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与“无”是事物的两种存在方式，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它们不可能像“阴阳”那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根互生。

所谓“有无”，是以人的感官而言的，能被人感知到的事物，被称为“有”，不被人感知到的事物就是“无”。

就像十一章所言：“埏埴以为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

陶器的实体部分是“有”，中空部分是“无”，这里的“有”“无”，是陶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存在方式与功能是固定的，是两者共同构成了事物的整体功能，缺一不可，但它们之间不能互相转变。

而“阴阳”之所以互根互化，就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然，就不能“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老子在第二章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

这一章所举“有无”“难易”等六者，也是就人的感官认知或经验而言的，其意在于表达，人的这种认知是通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而这种认知的存在，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那么，万物不是“有”吗，它不是最终要回到“无”吗？比如一个长者去世了，这不就是“有无相生”吗？

也不是。这只是就一个具体事物的前后不同存在方式而言的，这两者在不同时间的不同存在方式，而不是两者同时呈现出来的存在方式。

因此，老子所说“有无相生”，意在强调，人们认知上的“有”，是参照了“无”而存在的。

以上所说都是就“万物”而言，“事物”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先后”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此”，则没有“彼”，彼此通过比较而呈现，故云“相生”。

但是那个“独立而不改”的“道”呢？它跟谁比较呢？

“道”的确是“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捪之而弗得”的，也就有“无”，它的“无”是通过我们所看到的“万物”的真实存在而言的：任何事物都是能通过感官而感知到的，因此，万物是“有”。相比于“万物”，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寂寥恍惚，没法感知，因此说他是“无”。

不管在任何时候，当我们说“道”是“无”的时候，那都意味着，他是跟现象界的“有”相比较而言的，没有现象界中的“有”，也就没有“道”的“无”。

但是，“道”又是实实在在的“有”，这又如何解释呢？

人们认为世界肯定“有”一个总的源头，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会“有”不同的创始者，他们作为万物的总根源，是世界的主宰，比如道教的玉皇大帝，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印度教的梵天，等等。

在信仰者看来，他们信仰的创世者是真实不虚的，是“有”的，不然，世界从何而来呢？

而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在老子看来，宇宙万物的总源头是“道”——因为它混成说不清楚，故“强字之曰道”，一个代称而已。

既然万物是“有”的，那么作为万物之母的“道”必定是“有”的——这也是通过“万物”的“有”，推导出来的“有”。如果万物是“无”的，老子也就没法推导出“万物母”的结论。

因此，“道”的有无，也是通过“万物”的有无相比较而推导出来的，跟万物的“有无”一样，道的“有无”也不是“互根互化”的，只能是“道为母”，“万物为子”而不能本末倒置。

既然是“有无相生”——两者必须同时存在并相比较而存在，那么，为何老子却提出“无为”而否定“有为”呢？并且还说“无为而无不为”，这不矛盾吗？

老子的论述天衣无缝，逻辑自洽，只是我们误读了老子思想，读不懂经文主旨，便只好通过不恰当的所谓训诂，按照自以为是的“逻辑”，对经文文义进行曲解，直至试图通过“禅悟”的方式来领会。

其结果只能是将老子之道玄学化，解读得神乎其神，走向宗教神学。

上面我们已经探讨了“有无”是通过比较而得出的“相生”结论——相生不是相互“生出”，而是通过与另一方的比较，得出来的对事物存在方式的认知。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有无”双方同样重要，为什么老子却主张“无为”，而反对“有为”。

老子论道的基本思路是以万物作参照，从而推导出“道与万物”的关系，主要论述方法会是比喻，比如：万物母，万物之宗，天地之根等等，只是老子论道的基本框架。

老子从道与万物的关系中，总结出“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弗居”等关系特征，提炼出“清静、无为、柔弱、处下、不争”等大道属性特征。

如果老子只论述形而上学的道，不能因此指导人类实践活动，那么这样的论道就会沦于清谈。因此 ，老子伦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深灰实践上，即圣人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上，即：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

只有圣人“无为”，百姓才能“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相互成就对方，如果圣人“有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力者“取食税之多也，有以为也，求生之厚也”的严重对立局面，百姓在强权治理下“天下多忌讳”，束手束脚，就没法实现“无不为”之目标。

所以老子提出“无为之治”：“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能辅百姓之自然而弗能为”，权力没有自己私心私利，只是顺应百姓意愿，做好百姓自由发展的辅助工作，而不干涉和主宰百姓的命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心全义为人民服务”。

同时，在利益面前“外其身”“后其身”“不敢为天下先”不与民争利，就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清静而民自，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只有权力权力“无为、清静、无事、欲不欲”，百姓才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而百姓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等”无不为”，其前提正在于权力的的“无为”，“无为”与“无不为”正是两个相互比较才得出的结论，即“无为”和“有为”是相比较而言的，没有权力的“无为”，就不可能有百姓的“无不为”——自由发展无所不能的“有为”。

如果权力“有为”，其结果当然只能是百姓的“有为”：“人之饥、百姓之不治、民之轻死”带来的“民之争、民之为盗、民不乱”。

两相比较，老子因此得出“吾是以知无为之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