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条一闪而过的热搜，气坏了广大网友——#中铁三局招聘文员要求身材好引质疑#。
在中铁三局一项目招聘启事中，月薪4000左右的文员招聘赫然要求“女，五官端正，身材好，最好是学校刚毕业的，会电脑，招待餐饮服务的”，招聘地点为一家宾馆。
且不说文员和招待餐饮服务到底有什么关系，光是“身材好”三个字，XX宾馆这个招聘地点，就让招聘方的真实想法昭然若揭。尽管招聘方后来发布了一份格式、语法错漏百出的声明，但依旧没有让网友消气。
大家愤怒的，是这种将物化女性思想带入职场的龌龊行径，竟然依旧有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公然写进招聘启事。若不是这次曝光，可以想见还会有职场经验不足的女性应聘者，原本满心期待地面试、入职，结果遭遇本不该有的不愉快经历。这样的事件，让我想到了一个电影片段——一位年轻的爱尔兰女孩在海边遛狗，碰到一个电影摄制组正在拍摄，大家热火朝天的工作氛围瞬间感染了她。
之后，女孩加入了那个团队，从幕后助手做起。她当时虽然略显羞涩，但眼神中却透露出对这份工作的期待。然而下一秒，女孩却衣衫不整地在街头狂奔，如同逃命一般焦急和绝望……
这个带着悬念的开场，出自有望争夺明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她说》。
这部影片上映后，就直接被影迷拿来与当年的《聚焦》对标，大家纷纷预测它将成为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有力竞争者。因为《她说》讲述的，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梅根·吐赫和乔迪·坎托尔，联手撰写揭露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报道的故事。这两位记者，在凭借这篇报道获得普利策奖之前，已经在业界身经百战。梅根·吐赫曾撰写特朗普性骚扰事件的报道，她有理有据、咄咄逼人的询问，气得特朗普在通话中破口大骂，她却毫无畏惧地在社交网络披露了这一细节。
而乔迪·坎托尔此前的报道，则多为女性在职场遭遇的不公待遇，有些甚至直接推动了业内政策的改变和完善。
可以说，两人一起报道韦恩斯坦的性侵事件，是绝佳的组合。然而，这件事在当时的环境下绝非易事，她们面对的是一个在好莱坞只手遮天、拥有强大法律团队的掌权者。
本着凡事刨根问底、有理有据的原则，她们先后找到了与韦恩斯坦合作的电影演员，为他工作过的多名助理，公司的会计和前CFO；
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详细追查圣丹斯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期间发生的事情；
同时，她们也向法院、地方检察院、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等官方机构求证。
但每当想要顺着一条线索深挖时，她们就会很快走进死胡同。有些人愿意透露被韦恩斯坦强奸、猥亵的细节，但不愿在报道中公开署名；有些人则是不愿提及往事，直接拒绝记者的采访。这从根本上让这篇报道失去了关键的真实性要素。
而至于那些应该能提供出间接证据的官方机构，则用“资料被删除”、“资料需保密”等离奇的理由，把记者的问题搪塞过去。这就让事件失去了决定性的佐证。
但即便如此，记者们收集到的各种素材，也足以拼凑出韦恩斯坦的惯用伎俩——他通常选择固定的那几家酒店，以工作之名把“猎物”叫到自己的房间，这些女演员、女助理本以为要与老板商讨工作，没想到酒店房间里等待自己的是赤身裸体、要求提供按摩的韦恩斯坦。
这些受害者虽然当时内心抗拒，但最终因胆怯而顺从，因为她们没有丰富的应对职场性骚扰的经验，更不敢激怒韦恩斯坦这样的“大人物”。有人事后举报过、投诉过，或被韦恩斯坦用鬼才信的说辞糊弄过去，或被他直接动用“钞能力”压下去。其中的大多数，最终被收走了存有证据的电子产品、手写笔记，并签订充满霸王条款的保密协议，从此不能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即便有人请了专业的律师，也大概率会被律师说服拿封口费息事宁人，因为律师可以从封口费中大捞一笔。
只有极少数的人曾经掌握了足以定罪的证据，但最终在诉讼环节被地方检察院压了下来，只因地检的成员也有依附韦恩斯坦之人。
就像其中一位女演员爆料的，韦恩斯坦不但一手缔造了众多奥斯卡奖影片，也打造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压榨系统，每个环节都为他服务，最终葬送了那些年轻女孩的人生。
采访越深入，接触到的受害人越多，两位记者也越来越意识到，若要人完全信服这篇报道，一击扳倒这个好莱坞毒瘤，就必须想办法让受害者们一同站出来发声。
两位记者收集的素材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开头提到的那个爱尔兰女孩劳拉·马登。当时她才21岁，但已经是临时演员，对电影行业充满期待。机缘巧合下，她被韦恩斯坦安排在了伦敦办公室。
然而很快，韦恩斯坦就露出了本来面目，把劳拉叫到酒店房间，实施了猥亵。劳拉虽然表现出迟疑和担忧，但韦恩斯坦却搬出了pua大法——“这是工作而已”，劳拉便在恐惧中默默承受了侵犯。
劳拉之后想要寻找跟自己有过同样遭遇的女孩收集证据，没想到无人愿意站出来，这让她感到无力又绝望，把这件事埋藏在心底。在两位记者的不懈努力下，她才决定把真相说出来，而此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即将接受手术的乳腺癌患者。
在走进手术室前，劳拉同意记者使用自己的真名，她知道这其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她再也不想有更多女孩成为韦恩斯坦的受害者。
这对于记者来说意义重大，有了姓名授权，就意味着文章的可信度提升了一大步，避免报道被攻击为“想红的十八线演员诬蔑知名制片人”的花边新闻。
在《纽约时报》刊登的那篇报道中，有明确署名的相关人员除了劳拉，还有曾在韦恩斯坦的公司工作过的劳伦·奥康纳，她在公司内部发表过一篇备忘录，控诉韦恩斯坦——“权利天平的两端，我为零，哈维则是十”；
曾在伦敦办公室工作过的塞尔达·帕金斯，她因为听说女同事遭到韦恩斯坦的猥亵，曾气势汹汹地与韦恩斯坦当面对质；
意大利模特/演员安博拉·巴蒂兰娜·古铁蕾斯，曾在纽约警方的帮助下，录下了韦恩斯坦实施猥亵的录音证据，但这份证据最终被地方检察院认定为“证据不足”；
还有遭到韦恩斯坦猥亵的好莱坞女演员艾什莉·贾德，她本人还在影片中真实出镜。
正是她们的敢于发声，才彻底颠覆了那个凌驾于道德和法律之上的压榨系统，从好莱坞发起的Metoo运动，蔓延到了全球各地。值得一提的是，对比其他讲述韦恩斯坦性侵事件的电影，《她说》始终把重点放在两位女主角身上，花了较大篇幅展现她们如何反复确认事实，如何变换思路寻找素材，耐心等待相关人士的回复。更没有为了博取眼球，将未经证实的消息公之于众。
正是她们对真相和正义的坚持，才让那些受害者愿意说、敢于说出来。在这过程中，她们与藏在暗处的势力做较量，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曾经多次崩溃、无助，又一次次调整好心态，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但每当脑海中闪过“是否后悔”这个问题，却又斩钉截铁表示并不后悔。
而在她们的背后，并不只有处于弱势的女性，还有一群怀有正义感的新闻人。他们并不畏惧权贵的施压，也不放弃任何一条挖掘真相的线索，这种坚持才是真正推动女性争取合法权利的正确方式。
然而，回到开头提到的那条热搜，显然这样的争取还远远不够。年轻、漂亮、身材好，从来就不是错，错的是把这些归于“有罪”的无耻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