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秋，南京城内的血雨腥风彻底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轨迹——太平天国核心领袖杨秀清、韦昌辉在权力倾轧中同归于尽，数万精锐惨遭屠戮。这场被称为“天京事变”的内讧，不仅让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更让清廷湘军统帅曾国藩抓住了翻盘的契机。若太平天国未曾自毁长城，曾国藩是否真能成为他们的对手？这场假设背后，是军事、政治与人性的多重博弈。
太平天国初期的迅猛崛起，几乎让清廷束手无策。洪秀全以“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号，吸引数百万流民；杨秀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湖口之战中全歼湘军水师，逼得曾国藩两度投江自尽（均被部下救起）。而石达开西征时，仅用三个月便控制安徽、江西二十余城，清军闻风丧胆。此时的太平天国，坐拥长江中下游富庶之地，兵力超五十万。
反观曾国藩，初期可谓举步维艰。湘军虽纪律严明，但总兵力不足五万，粮饷全靠湖南乡绅接济。咸丰帝对其猜忌重重，1860年前甚至只给空头官职而不拨军饷。英国外交官密迪乐曾在《中国人及其叛乱》中写道：“若太平军领袖稍有政治智慧，清朝或许早已倾覆。”
假设天京事变未曾发生，杨秀清与石达开的战略组合或成致命杀招。1856年，杨秀清本计划兵分三路：石达开西取川陕，建立战略纵深；陈玉成北攻河南，直逼北京；李秀成东控江浙，切断清廷财源。若能实现，清军将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
更重要的是政治层面。《天朝田亩制度》若能真正推行，或许能争取江南士绅支持——这与后期强征粮草的暴政截然不同。历史学家茅海建指出：“太平天国前期确有‘耕者有其田’的实践，若能制度化，江南地主未必全部倒向清朝。”
即便太平天国团结一致，曾国藩也绝非坐以待毙。他早在1854年便提出“结硬寨，打呆仗”的持久战策略，通过修筑壕沟堡垒逐步压缩太平军活动空间。安庆争夺战便是典型：湘军耗时两年挖通百里壕沟，最终饿死守城军民数万人。这种“钝刀割肉”的战术，或许能拖住太平军的闪电攻势。
但致命弱点在于资源。1861年胡林翼病逝前曾哀叹：“湘军月耗白银四十万两，湖南已十室九空。”若无清廷中央财政输血（1860年后因列强介入海关税收增加），湘军可能因经济崩溃自行瓦解。
1861年的安庆之战，在真实历史中成为太平天国崩溃的起点。但若杨秀清在世，这场战役或许会改写结局。
现实中的太平军因内讧导致指挥混乱：陈玉成多次求援，洪秀全却猜忌其“自立为王”，仅派偏师敷衍。而在假设推演中，杨秀清可能采取“围魏救赵”——命李秀成猛攻杭州吸引湘军分兵，同时令石达开从四川顺江而下，与陈玉成夹击曾国藩大本营祁门。这种多点开花的打法，正是湘军最惧怕的机动战术。
即便曾国藩侥幸守住安庆，另一个变数也可能让他功亏一篑——列强态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英国特使额尔金曾考虑扶持太平天国。传教士艾约瑟记载：“杨秀清对外交极敏锐，他若活着，或许会接受‘不侵犯通商口岸’的条件换取英国中立。”一旦列强停止向清廷输送关税，湘军的火药与洋枪供应将瞬间断裂。
民间反应更值得玩味。湖南农民中流传着“宁跟长毛（太平军）种田，不给湘军纳粮”的民谣。若太平天国能维持早期纪律，或许连曾国藩的乡党都会动摇——毕竟在湘军“保儒教”的口号下，湖南百姓同样要承受“每石米抽捐八百文”的重税。
历史没有如果，但这场推演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太平天国的失败，本质是理想主义输给了组织溃烂。即便没有内讧，洪秀全的宗教狂热、阶层固化仍可能引发新的危机。正如史景迁所言：“他们试图建立天国，却复制了人间所有的恶。”而曾国藩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才能的胜利，不如说是对人性弱点的精准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