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澧特别训练班开学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不愿意参加军统特务组织。

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从郑州送来，都是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大多无家可归，来到湖南，更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虽然有不少想退学，但不敢说出来。

其中，少数学生是特务介绍来的，事先已知道，当然没有问题。等到戴笠向胡宗南要来在长沙招考的几十名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女生时，这些人一到临澧，知道这个班的性质，便有大半要求仍旧回到七分校去。

她们提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们是为了参加抗日才投笔从戎的，不愿当特务。

副主任余乐醒看到这种情况，原准备施加压力，但考虑到她们提出的理由很正当，而且像蔡雪琴、杨镜如、粟燕萍、朱哲民、潘淑媛、柴翔群等人，家都在长沙，弄得不好，这些年轻气盛的姑娘都会跑回去，又不能随便加上罪名来处罚她们，同时，还得看胡宗南的面子，不便任意处理。

经过临时紧急班务会议后，决定先进行说服工作。总教官谢力公和政训处处长汪祖华两人自告奋勇，先召集她们用谈心的方式，进行说服工作，再由副主任约去个别谈话。

他们忙了一整天，才勉强把这些人的情绪暂时安定下来。戴笠接到报告后，马上指示要研究具体办法，防止类似的事件再行发生。

三天以后，班里决定采用填表、写自传等集体宣誓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来套住所有的学生。

当时，不仅学生没有办好这一手续，甚至不少由特务介绍临时去这个班工作的职员，也没有办过这一手续，便趁这次一齐办好。

戴笠从临澧特别训练班取得经验教训后，便规定在以后的各个训练班开学时，先得让学生办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手续。

因为，不少学生是被骗或被迫去到这种训练班的，当他们听说将来要去干那些杀人放火和逮捕绑票的勾当时，既害怕又悔恨，纷纷要求退学，所以，要先在他们脖子上，套着锁链，就可予以制裁了。

这个班在开始入伍训练时，便同时着重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教育。当初，大礼堂还没盖好，副主任和政训处长、总教官等，每天早上都要集合所有学生举行“朝会”。

他们站在一个临时用木架搭成的高台上，指手画脚地不断对共产党来一套谩骂和诬蔑，汪祖华为了要让学生们和教职员们不去相信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在真正抗日，竟歪曲事实，对平型关大捷作了一次诬蔑宣传。

以后，听到学生中有人说“怎么连共产党的军队打了胜仗都是假的”这一类话之后，他便对此连续作了两三次的讲演，企图凭他的舌头把这一辉煌胜利从学生的脑子里抹掉。

在每日的早晚两次点名时，大队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更是鼓其如簧之舌，唾沫四溅，向学生灌输毒素，使其误信共产党不是在抗日而是在和国民党争权夺利。

他们还向学生宣传，只有国民党是在真正抗日，而军统是最革命的集团。他们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灌输反共思想，并对学生思想进行考察。

由于发现学生传阅《新华日报》，班里马上注意到这个问题，除了找这些看报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外，各队指导员还把这些学生的名字汇集起来，暗中考察他们的言行。

这之后，班里还马上实行对往来信件的检查，把所有寄给学生的进步书报一律扣留下来。

学生寄出去的信件虽没有法子完全控制得了，但是，寄到班里的信都得经过大队、中队指导员拆开看过才交给学生。

不少女生因为男朋友写给她们的情书被拆开看过了，常常气得大哭，有些学生便在街上找商店给他们转信，不久也被发觉，除明令禁止外，还通知所有商店和居民不得代学生转信。

当时，临澧最大的一家叫安福的百货店，学生托这个店转的信最多。这家商店的老板表面上答应学生代转书信借以拉生意，而暗中，却把这些信，先送到班里让检查过之后，再转给学生。

这个班虽然用了种种方法来防止学生在对外通信时，泄露训练班的秘密，可是不久，还是有很多人都知道临澧县办了一个这样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甚至，连当时一些学生在陕北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的同学和亲友，都来信劝他们设法摆脱这个班。

这些信查出后，当然不会再落到学生们手中，特务们为了威吓学生，又在班本部修了一个禁闭室，对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学生，随时送到这个禁闭室关起来。

余乐醒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班的学生，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得学习一些特务基本技术。副主任余乐醒编了一本叫“特工常识”的讲义，并由他亲自主讲。

这本讲义里面，包括情报、行动、侦察、化装、秘密通信、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许多特务工作的基本技术。

到分科专业训练时，每门课程就更加细致具体了。比如，学情报专业的，除了情报搜集、编审、研判、分类等之外，还有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盯梢（跟踪）、脱梢以及情报网的分布、传递情报方法等一系列的有关课程。

这些学生还要着重学习关于“党派分析”的政治性课程，这是专门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行诬蔑歪曲、颠倒黑白的一项功课，使学生在脑筋里形成一个牢固的概念：

除国民党外，没有一个党派是革命和抗日的，学生们学了这门课程后，班里还要经常进行测验，以巩固学生们的思想。

军统特务的工作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搞情报，二是搞行动。

行动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是军统一切罪恶活动的总称，举凡逮捕、绑票、刑讯、解送、看守、暗杀、纵火、偷盗以及各种各样的破坏等都属于行动工作的范围。

本来，爆破也属于行动工作范围内，由于这项工作在行动中，不但占重要地位，而且技术性较强，所以，在军统的训练班中是单独列为一项专业课程，而不把它包括在行动术课程中。

许多专门训练行动特务的训练班，是包括有爆破；而专门训练爆破特务的训练班，一般不一定讲行动，只是，在有条件时，讲讲一般行动常识。

因为学习爆破，不但学生常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被炸死的。

有一次，军统局派到第三战区编练处（当时在江西上饶四十八都）的爆破教官蔡某，便是在教课时，当场被炸死在讲堂上的。

这主要是由于军统在训练特务时，总是感到学生不够用，而急于求成，同时，在训练时也不顾学生们的安全，只求速成，所以经常发生事故。

训练搞行动的特务，一般有半年便可掌握到各项基本技术；学爆破的要能独立工作也得半年，所以，在一般的行动训练中，只能讲一些有关爆破的常识和对爆破器材的使用与简单的爆炸品的配制。

第三中队是以训练行动与爆破为主的。这个班的行动技术训练，是以拘捕、暗杀为主，也先讲一些跟踪方法和手枪、短刀（匕首）、毒刀、利斧等的使用，以及如何追捕与脱逃。

在开始讲“拘捕术”之前，对怎样去抓住对象这一项，看来非常简单的事，都得花上几小时的工夫，因为，有些问题不是亲身干这项罪恶活动的人，是无从想象得到的。

比如，两三个人抓住一个人，当然很简单，但遇到要一个人抓一个人，甚至一个人抓两个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

还有，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顺利地把被捕的人带走，都得多方研究。例如：从三四层楼上把一个人带下来，行动特务应该走在前面或后面，就很有讲究。

因走在前，很可能被踢下去；走在后面，对象又可以奋不顾身地滚下去或跳下去。特务们都有经验，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并不是那么容易束手就范的，往往要经过一场异常激烈的生死斗争。

所以，教官在讲课时，要对曾经发生过的各种问题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详细教给每个干行动的特务。

在逮捕时，除了怎样防止反抗外，还得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研究出一套对付办法。

例如老年人、妇女、小孩等被捕后，不是反抗而是赖着不走，或大哭大叫，特别是老年妇女，特务们对这些人，既不便打骂而引起围观的人同情，增加麻烦，又无法动以利害或威逼。

遇到这类的人，特务们便得先发制人，用一套特别办法，使之身体上既感到些痛苦，又无力挣扎叫喊，但又不是十分痛苦，于是只得跟着走。

这些课程都是边讲边实习，教官讲完一套办法，马上在课堂上表演给学生们看，被用来实习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学生。

有些聪明的学生在被叫出来实习时，吃了点苦头，自认晦气便算了。有些不服气的，往往当场被教官们弄得伤筋折骨。

我还记得，有个叫严燮的学生，因在上擒拿课时，和教官金民杰故意为难，被金下毒手，在要害处猛击一下造成内伤。

但他仍不服气，以后在我讲课时，他又自告奋勇要求和我试一下。我早防到他，在表演时，趁他用尽全力想把我摔倒时，也照样给了他一次猛击。

经过这两次以后，严燮被弄得重伤不治，不久，加上别的病发作，便一命呜呼了，特务们又猫哭老鼠给他开了一个追悼会。

当时，行动队的教官们经常研究，如何在教课时不被学生弄得当场丢人，都同意遇到调皮捣蛋的要当场给以厉害，不惜拿学生的性命，来维持教官们的所谓“威信”，所以，以后一些学生非不得已，都不愿给教官做实习对象。

有许多课程的实习，是不需要拿学生做对象，而由教官像玩杂技一样表演给学生们看的。这类表演往往使学生很感兴趣。

比如，像手枪的使用与携带，教官在上课时，身上便先带上几支手枪，他一面说明特工人员的手枪是第一生命，既要不暴露目标使人注意，又要求出枪迅速射击准确，能先发制人，一面很快掏出手枪，向预先悬在课堂中的枪靶发射一枪。

当枪声响后，枪靶被击得摇摇晃晃时，不少学生连看都没有看清，往往要求再来一次。教官总是把身上带去的枪都迅速拔出来，让学生看清楚，再将衣服解开然后将枪一支支再插回去。

又如，对于开手铐、开锁等不用钥匙，而用一些随便能找到的代替品，很快把手铐或锁打开，也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

教官们这样做，为的是使特务工作的这一套捕人杀人的课程，避免讲得令人毛骨悚然，使人学不下去。

在进行毒物试验时，便是用狗来代替。比如，将几滴苦扁豆油滴在一块牛肉上，狗吃了下去，几分钟内便在地上滚去滚来，不到半小时便结束了生命，但人吃了这种东西关系并不大。

其实，有些毒药，军统并不把它公开来传授，只在使用时，将配制好的成品混入食物中，交给特务们去使用，并不把它的名称和配制方法让人知道，用来讲授的，只是一般的东西。

临训班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医官，有贪污和采购假药的嫌疑，便将他弄来做“实习品”。

这人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为了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想害学生，结果，却被指为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经班务会决定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

教官们先把一套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学生，连续几小时的审讯，学生看得有点厌烦起来，弄得教官们发了急，立刻把他们的一套看家本领搬了出来，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可以试一试的，都用到这个医生身上。

有些女生看得害怕起来，还挨了队长们一顿臭骂。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

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使他们感到这个机关是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

情报队和行动队的学生都须经过跟踪与脱梢的实习，情报队的几个所谓高才生文子瞻、李甲孚等几十个人还去长沙，由湖南省站协助他们去进行过一次实习。

戴笠对这次实习经过的报告，非常满意，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训练当中，这批新的门徒，已能基本上掌握到一些特工技术了。

这个班经常举行实习的还有爆破方面一些技术。由于这门功课危险性较大，对一般炸药的配制工作，往往只由教官在课堂上讲讲，或用简单的方法做一两次给学生们看看，主要是用“梯恩梯”（TNT）或“的拉米特”等成品进行爆炸，让学生们看看它的威力，以及怎样计算药量等使用方法。

这些爆炸品领来以后，班内一些特务们便经常拿着它，去附近水塘河沟等处炸鱼吃，弄得附近经常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不仅池鱼遭殃，连澧水河堤几处都被震坏。

第二年，我在常德工作时，这个班虽已迁走，但仍时常听到老百姓骂这个班，因春天水涨，不少河堤因受震动而崩溃，好几处都造成水灾，使得县内农民受到不少损失。特务们无恶不作，凡是他们经过或住过的地方都无不受到灾难。

这个班一些不能实习的课程，教官便举出过去军统在工作中的一些实际例子来说明。

在这些现实的案例中，所指出的对象或敌人，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借以增加学生们的反共情绪。有时也明白指出，他们将来的主要敌人便是共产党。

那时，正值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时期，教官们也不能完全不提一下对付日寇或汉奸的一些例子，但这种比例是很低的。如我所讲授的行动课程，当讲到拘捕术的时候，几乎全部例子都是以过去逮捕共产党的情况来做教材。

拘捕术这门课程分得很细，将不同情况下怎样进行拘捕分别为指捕、缉捕、守捕、围捕、追捕、密捕等等。

这里，我只把指捕这一项简单地谈一下。所谓指捕，是讲极个别被捕的人，因受不住酷刑拷打而供出与自己有关的人的时候，由特务们带着他一同去逮捕他指明的对象。

在讲这门课程时，几乎全部是讲的如何防止受骗，不要弄得打草惊蛇。因为，特务们在这方面受过不少的骗，上过不少次当。

有些共产党人在酷刑下，好像受不住刑而愿意出卖组织，当特务们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逮捕他指捕的人员时，却反而被利用，成为报警的信号，让领导机关和其他人安全转移。

这是受审人员欺骗特务人员，假意说出地下党的地址，往往是在同一条马路的对门或附近，当特务们带着这个人员去搜捕时，地下组织的人，不但马上会警惕起来，而且，可以看到自己的同志已被捕，于是迅速转移。

特务们过去常常因此扑了个空，被利用为通风报信的工具。所以，教官们在讲这门课程时，着重讲过去的经验和防止办法。

如在对象供出自己的领导机关地址与领导人员身材面貌特征等之后，不应马上停止审讯，还要详细追问某处房屋情况，用什么东西做安全和危险标志，进门后，内部陈设等有关这所房屋的一切情况之后，先由特务们伪装成为查看电表、水表的人员混进去看看与所供出的情况是否相符，说得对的便去搜捕，说得不对，回来再用更严酷的手段来对付。

在核对情况属实后，进行搜捕时，还得将整个马路的一段或弄堂（胡同）封锁，防止对象故意供出一个次要的地方而使主要的有脱逃机会。

如果扑了空，还得暗中派几个特务监视附近居民，看在搜捕后有无特别变化情况。当时，讲授各种各样的拘捕工作课程时都是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作为实例来讲的，这里不一一列举。

军统特务的绑架工作也全部是以共产党为对象的。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内绑架共产党，戴笠一向认为是得意之作。

所以，教官们在教学生时，也大量列举这方面的例子，军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绑票工作，是特务们向一些专搞绑票的惯匪学习之后，并经过不断研究而得出的一套方法，因此，能在各种不同场所，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它的目的。这门课程，在讲授时，一讲也是要七八个小时才能讲完。

在讲暗杀工作时，所举的例子，教官们总是爱把军统一向夸耀的暗杀民主和进步人士杨杏佛与史量才等案例为教材。

另外，再举出一些秘密惨杀共产党员（大都记不得姓名）的情况作为实例，好教这些学生们将来出去屠杀共产党人能青胜于蓝。

军统所办的特训班中，在讲授特工技术时，总是叫这些学生要注意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就是要不惜选择一切手段，不管什么法律，只求如何能达到目的。这便是每个特务在工作时要随时奉行的一项工作标准。

当时，在这个班（以及以后其他各个特务训练班）教一般特务技术课程，都印发讲义，或由学生抄录笔记。

而“行动术”这门课程，是从来不印讲义，也不准学生记笔记，只由教官讲述。学生如有听不懂或弄不清的地方，课后可以提出来，请求补讲。

教官们特别欢迎学生在课外去找他们研究，因为这种杀人放火的功课，连特务们自己也知道太见不得人，一些稍有良心的青年，听了也感到太残暴，因此，尽管有不少的人听讲，而真正对此有兴趣的却总是不多。

如有学生在课外去找教官研究，便视为难得的好学生，于是用心培养，热心讲解，使之成为“专门人才”。这不但是教官自己的成绩，也是为戴笠所最重视的一项培养接班人的工作。

这个班还有一项课程也是不发讲义，甚至提纲都不印发的，那便是如何打入中共组织或民主党派去进行特务活动的问题。

这门功课有时是专门讲授，有时是在讲党派分析问题时插进一段，大都是由共产党的叛徒来主讲。

他们对党内的情况比较了解，并利用从邮电检查和各处找来有关共产党的文件作为教材，告诉学生们，如何学习党内一些术语，以及一般常识，好伪装进步，从而容易接近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分子。

可是，他们又怕这些青年们思想上受到共产主义的进步影响，所以在讲授时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党内一些政策方针，要多方加以歪曲和诬蔑。

许多担任这门功课的叛徒，在讲授时，感到非常矛盾和苦痛，不讲得具体详细一点，又怕学生不能在工作中很好地去运用；讲多了，又怕被其他特务看成是在为共产党做变相的宣传，因此，感到轻不得又重不得，左右皆为难。

因为，这个班内不少特务都会直接向戴笠作小报告去讨戴的欢喜。戴笠本人虽不在班内，而班里的一切情况却是了如指掌，不用说教职员和学生思想上的问题，甚至每个重要干部的私生活他都清清楚楚。

他第一次到班内视察时，连总队长陶一珊经常在晚饭后与几个人打牌，陶总爱说“饭后来四圈，是卫生麻将”这样一句话，都能一字不错地指出来，无怪大家不得不随时相互警惕了。

这个班的课程，除上述各项之外，第四队（谍参队）还着重学习军事情报方面的有关功课，第五、六两队则学习游击战术。

戴笠听到叶剑英当时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讲这门功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将来好去对付中共，便设法把临训班两个副大队长陈震东和王百刚介绍到这个班去工作，以便剽窃到这方面的东西。

以后，王百刚运用特务的“偷盗技术”偷了游干班一笔不小的现款，被人检举。

这个特务表演的技术非常拙劣，弄得人赃俱获，使戴笠很下不了台，本来偷窃罪不该死，可是，他的任务既没有完成，又给戴笠丢了脸，一气之下，便把他要回来枪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