的柳传志是一个巨大光环，那么他就是那个无意中点燃光焰的顽童。”（引自迟宇宙著《联想局》）

2003年10月，事隔十三年半后，孙宏斌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改判无罪。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句充满力量的口号出自郭为。

郭为比杨元庆早一年加入联想，12年间历经11个不同的岗位。

孙宏斌离开后，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赵令欢被誉为联想的“五大少帅”，但明眼人都知道，实际上是杨元庆与郭为之间的PK。

“一山不容二虎”，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杨元庆和郭为，两个实力雄厚的领导人，难免在暗中斗争。

原联想集团CFO马雪征（刚去世不久，是柳传志最信赖的女高管，擅长资本运作及国际化，为总设计师做过翻译）曾对媒体说：“到了1999年底2000年初的时候，大家的业务都蓬勃发展，蓬勃之后接壤就多了……”

说得很委婉。

接壤就会引发摩擦。

柳传志最终找到了一个妥协的方式：分拆联想。分拆后的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分别由杨元庆和郭为来领导。

2000年春天，柳传志将分拆联想的任务交给了朱立南。

朱立南后来回忆说：“其实很早就开始谈，谈的不是分拆，而是如何解决内部业务冲突。冲突当时已经相当激烈，因为同一个企业，既要做自己的产品，又要代理其他产品，两个不同的业务部门，都有自己的渠道，分销和代理各自为政，都打着联想的旗号争夺客户，人员之间也会发生一些冲突。”

2001年6月1日，神州数码在香港上市，郭为担任总裁。

神州数码的官网曾这样描述这段历史：“2000年4月，原联想集团进行了战略拆分，神州数码正式成立，由原联想科技、联想集成和联想网络整合而成，媒体评价称‘柳传志将联想的未来交给了郭为领导的神州数码’。”

然而，2005年5月1日，杨元庆正式接替柳传志成为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自此，联想只有一位“储君”。

2016年年底，在亚布力论坛上，郭广昌追问郭为，请他直面回应联想分家事件。

郭广昌：你和杨元庆都是柳总选定的，各自负责一块业务，你觉得当时柳总这样分家公平吗？你们之间是如何学习、竞争的？

郭为：我是1988年加入公司的，柳总比我大19岁，一开始他就把培养年轻人放在首位，孙宏斌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着急了。我记得海尔的张瑞敏曾说过一句话，跑马不相马。作为联想事业的接班人，只能有一个第一，没有第二。

郭广昌：你现在这么想，还是以前就是这样想的？

郭为：2001年分拆时我就是这样想的，分拆

之前也是，我甚至想和杨元庆PK一把。当时柳总问我，杨元庆做总经理，你愿意做副总经理吗？我说，第一，当然愿意，第二，为什么不是我？

郭广昌：如果当初选择了你，结果会好还是差？

郭为：这是个假设，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是不能互换的。

　从此，联想的历史上出现了两个最大的假设：一个是如果当初联想选择了倪光南，另一个是如果当初柳传志选择了郭为。

这两个假设如同联想头上的一道魔咒。

2016年春节刚过，资深媒体人迟宇宙炮轰杨元庆，认为他难堪重任，对联想深陷困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领取了数以亿元计的薪酬。

接着，联想官方进行了反击。

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联想就这样成为了焦点。

唏嘘之余，作为PC时代的霸主和中国IT产业的旗帜，在2010年后，联想的存在感逐渐减弱，一次又一次地错失了机遇。以至于2009年退休的柳传志不得不再度出山，紧急扑灭大火。

如果柳传志当年选择了孙宏斌，今日的联想又会是何种光景呢？

孙宏斌，曾两次从零开始，创立了顺驰和融创；郭为则连续五年将神州数码带入世界500强；而杨元庆最擅长的是组织结构调整。自2000年以来，联想集团已经进行了十次组织结构的变革。

但假设永远只能是假设。

1994年，柳传志曾给杨元庆写了一封信：“我心目中的年轻领导核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一要有德。这个德包括了几部分内容：首先是要忠诚于联想的事业，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联想的利益。公开地讲，主要就是这一条。不公开地讲，还有一条就是能实心实意地对待前任的开拓者们——我认为这也应该属于‘德’的内容之一。在纯粹的商品社会，企业的创业者们把事业做大以后，交下班去应该得到一份从物质到精神的回报;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机制的不同则不一定能保证这一点。这就使得老一辈的人把权力抓得牢牢的，宁可耽误了事情也不愿意交班……”

在柳传志心中，天平从一开始就倾斜了。

　　2004年，正值联想成立20周年之际，联想品牌部邀请了迟宇宙（当时担任《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和凌志军（人民日报社记者）撰写两本书，分别是《联想局》和《联想风云》。

然而，尽管迟宇宙倾注了太多心血在《联想局》上，但柳传志并未完全认可。他认为文字流畅，却缺乏中心思想。他主张“以观点引导史实”，而迟宇宙却坚持“以史实引导观点”。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联想试图用一笔钱买断《联想局》，以永远阻止其出版，这激起了迟宇宙的愤怒，他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柳传志。

柳传志回信表示理解，并同意《联想局》可以使用联想档案，在凌志军的《联想风云》出版后再行出版。

在《联想风云》的结尾，凌志军充满浪漫地写道：“到了2008年，联想一定会比今天更加美好”，联想“将把英语作为‘新联想’的官方语言”。

而在《联想局》的结尾，迟宇宙充满忧患地写下：“在一个伟大而残酷的联想局中，柳传志、李勤以及联想，用一种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智慧赢得了20年的尊重。在这20年里，他们一次次布局，一次次破局，一次次收场，又一次次重新回到起点……他们曾努力模仿国外最优秀的管理智慧，但最终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有中国的智慧才能真正引领他们走向跨国公司的道路……因为联想是中国企业。这是他们的选择。”

如今回顾，是非曲直已昭然若揭。

在联想的内部，柳传志倡导着一种“发动机文化”，强调着最高管理层就如同一台巨大的发动机，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则是同步运转的小发动机。

然而，很快就有一批年轻一代站出来反驳，他们不想成为发动机，而是想成为U盘，装满了自己，可以插到任何地方。

这就是代沟。

内部的争论愈演愈烈，最终柳传志亲自出面回应，他表示年轻人有权选择当U盘，但也不应忘记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前辈们当发动机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情景是不是让人感到熟悉呢？

华为的内部社区也常常陷入吵闹之中，然后任正非会发一封总裁办的邮件，以一种淡然的姿态为争议画上句号。

因此，王石说任正非是“北非之狐”，他的手腕可与隆美尔相媲美。他平时不接受媒体采访（尽管今年有个例外），但不经意间就会流出一封总裁办的邮件截图，比任何公关手段都更为高明。

这一代人依然带有浓厚的父权气息。

2011年11月2日，柳传志第二次退休，杨元庆再次出任董事局主席，并兼任CEO。

柳传志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联想控股上。

2012年6月18日，柳传志辞去了联想控股总裁职务，而“五大少帅”之一的朱立南则接任总裁。

作为最早一批加入联想的年轻干部，朱立南和杨元庆同年于1989年进入联想。2000年的联想分拆使朱立南脱颖而出。

柳传志评价自己的三位得力干将时说：“朱立南是参谋长，杨元庆和郭为是大军区司令，在前线作战，而朱立南则在后方运筹帷幄。”

朱立南的做事风格相比杨元庆更为温和，相比郭为则更加坚韧。

联想控股采用母子公司的组织结构，业务布局包括核心资产运营、资产管理和“联想之星”孵化器投资三大板块，且三者之间将形成良性互动。

推动联想控股这个大盘子的战略执行，当然需要一个更为强有力的人来推动。

但2019年12月18日，联想控股宣布，柳传志卸任公司董事长，朱立南卸任总裁，而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宁旻则接任董事长。

这一步棋颇为值得深思。

也许是因为2018年5月的风波，柳传志内心的太平再次受到动摇。他绝不曾想到，联想竟会被贴上“卖国帽”的标签。这起事件源自两年前5G信道编码标准方案的投票。

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柳传志与杨元庆、朱立南一同发了内部信。在这1500余字的信中，出现了14次惊叹号。“有人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在了我们头上，这不仅是要了我们全体联想人的饭碗，还要让我们终身蒙羞受辱！”

柳传志痛心疾首：“几万名员工，我们都不能让正义保护自己，我们就是一群

软弱无能的家伙！”最后，他呼吁“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捍卫联想的荣誉！”

尽管许多大佬站出来支持，但最终结果却以嘲笑告终。

柳传志终于明白了，他的执念并非总是正确的。他说选接班人就像选妻子一样，一方面要漂亮，另一方面要对我真心相待。

　无论如何评价，他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商业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与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家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李经纬含恨离世，健力宝早已衰败；张瑞敏虽然风光，但海尔的改革问题仍然困扰不已；王石沉迷“红烧肉”，万科陷入了与“野蛮人”的大战……

柳传志的愿景初步实现了，他曾说：“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持久的公司，在我离开后仍然能够蓬勃发展，就像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企业，让这个事业永葆青春，就像家族企业一样代代传承。”

家，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

柳传志有四个兄弟姐妹，除了一个出国，其他三个家庭都住在同一个小区。每个月，大家族都会聚在柳传志家中，尽管柳传志在外面很少喝酒，但在家庭聚会上，他会微醺几杯，然后笑容满面，满怀满足地看着亲人。

当儿子柳林最终结婚时，他说：“三十多年前有一个电视剧叫做《阿信》，剧情开头是在日本的高速列车上，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带着她的孙子看她所创造的产业帝国。我一直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几年前，有这样一场问答：

问：您会在意后人如何评价您吗？

柳传志：我不在意。

问：那您更希望后人如何评价您呢？

柳传志：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我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我，但我很在乎我们柳家后代会如何评价我。

问：那您希望您的子孙后代如何评价您呢？

柳传志：“这老头儿还不错。”

嘿，这才是“教父”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