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银幕上热映的《周处除三害》口碑票房双丰收。

电影述说了通缉犯陈桂林（由阮经天饰演）因以为患上了绝症，生命垂危，于是决定模仿周处的故事（源自《晋书》和《世说新语》），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铲除通缉名单上排名比自己前面的两个大通缉犯，以期留下传奇……

陈桂林这个角色并非完全虚构，他在台湾内地有着一个原型，就是当年被称为台湾“第一杀手”的刘焕荣。

刘焕荣手上沾染了多条人命，但在台湾社会中却是备受瞩目的人物。

例如，在1982年，台湾歌手高凌风因为红极一时，受到各大演出场地的邀请，而这些场地背后往往有各种黑暗势力。

为了争夺表演时间，各方准备开打，甚至有人企图暗杀高凌风。

1983年，高凌风被黑帮枪手袭击，右腿中弹。所有人不得不坐下来谈判，以保住这棵摇钱树。

其中一位调解者就是刘焕荣。

另一位比高凌风更有名的艺人猪哥亮也被枪击，差点丧命。

后来，刘焕荣等人代表竹联帮与猪哥亮的保镖团队——“天道盟”的首领杨登魁进行谈判。

那么，一个杀人犯如刘焕荣，为何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呢？

刘焕荣（1957-1993年），出生于四川江津。

他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中校，1949年随着蒋介石转战台湾。

刘焕荣出生于台中市北屯的“陆光八村”，这里的居民都是国民党陆军下级军官的家属。

所谓的“陆光八村”，就是由废弃的寺庙和学校改建而成的临时住所，生活条件十分艰难。

居民们都希望跟随蒋介石反攻大陆，重返故土。

但到了70年代，对于反攻的希望在眷村中逐渐消失，大家都为生计而忧虑。就像刘焕荣的父亲退伍后，不得不在外摆水果摊来维持家庭生活。

刘焕荣十岁那年就开始和母亲一起摆摊，但这并非易事。当地的不良分子经常前来捣乱，稍有不满，摊位就会被砸。

即使报警，也无济于事，因为台湾军警正忙于追捕“共谍”。

为了保护家人，刘焕荣不惧一切，勇敢承受着种种苦难。

刘焕荣在台中商工职校求学时，投身了外省人聚集的“小梅花帮”和“北屯圆环帮”。

这些小帮派本是外省人为了互相扶持自保而组成的，后来在台北蓬勃发展成了竹联帮。

刘焕荣混迹于这些帮派之中，常常与各路地头蛇斗争。

17岁那年，为了救一个被混混追打的眷村朋友，他将敌人打伤重伤。

接着，他在赌场与另一帮派人员冲突时，又因使用木棍打伤了一名警察。

他的父亲嘱咐他躲在家中不出门，却偷偷将他交给警察，结果刘焕荣进了“少年观护所”。

出狱后，刘焕荣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苦心，决心回校完成学业，然后投身军旅生涯（义务役）。

役期结束后，他遵从父亲的建议申请留在军队，希望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然而，由于他曾被“少年观护所”拘留记录，军方拒绝了他的申请，只得返回台中。

就在他试图找工作时，村长偷偷告诉他，管区警察为了提高治安绩效，准备把他列为流氓进行管束。

根据台湾的《检肃流氓条例》，警察可以随意拘留人进行管束，而被拘留者则无法找到合法的工作。

直到90年代初，台湾才废止了这项法规。

既不能继续从军，也没有找工作的希望，刘焕荣在父亲去世后，重拾旧业，重回帮派生涯。

1979年11月，他与台中丰原区的“十七军刀”帮派因赌场保护费引发纠纷，刘焕荣用西瓜刀杀死了对方的头目“鸡母”。

竹联帮正准备从台北向中部扩展势力，“忠堂”堂主董桂森得知此事，派人找到刘焕荣，并安置他在台北的基地“公子爷餐厅”。

在董桂森的安排下，刘焕荣每天都到新店坪林练习射击和杀人技能。

董桂森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两人皆为四川人、台中眷村的子弟（董出自“陆光八村”）、刘焕荣胆识过人，曾当过兵。

董桂森本人于1984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根据总堂主陈启礼的命令，暗杀了《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引发了台湾政坛的巨大震动，“江南案”成为了台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竹联帮为何不远万里前往美国进行政治暗杀呢？因为陈启礼等头目都是“军情局”的成员，台湾早已形成官匪勾结、黑白不分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

正因如此，刘焕荣才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竹联帮交给刘焕荣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大湖帮”之首廖龙辉。

“大湖帮”在台湾中部独霸一方，虽然组织松散，但其地位牢不可破。它是由各地“角头”结盟而成，其他两位老大是李照雄和林金铭。

李照雄去世时，有两万多人前来吊唁。他的罪行包罗万象，涉及杀人、逼娼、贩毒……然而，即便如此，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高层依旧有人送礼或出席送别，这种情形实在扭曲至极。

廖龙辉被誉为“台中地下市长”，任何大型工程，没有他的默许便无法展开。他有无数仇家，出门时常常伴随多名“分身”，令行动难以追踪。

经过三个月的踩点侦查，刘焕荣终于摸清了廖龙辉的行踪规律。1983年10月23日，刘焕荣在台中三民路一家宾馆外等待着廖龙辉。

当廖龙辉准备进宾馆与情人相见时，刘焕荣立即行动，近距离击毙了他。然后，他回到车上，静静地吃着卤味，喝着啤酒，毫不在意外面警笛声此起彼伏。

陈启礼因此委任他为“忠堂”执事。

1984年初，桃园县“大树帮”老大杨柏峰前来台北参加一位黑道大哥的丧礼。

在宴会上，刘焕荣悄无声息地走到杨柏峰身旁，一枪将他击毙。周围的黑帮立刻围了上来，查看伤势。

刘焕荣听到有人喊医生，于是又走回去，再次射击了四枪，然后扬长而去，留下一片惊恐，黑社会人士纷纷报警。

此事是由桃园县八德乡的“角头”游国麟托付的，酬金是40万新台币。

游国麟也因此与刘焕荣成了好兄弟。

1984年4月，新竹的“风飞沙”和“一山帮”为争夺地盘，雇佣了刘焕荣。他们付了高价，要求刘焕荣干掉对手张德忆。

刘焕荣收了钱，带着游国麟，公然将张德忆押上车，然后在湖口公墓将他枪杀并丢尸。

警方确定这两起案件与竹联帮无关后，便开始通缉刘焕荣。

刘焕荣在台北租了多处住所，两三天就换一个，以躲避警方的追捕。

但很快，他发现每次离开一个住所，警察就会准确地找到他的踪迹。

原本他还有个女朋友，但分手后就再也没有找过。能知道他住所的，只有游国麟。虽然不愿相信，但他还是决定试探一下。

有一天，他让游国麟借他一辆福特“千里马”。游国麟说，把车停在台北建国路一家超市外，让他去取。

刘焕荣早早地来到了约定地点，看着游国麟把车开到停车场，但刘焕荣始终没有下车。

直到天色渐暗，超市门口，停车场旁，突然冒出了十几个人，显然是便衣警察，目标未露面，纷纷离去。

几天后，刘焕荣请游国麟到歌厅包厢喝酒。在枪口下，游国麟承认自己为了摆脱张德忆案的指控，想要配合警方以求立功。

刘焕荣喝完酒后，将游国麟绑起来，带到坪林山区，砍掉了他一只手，然后枪杀。

因为刘焕荣名声显赫，人见人畏，陈启礼将他调入总堂，负责处理机密要务（即黑社会内部的事务）。刘焕荣曾经在台北纪德旺律师事务所用手榴弹抢走了其他黑帮得到的2300万元。

那时候，有个年轻的富商被人骗了赌注，欠下了天文数字般的两亿，黑道为了帮他解决，聚在律师事务所，准备交付两千三百万，然而竹联帮外的人却觉得这样有损面子。

刘焕荣接手这笔钱后，由陈启礼分发给各位黑帮老大，以显示他自己的“分配权”。

就在刘焕荣“节节高升”的时候，却遇上了不顺利的事情。

台湾政府为了应对美国的压力，于1984年11月12日发动了“一清专案”，在全省大力清剿黑势力，想把“江南案”的责任推到黑社会身上。而台北“除暴组”的组长是侯友宜，而侯友宜与竹联帮也是有来往的。

刘焕荣等人得知风声，提前逃到了菲律宾。1985年初，董桂森也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

两人因为缺钱，只能与正在逃亡的“牛埔帮”老大齐瑞生、齐丽生、齐惠生三兄弟合住。

与此同时，台商陈南光、陈正昌也逃亡至菲律宾，他们用着骗来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

齐丽生与陈家兄弟发生了经济纠纷，索赔不成。于是，齐家兄弟与董、刘二人商量要去找陈家“理论”。

当晚，陈家九口中有七人惨遭杀害，只有一对小姐妹幸存。

这起灭门案与刘焕荣当时并无直接关系，但后来传言中却把刘焕荣与这起案件联系在一起。

刘焕荣继续逃亡至日本，并得到了竹联帮的帮助。

在东京的新宿歌舞伎町，刘焕荣结识了台湾十大通缉犯之一的“珍珠呆”梁国恺的妻子“小支”。

“小支”因为涉案逃亡到日本，并靠卖身为生，不久两人同居在一起。“小支”又介绍了姐姐“大支”给他认识，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两姐妹中有一个吸毒，于是刘焕荣又联络了他在道上的朋友购买毒品。

他购买了大量毒品，在新宿卖给日本人换取金钱。

1986年1月26日，刘焕荣因涉嫌贩毒被东京警视厅逮捕，3月被引渡回台湾。

侯友宜想让他供出真相，每天供给他丰富的食物，但都没有效果。

最后，侯友宜抓住了刘焕荣想见母亲最后一面的弱点，双方才达成了“交易”，侯友宜带着他的母亲去了看守所，刘焕荣向他交代了所有案件的情况。

为了生存，刘焕荣学习了绘画，并加入了基督教（在台湾，基督教组织会施压，要求不执行死刑，至今仍有影响）。

刘焕荣原被判无期徒刑，但受害者的家属上诉，要求判处死刑，最终法务部长马英九在多方压力下签署了死刑执行令。

1993年3月22日，刘焕荣在喝下最后一杯断头酒后被枪决，数百名围观群众（距离三百米处）。

至于网络上流传的刘焕荣捐助矿难家属、救助未成年妓女、帮助孤独院等事迹，只是传说，缺乏确切证据。

尽管刘焕荣最终走上了绞刑台，但他毕竟只是台湾黑社会中的一位小角色。

真正的大角色早已与政治家们形影不离，直至今日，甚至还有很多失去根基的人。

有人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美吗？但把台湾的真面目揭露出来，它只是一个扭曲变态的社会，黑暗势力横行，骗子横行，善恶混杂，人们口口声声说着“人权”，却做着非人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