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民党元老程潜病逝后，周总理也来到了追悼会现场。
程潜的妻子郭翼青看到周总理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周总理，您竟然亲自来了？”
“程将军一生为国为民，无论如何，我都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这让郭翼青的眼眶微红，心中却又涌起一阵疑惑。
于是，她忍不住问出了一个埋藏在心底许久的问题：“周总理，那您说，程潜他究竟算什么人？”
周总理的回答，却耐人寻味。
那么，周总理是如何回答的？程潜又是怎样的身份？
自小不凡1882年，程潜出生在湖南北乡，程家世代为农，但对下一代的教育却十分重视，因此，程潜9岁时，被送进了乡里的私塾。
程潜自己也争气，而且他记忆力惊人，先生布置的书目，往往一日就能背熟。
16岁那年，程潜顺利通过科考，考中了秀才，这在村里可是大喜事，乡亲们特地凑钱买了两挂鞭炮，为程家庆祝。
但程潜却不大高兴，那时的湖南，时局动荡，官府腐败无能，地方土匪横行，百姓日子过得极其艰难。
因此，他觉得书本里的知识，并不能回答他心中的所有疑问，也不能改变这一切。
于是，迷茫之后，程潜放弃了科举仕途的老路，选择了习武从军。
1903年，21岁的程潜离开家乡，前往湖南武备学堂求学。
令程潜兴奋的是，这里的教官们不像旧式私塾先生那样只谈伦理纲常，而是教学生们了解世界格局、研究先进的武器和战术。
程潜在学堂中格外刻苦，经常一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且无论是枪支拆卸，还是战术推演，他总能掌握得比别人快。
一年后，程潜因为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公费留学日本。
在日本，他结识了众多有志青年，其中就包括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初次见面时，孙中山谈到中国未来时满怀热血，程潜被这份激情深深感染，也开始接触更多革命思想。
期间，他逐渐明白，只有推翻旧社会、建立共和制度，才有可能让中国真正崛起，而孙中山先生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程潜日后坚持不懈的座右铭。
1908年，程潜完成学业回到祖国，正式投入革命活动，他加入了辛亥革命的队伍，奔走于战场与筹款之间。
此后，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程潜全程参与其中，尽管年轻，但他为队伍的战斗力大大提升作出了贡献。
期间，他也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他对革命的坚持，反而让他在国民党内部成了一位孤独的旁观者。
孤独将军自从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逐渐走向分裂，蒋介石一步步崛起后，独裁作风和党内的腐败让程潜愈发失望。
而这种与众不同便让他受到了排挤，甚至一度不被重用，直到抗战爆发后，程潜才再次被任命为战区指挥官，带兵迎战日军。
他在平汉铁路沿线指挥的几次战役，成为了抗战史上的经典，可他的每一次胜利都让蒋介石感到不安。
蒋介石从来不信任这位老将，因为程潜对共产党表现出的尊重和友善，与其他国民党高层截然不同。
而且抗战期间，程潜还保护了一些被追捕的共产党人，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
于是，蒋介石明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将程潜调离了前线，让他在后方担任一个“虚职”——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程潜虽然心里明白，却没有多言，他选择隐忍，继续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此，当蒋介石发起“四一二”清党时，程潜更是冒着风险，将不少共产党员秘密转移。
尽管此举会招致蒋介石的更多不满，但他始终觉得，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保护那些真正为国家努力的人，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出卖良心。
但“孤独”的代价是巨大的，1927年，蒋介石为了打压异己，将程潜软禁数月，直到抗战胜利。
之后，程潜的处境更加微妙，一次内部会议上，蒋介石提议让程潜担任更高的职务，以此来拉拢他。
可程潜却笑着婉拒了，他知道，这种提拔不过是蒋介石的一种试探，甚至可能是陷阱。
湖南起义国共内战开始后，程潜更是心里极其复杂，且这种复杂到了1949年更甚。
1949年，解放军在各地节节胜利，而蒋介石节节败退，正是在这种局势下，蒋介石却依然派遣白崇禧南下湖南，以期东山再起。
白崇禧也按照命令在湖南部署了重兵，防御极为严密。
可程潜深知，这不过是困兽犹斗而已，战争已无法改变结局，唯有和平才能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
程潜的内心挣扎并非没有波澜，毕竟，他还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可他对蒋介石更是失望透顶。
于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形势，他与自己的弟弟程星龄进行了数次长谈，程星龄早已投身共产党阵营。
与弟弟谈话后，程潜彻底坚定了起义的想法，他知道，湖南的和平解放，关系到数百万百姓的生命，也决定着湖南未来的命运。
但起义还需要找到一位强有力的军事盟友，帮助他稳住湖南局势，这时，程潜将目光投向了陈明仁。
陈明仁是湖南军界的中流砥柱，手握实权，但对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早有耳闻，内心已经动摇。
于是，程潜亲自出面，试图说服陈明仁加入起义的行列。他们几次秘密会面，每一次谈话都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进行。
程潜言辞恳切：“陈将军，你我皆是湖南人，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如今大势所趋，你我是
与此同时，程潜暗中通过自己的弟弟程星龄，与共产党湖南地下党保持联系。
他让弟弟向中共中央传递了他的想法，表明自己愿意推动湖南和平解放，但他提出了一个请求：“我不是要投共，我只希望湖南的百姓能免受战火之苦。”
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派人与程潜接洽，并向他保证，起义后他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当程潜与陈明仁初步达成共识后，他们的计划很快被白崇禧察觉。
白崇禧是国民党中极为老练的将领，有“小诸葛”之称，他对程潜的言行早已心生疑虑，多次暗中派人监视，还伺机试探程潜的态度。
但程潜表现得极为冷静，他表面上与白崇禧称兄道弟，配合蒋介石的政策，实际上却暗度陈仓。
他甚至故意参与了一些军事会议，以表明自己的“忠诚”，同时为自己的行动争取更多的时间。
此后，为了避免计划泄露，程潜决定亲笔起草一份《湖南和平起义备忘录》。
几天后，程潜与陈明仁联手，正式宣布起义。
这场和平起义，不仅避免了湖南百姓的生灵涂炭，更彻底摧毁了白崇禧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起义的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时，毛主席亲自致电程潜，称赞他为“和平解放湖南立下大功”。
此时的程潜，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他知道自己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问心无愧的大事。
革命者的一生起义后，程潜被任命为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一份极具象征意义的职务。
但程潜却常常低调地出现在湖南和北京之间，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恢复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
他的办公室里，桌上总是摊着一叠叠文件，从农业改革到工业布局，他都亲自参与，为湖南的发展出谋划策。
值得一提的是，程潜并没有加入我党，当然，也没有融入国民党的旧部，他始终清醒而独立。
因此，他的妻子郭翼青，是他晚年生活中唯一的伴侣和支柱。
郭翼青比程潜小了许多岁，却是他一生中最坚定的支持者，丈夫起义后，她从未提出过抱怨，而是默默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正因为这份理解与包容，让程潜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得到了些许心灵的慰藉。
1968年4月9日，程潜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程潜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深深的哀悼浪潮。
从北京到湖南，甚至远至南京、上海，各地的民众以不同的形式悼念这位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
讽刺的是，尽管他为新中国奋斗了近二十年，他的身份依然令人迷惑。
他是国民党元老，还是新中国的开创者？他是蒋介石的旧部，还是共产党人的盟友？
这些问题，最终集中在他的妻子郭翼青身上，成了她内心最大的困惑。
因此，在程潜的追悼会上，郭翼青见中周总理也亲自来了后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口：“总理，您既然亲临悼念，我想请问，程潜他究竟算什么人？”
周总理沉思片刻后，认真的回答：“程潜将军，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这是他一生最贴切的定义。”
这一句短短的话语，击中了所有人的心。
确实，程潜的一生，不在于他属于哪个党派，而在于他无论身处何种局势，都坚定不移地将国家与人民放在第一位。
这个答案，既是对程潜的褒奖，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正视。
程潜走了，但他的精神却留了下来，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功绩，更是一个革命者的气节与担当。
他的人生或许充满矛盾，但最终他给出的答案，却让历史变得更加清晰：他的一生，无愧于“革命者”这一称谓，也无愧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