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8年，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为了整治党内的不良风气，组织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会。
一位年迈的老人，手脚不利索地跟汪东兴争辩道：“我这辈子都在革命，现在都七十好几的人了，还怎么从头开始做人嘛？”
这位老兄就是谭震林，一个历经无数坎坷的老革命。
当他提出疑问时，汪东兴没吭声，看起来像是在心里琢磨着什么。
这俩人到底有啥深仇大恨，会在这么正式的场合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背后藏着啥秘密啊？
【谭震林同志】
1926年那会儿，谭震林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打那以后，他就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在建立井冈山这块革命的老根据地时，还有开发赣南、闽西的革命区域，以及打响了闽西南长达三年的游击战，这些革命斗争中，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井冈山的岁月里，他为毛泽东那些闪亮的思想，像“工农结合起来搞武装”、“权力得靠枪杆子”、“从农村慢慢包围城市”，都出了不少力。到了赣南闽西地区，他领头搞土地改革，建起了工农自己的政权，这对咱们打败敌人三次大“围剿”，还有建起中央苏区，那可真是功劳大大的。
1948年，谭震林和陈毅、栗裕他们一块指挥了淮海战役。他们和山东兵团的领导一起，先是指挥部队协助何基洋、张克侠起义，包围了黄百韬兵团。接着，又合力围剿了黄维兵团和杜幸明集团，完成了这些重要的战斗任务。
1949年4月份，他带着华东野战军成功冲破了敌人的长江防线，给渡江战役的赢家铺好了路。
他为共产党建立了无数辉煌战绩，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投身到一系列促进国家进步的政治事务中。
他和毛主席一路同行，共同奋斗，毛主席对他非常赞赏。谭震林经常感叹，说毛主席是最理解他的人。两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革命情谊。
从1966年开始，毛主席主持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谭震林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大闹怀仁堂】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新中国，内部遭遇了一系列挑战，其中包括封建势力的暗流涌动以及贪污腐败的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谭震林还是一如既往地大胆直言，行事果敢，那些别人不敢提及的话题、不敢尝试的事情，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尤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的立场坚定，态度明确。这样的行事风格，让一些人心里不太痛快。
1966年10月9号到28号那会儿，陈伯达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啊：“得让老百姓自己教自己，自己把自己从束缚里解脱出来。而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做法呢，说白了就是‘抗拒革命’，不想让老百姓自我教育和解放。”
谭震林一听这话，马上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直接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
他觉得让老百姓自个儿教自个儿，自个儿想法子解脱，这路子不太对劲，好像有点儿不认可党的领导的意思。
陈伯达那会儿没吭声，但心里头一直憋着这股气，老想着这事儿。
1967年1月17号，谭震林在见群众代表那会儿，有人就直接站出来瞎扯，说他在农业那块儿搞的权力交接是假的，根本就不是真心实意的。
为了把事情搞个明白，谭震林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赶紧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份报告，里面讲了讲农业方面的群众活动和权力交接的具体情况。
1967年刚开始那会儿，上海闹起了“一月风暴”，谭震林心里头更加焦急了，老担心着大家的将来，也为咱们国家的路该怎么走而发愁。
还有不少人一个劲儿地往谭震林身上抹黑，这让他十分恼火。不过，谭震林并没有当场让他们下不来台，而是等到会议结束后，才打电话过去，用严厉又正直的话语好好教训了他们一顿。
谭震林最恼火的不是他们怎么诋毁他，而是这些人心里有鬼，想借着革命的名义搅乱局势，好捞点自己的好处。
后来，谭震林还是没能躲过批评。
直到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对谭震林的事情说道：“这是明摆着的策略，没啥暗中捣鬼”，这事儿才算有了点松动的迹象。
“二月逆流”那阵风波一起来，谭震林又狠狠栽了个大跟头，直接掉到了最低点。
他始终认为，自己碰到的一切倒霉事都是那些“反动派”搞的鬼。但他心里明白，党是明辨是非的，毛主席心里最清楚他的为人，所以党中央迟早会给他一个说法，还他清白。
没错，党中央对待革命者的事情历来公正。1971年秋天的时候，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了邓子恢，就问了句：“谭震林有没有被抓住后变节的事？要是没有，那就得给他平反。”
后来，邓子恢把他所了解到的所有情况都跟主席说了。没多久，谭震林就被“释放”了。
1973年，谭震林好歹是回到了北京，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他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还被大家选为了中央委员。
1975年的时候，谭震林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会议，而且还被大家选为了副委员长。
这事儿虽然看似已经过去了，但在有些人心里头，它还是根刺儿，比如说汪东兴。他还是老一套的想法，打心底里“倔”着，觉得谭震林干的某些事儿就是不对劲儿。
所以，他们俩之间闹了点小矛盾，争了几句。
【谭震林与汪东兴的“矛盾”】
1978年，经过两年的努力与波折，中国终于迈进了大变动的门槛。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个个都是政治老手，眼光敏锐。他们对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特别上心，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重新找回并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那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头儿谭震林也是其中一员。
1977年那会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谭震林挺有魄力地说，咱们得把工作重点挪个窝儿，但得先摆平几件事儿，像那个“二月逆流”、还有“百万雄师”这些麻烦。
1978年5月11号那天，《光明日报》上登了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挺直白，叫《实践才是判断事情对不对的唯一法子》。
真没想到，这事儿居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大家伙儿都议论纷纷，还带起了一波关于“实践才是判断事情对不对的关键”的大热议。
5月18号那天，汪东兴跟熊复说，想让他当《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他还特别叮嘱熊复，《红旗》杂志别掺和进那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里头，并且着重指出，这得作为宣传工作上的一条规矩，得守着。
这摆明了是对谭震林看法的不乐意，到这时候，谭震林已经挨了不少批评，惹上了不少争议。
1978年6月份，北京搞了个讨论会，聊的是真理标准这事儿。谭震林这个人啊，他说话直，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说“真理嘛，得靠实践来检验”，这话当时让不少人点头称是，挺赞同的。
但汪东兴还是坚持认为他的看法不对劲，感觉他的念头和文章写得都太偏激了，跟现实情况对不上号。
接着，他俩直接杠上了，来了一场火辣辣的当面争论。结果，谭震林的想法得到了中央的大力点赞。
汪东兴固执地觉得自己的看法才是对的，这主要是因为他心里一直认为谭震林是犯过错，还反对过毛主席的人。而汪东兴跟在毛主席身边三十多年，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主席有半点怀疑。
汪东兴火冒三丈，开始严厉地指责谭震林，说他“搞错了”，非要他“看清问题，改过自新，重头来过”。
被指责了大半辈子的谭震林，这回实在憋不住了，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声音有点抖地说：“连毛主席都讲要解放自己，你干嘛老揪着我过去那点事儿不放呢？我都70岁的人了，还怎么从头开始啊？”
事实证明，谭震林的说法真的没错。他和汪东兴一样，心里头对毛主席那叫一个敬仰。不过呢，他俩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汪东兴比较守着老一套政策不放，他的那些想法现在可跟不上大局的变化了。
1978年以后，汪东兴遭遇了不少批评声，这些声音越来越多，慢慢地，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开始试着回头看看自己的做法。到了1980年，他干脆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了。
谭震林在1983年离世了，那时候他81岁。
不管怎样，两位资深的老革命英雄对新中国的付出是铁打的事实。他们虽然有过失误，但为党和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容小觑，都是让人打心底里敬佩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