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85年前的欠条，红军曾借款400大洋，如今能兑换多少钱？

在一个尘封的老箱子里，一张泛黄的欠条静静地躺了85年。这张欠条上写着：＂因我们红军现在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400大洋是一笔何等巨款？一位普通农民为何会慷慨解囊，将自己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全部借给红军？更令人好奇的是，这支红军部队的队长为什么要坚持写下这张欠条？这一切，都要从1930年那个特殊的春天说起...

一、红军扩编与筹措军费

1930年的春天，鄂豫皖边区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军事变革。3月初，一纸来自党中央的密令送达鄂豫皖边特委，要求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进行整编。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中央军委深思熟虑的战略部署。

当时的鄂豫皖地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为了加强革命力量，扩大红色区域，三个师合并为红一军势在必行。这支新组建的红一军下辖三个师，其中红一师由徐向前担任师长。

徐向前带领的红一师共有五个大队，虽然人数只有八百余人，却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一个重要任务：西出平汉路，扩展鄂豫皖苏区。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军费问题。部队扩编需要添置武器装备，新战士入伍需要军装和生活用品，伤病员需要医药费，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是当时的红军经费极其紧张，上级能够调拨的资金十分有限。

在红一师的五个大队中，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面临的困境尤为突出。这支队伍由涂杏担任队长，他们被派往孝感地区执行扩编任务。当时孝感一带局势复杂，国民党军队虎视眈眈，土匪势力也蠢蠢欲动。

涂杏和他的战士们深知，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扩编任务，没有充足的经费是万万不行的。但是按照红军的纪律，决不能随意向百姓要钱要物。这让涂杏陷入了两难境地。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杨长银的老人得知了红军的困境。这位老人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却对革命事业怀有深深的同情。他暗暗观察过红军的作风，看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这让他十分感动。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普通的农民会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帮助红军度过了难关，更在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这位老人就是后来借给红军400大洋的杨长银，而这笔借款的来龙去脉，还要从他的家庭说起...

二、杨长银的慷慨解囊

杨长银家住孝感县城郊的一个小村庄，在当地算是一户殷实人家。他们家有十几亩水田，平日里靠种田为生，虽说不上大富大贵，但在那个年代也属于小康之家。杨长银年逾六旬，膝下有一子杨文顺，一家人日子过得平稳。

1930年春天，正值农闲时节。杨长银从街坊邻居口中得知，有一支红军部队进驻了附近。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不但没有扰民，反而还帮助村民修整水渠、打谷子。渐渐地，杨长银发现，这支军队与以往见过的军队大不相同。

在那个年代，军队经过村庄往往意味着劫掠和灾难。但红军的到来，却给村里带来了新气象。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帮助贫苦百姓，甚至连买东西也都一分不少地付钱。这让杨长银对红军的印象越来越好。

一天傍晚，杨长银在自家院子里遇到了几名来打水的红军战士。通过交谈，他得知这支部队正在进行扩编，但经费十分紧张。红军战士们虽然没有开口求助，但言谈间流露出的困难处境却让杨长银记在了心里。

当晚，杨长银翻出了自己藏在地窖里的积蓄。这些银元是他多年来省吃俭用存下的，原本是打算给儿子杨文顺娶媳妇用的。清点之下，共有300块银元。但杨长银觉得这些还不够。

第二天一早，杨长银叫来儿子杨文顺，让他带着自己写的求助信去拜访住在邻村的几位亲戚。杨文顺走访了三户亲戚，最终借到了100块银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为一般佃农种一年地也就能挣到十几块银元。

就这样，杨长银凑齐了400块银元。这笔钱对于一个农家来说实在不是小数目，相当于他们家两三年的收入。当时一石稻谷大约值2块大洋，400块大洋可以买200石稻谷，足够一家五口吃上好几年。

带着这笔钱，杨长银来到了红军驻地。当他将钱交给涂杏队长时，特意说明这是借给红军的，而不是捐献。这不仅是为了给儿子一个交代，更是因为他相信红军一定会信守承诺。

涂杏队长没有推辞这笔借款。当时的红军虽然强调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在特殊情况下，经过请示上级后也可以向群众借款。而且，这笔借款对于部队的扩编确实至关重要。

就这样，一张写有＂借大洋四百元＂的欠条，见证了一位普通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而这笔借款的使用情况，以及涂杏队长如何管理这笔钱的故事，还要从红军特务营的日常生活说起...

三、借款的使用与管理

得到这笔珍贵的借款后，涂杏队长立即召集了分队干部开会。在会上，他们详细制定了这400大洋的使用计划。根据当时的记录，这笔钱主要分为四个用途：购置武器装备、添置军需物资、救治伤病员和支援群众工作。

首先是武器装备费用。分队用了150大洋购买了20支步枪和相应的子弹。这些武器大多是通过地下党组织从国民党军队中秘密购得。在当时，一支步枪的价格约为7至8大洋，剩余的钱则用于购买弹药。这批武器的到位，让新招募的战士们有了可以使用的装备。

其次是军需物资，用去了120大洋。这笔钱主要用于购买军服、布鞋和日常用品。当时的红军负担很重，很多新战士连一件像样的军装都没有。涂杏队长让后勤人员精打细算，在附近的布庄定制了40套军装，每套约2大洋。同时还购买了80双布鞋，每双5角大洋。剩余的钱用于购买水壶、背包等必需品。

第三项是医疗费用，占用80大洋。特务营在之前的战斗中有十几名伤病员，一直缺少医药费。这笔钱让他们得以购买药品，并请来了当地的郎中为伤员治疗。在那个医疗条件极其匮乏的年代，这笔医疗费挽救了多位战士的生命。

最后50大洋用于群众工作。按照红军的传统，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帮助群众。这笔钱一部分用于支援贫苦农民购买农具和种子，一部分用于帮助烈士家属度过困境。特务营还专门拿出一部分钱，帮助村里修缮了一座年久失修的水井。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这笔借款使用透明，涂杏队长让文书官专门记录了一本账簿。每一笔支出都详细登记，并且定期向上级汇报使用情况。这本账簿不仅是一份财务记录，更是红军严格遵守纪律的见证。

这400大洋的使用效果立竿见影。短短一个月内，特务营不仅装备更新，还补充了30多名新战士。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帮助群众，在当地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务营很快接到了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临行前，涂杏队长专门去见了杨长银，向他详细说明了借款的使用情况。同时，他郑重地表示，等革命胜利后一定会还这笔钱。

这场短暂的会面成为了特务营与杨长银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而这张欠条也随着岁月流转，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峥嵘岁月。至于这笔借款最终的结局，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后说起...

四、欠条的尘封与发现

1931年秋天，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地区后，这片根据地逐渐陷入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之中。杨长银将那张珍贵的欠条和其他重要文件一起，用油纸仔细包好，藏在了自家老宅的墙壁夹层里。这个秘密，他只告诉了儿子杨文顺一人。

随后的岁月里，这片土地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期间，杨家老宅曾多次遭遇国民党军队的搜查，但那张欠条始终安然无恙地藏在墙壁里。1937年，日军侵入孝感地区，杨长银举家搬迁到了湖北西部的山区。临走前，他特意叮嘱儿子杨文顺，一定要记住欠条的藏匿之处。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长银已经年过古稀，未能等到归乡就在避难地去世。杨文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在1946年春天回到了老家。让他欣慰的是，虽然老宅年久失修，但那面藏有欠条的墙壁依然完好。

新中国成立后，杨文顺本想将欠条上交给政府，但当时正值土地改革运动，各项工作繁忙。加上他对具体程序不甚了解，这件事就这样一拖再拖。后来，杨文顺在一次意外中受伤，卧床不起，欠条的事情也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1962年，杨文顺去世前将欠条的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小儿子杨建国。但彼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杨建国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外出谋生，这张欠条再次被深深地尘封在历史的角落。

文革期间，杨家老宅差点被红卫兵查抄。所幸杨建国提前将欠条转移到了一个更隐蔽的地方——一个老式的木箱底部。这个木箱表面看起来普普通通，却在夹层中保存着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杨建国想起了这张欠条，但由于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和正在上学的子女，加上当时对这类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还不够强，欠条继续在木箱中沉睡。

2015年春节，杨建国的孙子杨小川在整理老房子时，偶然发现了这个老木箱。当他打开箱底的夹层时，一张已经发黄的纸片映入眼帘。这就是那张沉睡了85年的红军欠条。纸上的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依然清晰可辨：因我们红军现在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

这份承载着革命历史的文物终于重见天日。这张欠条的发现，不仅勾起了杨家三代人的回忆，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革命历史的关注。而这张欠条的最终去向，以及它在当今时代的价值，还有一段特殊的故事...

五、欠条的新生与传承

2015年3月，杨小川将这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欠条向当地文物部门报告。文物专家经过仔细鉴定，确认这确实是一张1930年红军借据的真品，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当地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深入调查。通过查阅档案资料，专家们发现这支特务营后来并入了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而当年的涂杏队长在长征途中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在四川松潘壮烈牺牲。

2015年5月，孝感市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特别展览，以＂信义传承——红军欠条背后的故事＂为主题，展出了这张历经沧桑的欠条。展览期间，多位历史学者前来研究，他们通过这张欠条，还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细节。

2016年初，中央军委了解到这个故事后，决定完成这段历史的承诺。经过专家测算，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这400大洋按今日价值折合人民币约12万元。军委派专人将这笔钱送到了杨家，但杨家人婉拒了这笔还款。

杨建国表示，这笔钱早已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千百倍的回报。他举例说，家里的几个孩子都受过良好教育，大女儿当上了大学教授，小儿子进入了国企工作。这些都是在新中国的政策下才得以实现的。

2017年，这张欠条被列入湖北省重要历史文物名录。同年，中国工农红军历史博物馆提出收藏申请。在征得杨家同意后，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物被永久收藏于北京。

2018年，一部以这张欠条为题材的纪录片开机拍摄。摄制组深入采访了杨家后人，还原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纪录片播出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观众被这段承载着信义的革命历史所感动。

2020年，杨家老宅被列为革命历史教育基地。每年都有众多参观者前来瞻仰，了解这段特殊的革命史料。当地政府在老宅旁建起了一座小型展览馆，详细介绍了这张欠条背后的故事。

2023年，为纪念这段历史，当地政府在杨家老宅旧址竖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不仅记载了当年杨长银借款支持革命的事迹，更着重描述了红军严守群众纪律、情系百姓的优良传统。

如今，这张欠条虽然已经离开了它诞生的地方，但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精神内涵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它见证了一个普通农民与红军之间的信义之举，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这张泛黄的欠条，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一座桥梁，让后人得以在新时代重温那段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