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匹夫
编辑/匹夫
前言在清朝的诗界里，浙西词和常州词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流派，而姜夔在这两个流派里的地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让人唏嘘不已。
从清朝词坛发展的角度看，这一“至善至美”的变化，以及张氏提出的“以“兴”论词”，都标志着一个新的词坛纪元的来临。
唐宋诗人的阶层张氏把唐宋诗人划分为三个阶层，而在这三个阶层中，排名最靠前的就是温庭筠，他以“文采斐然”著称于世。第二梯队由八位成员组成：
其中有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衍。这八个人，都是“文采斐然”的两宋四大名家（四个是北宋，四个是南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张氏对北方和南方的宋诗并不怎么重视），姜夔就是这八个人里，最能体现出他对北方和南方的诗歌的热爱。
第三个层面为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等四个两宋大家（分别为两宋二人，两宋二人），这四个人虽有"荡气回肠，傲慢无礼，质朴无趣"的缺陷，却能"自成一派，为时所用"
显然，张氏对上述三个阶层的评价最高，张惠言在把姜夔从诗坛上赶了下去的同时，也认识到他和张炎是两宋人中的一位，并且在地位上比吴文英更高，不象周济在后世的“扬吴抑姜”。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张惠言对待姜夔的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也比较客观的。与《词选·序》中较为客观、公平的评论相比，张惠言在《词选》中所作的关于姜夔的文章和评论，显然是比较“低调”的。
首先，从所选择的词的数目来看，张惠言对唐代五个字的重视程度是最高的，然后是北宋，然后是南宋。
而“姜夔词”则是被选中了三篇，与牛峤、张贤等人齐名，甚至还在欧阳修、田不伐、陈克这些在诗词方面都不是很擅长的人之上。
与所有被选中的诗人相比，他的诗歌数量是最少的，比辛弃疾少了六篇，比王沂孙少了四篇，排在了三篇，再加上朱敦儒和李清照这两个跨越了越南的诗人，他排在了五篇。
从张惠言所著的词集来分析，姜夔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而从张氏所著《词选》中所著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也没有对姜夔词给予过多的关注。
在三篇入选的蒋夔词中，张氏并没有对《扬州慢》作出任何评论。张氏评《暗香》：“《石湖吟梅花》，是石湖所写。”
当时石湖一心想要避世，所以才写了这两首诗，以此来表达对他的哀伤。白石写了一首《石湖仙》：“石湖仙人当信得过，如猫头鹰随风而行。”末了写了一句：“听了这句话，来年就在怀福。”
第一章说自己曾经想要统治天下，现在年事已高，只能寄希望于石湖，”《疏影》说：“这一章说的是两位皇帝的愤怒，所以被称为昭君。
张氏以为白石二人都是为了劝范成大归隐，但前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想，而后者却是为了表达对国家的愤怒和对谷物的哀伤。
而他对王沂孙所作的《眉妩·新月》的评论，又说：“群峰吟景，又思君国愁。”而他所选择的四篇王沂孙诗作，其中有三篇是批判性的，并且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从比较之处可以看出，蒋氏诗歌是远远不及王氏诗歌的。
在此处，“扬王”“微贬蒋”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也为后世常州词派如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和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等所作的“崇王贬蒋”的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张惠言《词选·序》中所载的“文摘”来分析，张氏对于姜夔词的看法，多少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
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论姜夔为两宋四大诗人，但在《词选》的详细评论中，姜夔却只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词人，可见他对姜夔的态度，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显得有些冷漠。
这其中，自然也有张氏想要借题发挥，挑起浙江词派的颓废之风的缘故。董士锡的《江夔词评论》董士锡是张惠言的侄子和弟子。
著有《齐物论斋文集》（注：《江夔词》）董士锡的词、经都是从他叔伯那里得来的，董家在词上的成就，集中表现为对张氏的词论的继承，对后世的周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一些学者指出，董氏“在常州派词说的建立与发展中，其“思想在其创立与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地位在被誉为“先贤”的张惠言与常州词派主将周济中间，居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的很有道理。
董士锡在词上的观点董士锡在词上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重情”、“重比兴”和“主清”三种观点，它们都是“继承”、“修正”和“发展”张惠言的观点。
董氏在整体上较张惠言的词论有较大的圆滑和明晰，弥补了张氏在词论上的某些突出的偏差。
关于他的评论，他的《餐花吟馆词叙》中，重点阐述了他对“清”字的看法：“柳耆卿和康伯可，虽未读过书，却以他们的轻蔑之词来装饰音乐，以迎合时代的口味，但他们的作品质量却不怎么样。
”姜白石，张玉田，出其所，力纠其害，以文风雅致，而言之：以文为本，以清而和；周者，以其清丽，而又趋向于艳丽。
苏辛之地，其清雅而不失风骨；姜张之地，其清雅而不失雅致。而苏辛并不以自己的音律为自己的调子，却以文字和词句并驾齐驱，成为一种格，这是不同的。
六个儿子，就算是两宋的世家，也不可能把他们赶出去。
但秦病平、周病疏、辛病纵、姜病肤，只得其美，故三家之长处，皆有疏漏之处。而那些肤浅的人，那些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就不用多说了。
董氏之“清”之义，有的人将其归纳成四大要件：“清而有物”、“清而有致”、“清而有变”、“清而能雄”，可谓一针见血。董士锡在《姜夔词》一书中的评论，在《序言》一书中，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董氏对姜夔和张炎“清雅”的诗歌，第一次给予了肯定，并纠正了柳永和康和之等人所认为的粗陋庸俗的错误，使词人的性格从“词品以坏”转向了“词品以尊”，起到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第二，从五代到两宋词的全史来看，姜张两家虽然有“清以逸”之称，但并非“极词之变”，而是由于浙派“只尊崇姜张”，因而“自元明往昔，姜张之流”，造成了“学姜病肤”之害。
第三，学宋不能只学姜张二家，要学秦观的“清以和”，周邦彦的“清以折”，苏轼、辛弃疾的“清以雄”。六大辞赋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它们之间既不能互相替代，也可以互相弥补。
董士锡认为，姜夔词作为宋朝六大家中的一位，各有优劣，所以，一个文人应该对其它五家都有所涉猎，这样，就不至于被淘汰，从而“采得词华”了。
由“张惠言”至“蒋张词评”，董士锡的“蒋”与“张词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常州词学”初期，其“转折”特征是比较突出的。
浙西词学理论也就是说，它虽然与浙西词学理论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也存在着某种内部的关联，它并没有达到从词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词人评价体系的坚定程度上脱离浙西词学而独立成一派的程度。
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在批判姜夔时所采取的一种较为温和的姿态以及对其所处位置所采取的一种温和的姿态就可以看出。但也正由于常州词派初期对姜夔词的地位仍保持着相对的客观性，这也使得常州词界在周济后对姜夔的评论得以逐渐转温。
姜夔和南宋词风的回归：《续词选》和董毅的《江夔词》评论张惠言的《词选》在对北宋词风上的贬抑，在董毅的《续词选》上有相当多的“匡补”，即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对江夔词作了董毅的大量补充。
张惠言刊刻的《词选》刊刻于1797年，董毅《续词选》刊刻于道光10年。而之所以选择刊刻《续词选》，则是由于“许多《词选》的刻本，有欠严谨”（张琦：《续词选·序》）。
就《续词选》所收的词目而言，一是加强了《词选》中“重唐五代”的惯例，增加了秦观8首，周邦彦7首，温庭筠5首，韦庄3首，冯延巳3首等。
二是为了补充张氏《词选》中没有重视南宋词曲的不足之处，不但增加了史达祖3首，吴文英2首，周密2首等，还增加了张炎（1首，加23首），姜夔（3首，加7首），王沂孙（4首，加4首）。
张炎词的增补数量是最多的，姜夔词的数量和周邦彦的数量均排在三甲，是继张炎之后的又一名进修者。
《续词选》既可填补《词选》选文过于严谨，选文数量过小的缺憾，又可对《词选》中某些观点的偏颇和缺陷进行纠正。同时，它也为后来的长州词人与两宋词人融为一体，打下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根基。
我们还可以从《词选》和《续词选》的整体角度来看，张炎的24篇超过了温庭芸的23篇，姜夔的10篇位列全部选词的第5篇。这与他们之前在《词选》上所选的诗词数量，还有排名，有着天壤之别。
《续词选》增加了词人的数量，既显示了南宋词坛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又显示了浙西词派在道上的巨大影响力。张琦《续词选·序》中所言，其所出版的《续词选》“乃前兄遗意”，我担心此言有误。
张惠言是在张氏去世的四、五年后，才对张炎的《山中白云词》进行了批改，但根据兴荣的整理和考证，张惠言的意见是：“批改的观点和方法，和《词选》是一致的。”
纵观整篇评论，可以看出张惠言对于张炎词的整体贬损，故马家之说最为贴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张惠言对于张炎词所作的评论，与其编纂《词选》所作的评论并无多大差别。
此外，张惠言对《词选》所作的选录与评论，虽然以教人学习为主要目的，但从《词选·序》中所载的选录和评论来看，却是他有意或无意识地批判浙江词风的意图。
所以，董毅在《续词选》中对浙派诗家所称颂的张姜二人作了较多补充，这一点，张惠言也未必赞成。
所以，张琦在他的《续词选·序》中提出的《续词选》应合“先兄之志”之说，并不可信，但更多的是张琦在写这本诗时的本意，以及他向孙刻这本诗的一种激励和推广。
但无论如何，董毅所著的《续词选》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可以反应出一个事实，即：在当时，在当时的文坛上，有一种有新的观点。
结语就姜夔的地位和价值而言，常州词派创立人的词学观和评论思想仍处于一个过渡、试验和迷惘的阶段。
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清朝的嘉庆到道光年之间，词坛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变革性、复杂性与多调性，进而，它也呈现出了一个新旧结合的新的时代特征。
但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变化因素的逐渐累积，终于在1832年诞生了周吉的《宋四家词选》，这本以“打倒”姜张为主要特征的作品，正式宣布了常州词派在浙西词派中的最后一次成型和彻底的自立。
参考文献
1.《清代词学》
2.《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
3.《齐物论斋文集》
4.《云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