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搞社区团购这事儿，成为舆论口中，大平台罔顾普罗大众民生的新例证。有人拿埃隆·马斯克和此事做对比，说人家在飞向太空，但咱们堂堂上市公司，却沦落到和卖菜的小商小贩抢生意了，境界有云泥之别。
互联网是科技的产物，但是当下的情景，却让人想起科技革命的思想祖师爷之一的兰西斯·培根曾讲过的一段话：
“人类的雄心壮志分为三类，就像是三个等级。
第一类属于那些渴望在自己的国家中扩张权力的人，这种野心是粗鄙和堕落的。
第二类属于那些努力在全人类范围扩张本国实力和统治权的人，这种志向显然更有尊严，但同样坦然无度。
然而，假使一个人尽全力建立和扩充人类在宇宙中的权力和统治权，这样的雄心壮志无疑比前两种更为健全也更加高尚”。
如果将培根的话放在今天，就在10天前表态，要在2026年将人类送上火星的埃隆·马斯克显然属于第三类人，而打算抢菜篮子的巨头们则怕连第一类都算不上，毕竟小商贩们也没有什么权力可被争。巨头们大致只能算第零类或负一类了。
当然，在这个时代，做名不副实的事何止一些国内的巨头。和马斯克同乡，即将卸任但是不自愿卸任的特朗普，明明是全球第一权势的国家总统，却忘了二战后美国一直充当世界协调者的义务角色，成为言必称“美国优先”，连欧盟合作伙伴都忘在脑后的怪老头。
在培根的语境里，特朗普先生大概也能在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了。
培根的说法虽然巧妙，但似乎太过注重国内、国际和世界的地理差别，忽视了“人”的因素。
毕竟，无论是国家、组织或者公司，其行为影响最多的是人本身，普通人往往无法感受权势疆界的变化。
我们当然没有培根的认知层次，但是不妨在这里稍作讨论一下——如果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如何对思想的境界进行排序。
为省事起见，我们大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一句现成的话说起。这就是“马老师”的一句名言。在马老师的经营理念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对人的排序，而且是涉及三类人的排序，即：“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大家千万别以为此处马上就要批判马老师。恰恰相反，这个排序是很先进的。马云将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时候，还专门向股东解释了一下此经营哲学，怕投资者不理解其用心：
“我（马老师）在很多场合上指出，阿里巴巴信奉‘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经营管理思想。很多投资者初次听见这个观点可能很难理解。
我在这里向您表明：阿里巴巴只有坚持‘客户第一’，为客户创造持久的价值才有可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在新经济时代，让客户满意的最主要因素是我们的员工，没有勤奋，快乐，激情敬业和富有才华能力的员工，给客户创造价值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满意的员工队伍就不可能有满意的客户，没有满意的客户绝对不可能有满意的股东。”
姑且把这段思想简称为“第一论哲学”。“第一论哲学”不仅马老师挂在嘴边，也是诸多国内外互联网公司的指南。而这番话，比某些只知道满足股东胃口的另外一些美国跨国公司管理者的境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一些口中喊着“股东第一”，总想短时间内做高业绩，做高股价，拿分红走人的CEO们，也不知道摧毁了多少公司。
但时过境迁，再先进的理论也有保质期，这番话在今天，却因发言者身份和地位不同，而变得不那么合时宜了。
十年前，今天的互联网巨头曾是当时商业世界的革命者。但是在随后的时间里，凭着技术、数据、思想优势，互联网公司不断攻城略地，在完成对社会资源逐步掌握后，互联网掌舵人的身份变了，已从当年的革命者，成了商业世界的执政者。
身份一变，一切也就变了。这段本看似完美的排序在今天，既有覆盖人群的缺失，也有履约的缺失。
我们先来看一下「人群覆盖的缺失」问题。“第一论哲学”覆盖了客户、员工和股东三类人，但在互联网新模式下，还有一些在受影响的范围内，却不在不在马云的排序之中。比如合作伙伴，比如路人甲。
拿电商来说，商家就是合作伙伴，但是它们受益于平台，但也苦恼于平台。每年双十一，一些合作伙伴就会苦恼应该拿出多少资源配合促销，怎么避免选边站，又不得罪任何一家大平台。同样的苦恼，也见于餐馆和外卖平台之间。
「路人甲」则是另外一些数量更大的人。何谓路人甲？他们不在互联网巨头生态的既得利益分配链条中，但却可能因为巨头们一举一动，生计受到影响的人。
他们可能是受社区团购失去生意的菜场小贩。他们可能是原本倾全家之力买了出租车牌照却被专车司机排挤出市场之人。他们还可能是在路边租了门面房，开了报刊亭的人。他们还可能是在电影院卖爆米花和放映员之人，他们是在疫情期间拿不到奖金，但是在疫情好转后，却发现电影制作公司决定不再将电影优先在院线上映之人。毕竟， 时代华纳为了推自己的HBO MAX网络平台，已经决定将在2021年把电影线上线下同时上映。
这些路人甲，不在互联网平台的利益链条中，反而其所在的传统利益链条被平台摧毁，失去自己在社会阶层中本就不高的蓝领劳动回报，并因无法短时间内升级知识结构而转型。
除了合作伙伴和路人甲，原本在“第一论哲学”中的三类人，也不见得总是开心的。这是「履约层面的缺失」。
拿“第一论哲学”中排名第二的“员工”来说，尽管巨头们秉承“员工利益在先”，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打工者自嘲是“享受996福报的社畜”。而对于“第一论哲学”中排名第一的“客户”而言，沉迷网贷的消费者，困在蛋壳的租房者，真的在被关爱的“第一”梯队里么。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虽然引用的是马老师的话，但是这类问题远非讲话者独有，这是互联网浪潮下的通病。
似乎超级平台们意识到了科技的负面问题，近年来很喜欢谈“科技向善”，比如做投入资金做慈善做公益，或者将科技手段用于社会服务。
做慈善固然很好，有一万个理由该做，但是我总觉得如果说科技向善就是做公益，也是走偏了路。
在互联网已经强大到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时，真正的「科技向善」，应该是关爱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利益受到影响的社会路人甲，有被压榨之忧的合作伙伴，和可能被信息茧房困住的刷屏者，从而输送正确的价值观给社会，不负获得的巨大利益。
否则，一边做慈善，一边挤占公共利益：发明了购物节的人让合作伙伴在促销上选边站；掌握公号平台的人，收购以抄袭见长的新媒体，这和作案后去教堂忏悔的行为有多大的差别呢。
或许有人会觉得，以上这番言论对巨头过于苛刻了，毕竟大平台们是商业公司，追求回报是第一要义，拿到税收的政府才是应该真正关爱路人甲的主体。
但是《纽约时报》在报道美国院线将失去华纳公司电影优先发行权的新闻中讲了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当谷歌母公司的市值已经和西班牙整个国家的GDP差不多了，巨头们被更苛刻的目光所注视，是理所应当的。
互联网的历史不久，只有30年，但是互联网对社会的改造，则发生的太快，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思考。《三体》作者刘慈欣就是其中一员。
2018年11月8日晚，刘慈欣被授予2018年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以表彰其在科幻小说创作领域做出的贡献。
但作为写出被多位互联网掌门人视为商业圣经的《三体》作者在获奖感言却这样说：
“这个世界正向着与克拉克的预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2001太空漫游》中，在已经过去的2001年，人类已经在太空中建立起壮丽的城市，在月球上建立起永久性的殖民地，巨大的核动力飞船已经航行到土星。
而在现实中的2018年，再也没有人登上月球，人类的太空中航行的最远的距离，也就是途经我所在的城市的高速列车两个小时的里程。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却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在IT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相对于充满艰险的真实的太空探索，他们更愿意在VR中体验虚拟的太空。这像有一句话说的：“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
社会的发展，没让培根所期待的第三类人更多，反而是享乐于原来不存在的虚拟世界更多。只不过，人们真的只有享乐于互联网吗？是否忽视了成瘾、裹挟于互联网？
对于互联网作用的困惑，在刘慈欣获奖感言发表一年后，互联网的发明者伯纳斯-李(Berners-Lee)在互联网发明三十周年纪念的公开信中说——“许多人现在对互联网是否是一股好的力量感到不确定，但如果认为它不会在未来30年里变得更好，那将是失败主义和缺乏想象力的。如果我们现在放弃建立一个更好的互联网，那么未来不是互联网辜负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互联网。”
路人甲是没有辜负互联网的资格的，相反他们中一些人更可能是超级平台所辜负的人。但上文所述的“互联网执政者”一定是有辜负资格的，对“更好的互联网”，他们更有责任和义务的。
毫无疑问，如果培根活在当下，按照他对“地理胸怀”的定义维度，志在星辰大海的埃隆·马斯克，一定是他眼中今世最伟大的企业家。但如果按照“人群关怀”维度，在疫情期间强行让工厂开工，要把公司从“民主党主导”强调平权的加州搬到“共和党主导”的德州的马斯克，就似乎没有那么有光环了。
但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在科技互联网对世界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当年的石油大亨的情况下，巨头们有两个选项可以选择：
他们或者要像埃隆·马斯克一样，做培根的信徒，以地球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为地球创造更多资源增量的扩展；或者像现在为疫情发声的比尔·盖茨一样，为将全人类命运纳入关怀范畴寻找新路径，做好利益存量的分配。
而停在原地，继续做一个商业平台大亨不再是一个会被尊重的可选项。
因此，在未来，全球化公司或许将不再是商业经营的制高点，开拓宇宙边疆的地球公司和充满人文关怀的人类公司将是新起点。
作者 | 高飞
编辑 | 周雅
配图 | Pete Linforth
来源 | 奇客故事（cybergus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