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上的杰出领导者，是红色谍王，他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潘汉年对新中国的巨大贡献，解放后党中央任命他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协助市长陈毅管理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然而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明知潘汉年无罪的情况下，却强行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造成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冤案。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毛主席说起。

一、毛主席下令逮捕潘汉年

1955年3月21日，毛主席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海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

毛主席在讲话中号召凡是和高岗、饶漱石问题有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要主动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主席特别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可以写成材料交给中央，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潘汉年想起1943年自己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现在应该借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讲清楚，以便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于是，大会结束后的4月1日，潘汉年写了一份材料并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以及自己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请陈毅将自己写的材料转交党中央毛主席。

第二天，陈毅亲自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写的材料呈交给了毛泽东。

毛主席看了潘汉年的材料后大怒，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接着，毛主席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4月3日，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以内奸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入狱。

潘汉年被逮捕后毛主席立即指示公安部成立了“潘汉年专案组”，并号召大家检举、揭发潘汉年的违法犯罪行为，搜寻潘汉年犯罪的证据，以便法院判决。

1962年（潘汉年在监狱被关押7年后），中央决定让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进行审判。当时中央认定潘汉年犯有三项大罪，一、内奸；二、特务；三、反革命。

二、谢院长借古喻今谈潘案

最高人民法院接到中央要求审判潘汉年的命令后，当即指派刑庭庭长曾汉周和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丁汾、彭树华二名大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此案。

接着，曾汉周庭长让丁汾和彭树华两位法官前往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翻阅案卷并面讯被告，为开庭审判做准备。

经过一个多月认真细致的阅卷和询问被告后，丁汾和彭树华两位法官吃惊地发现，专案组指控的潘汉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蒋介石提供情报等罪名都不能成立，因为这些指控都没有证据支持，而法院认定事实是需要证据的。两位法官认识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于是，丁汾和彭树华两位法官向曾汉周庭长作了汇报。三人达成共识后，先是向主持法院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吴德峰作了汇报，接着又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作了汇报。

谢觉哉院长听了三位法官的汇报后，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我们只是办法律手续。”

听了谢院长的话，曾汉周、丁汾、彭树华三位法官犹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个个都目瞪口呆，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觉哉院长看到三位法官呆若木鸡，思想不通，就又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来提示他们。

谢院长问彭树华:“你看过王勃写的《腾王阁序》没有？

彭树华回答:“看过，而且还能背出来。”

谢觉哉说:“王勃的《腾王阁序》这篇文章中有这么两句话，‘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像贾谊和梁鸿这样贤能的人才，又处在圣明的君主时代，也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对待，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好人也常受冤屈，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说完王勃的《腾王阁序》中的贾谊和梁鸿两个人的冤屈后，谢院长怕三位审判法官还不明白，于是就又拿另一位历史名人岳飞来举例，他说:“还有宋代的岳飞，是民族英雄，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遭到杀害，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试想谁能救得了岳飞？明朝的文学家文徵明很有见识，他看出来岳飞被害，秦桧固然罪不可赦，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岳飞的功过历史已有定论，也无需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三位审判法官听完他们院长的一番高论后才恍然大悟，明白他们院长是在借古喻今点拨他们，原来他们的谢院长早就知道潘汉年是冤枉的。同时，他们也明白了潘汉年是没人能救得了的，试想，当年谁能救得了岳飞？

彭树华法官后来回忆说：“谢院长虽然通篇说的都是古代的贾谊、梁鸿、岳飞蒙冤的事情，没有提潘汉年一个字，但他实际上说的就是潘汉年，他把潘汉年比喻成了贾谊、梁鸿和岳飞。”

是啊，潘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和假案，党内高层对此都心知肚明，但是谁都无法点破，谁都救不了潘汉年。

谢院长接着说:“好在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潘汉年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我们只办法律手续。”

其实谢觉哉院长说的不错，1962年1月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到潘汉年时就公开讲过，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牢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司法不独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钦定的冤案也无可奈何。谢觉哉院长的内心其实也很痛苦。

三、最高院明知潘汉年无罪仍判他有期徒刑15年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案开庭审理。曾汉周、丁汾、彭树华三位审判法官在明知潘汉年无罪，指控潘汉年的内奸、特务、反革命三项罪名都是捏造的情况下，依然依据捏造的罪名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制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冤案。

彭树华法官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对谢觉哉老院长怀着无限的敬仰与信赖，本想通过他的地位与声望，对党内高层吹吹风，向毛主席说明情况，但听完谢老的一番话后，我们明白了，谁都救不了潘汉年，于是也就闭嘴了。此后心里想的都是怎样把庭审工作做好，使开庭审判顺利进行，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们把判决书写好后，就踏踏实实地开庭了。”

彭树华法官接着说:“潘汉年的判决书周恩来总理事先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查。作为潘汉年的直接上司，周总理完全知道潘汉年是被冤的，但周总理放弃了抵抗，谢觉哉院长放弃了抵抗，曾汉周庭长放弃了抵抗。作为承办法官的我本来试图抵抗，但最终也被‘解放了思想’，放弃了抵抗。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都放弃了抵抗，大家踏踏实实地制造了一起冤案。”

注:解放前周恩来是谍王潘汉年的直接上级，潘汉年直接对周恩来、康生和毛泽东三人负责。

然而彭树华法官不知道的是，周恩来总理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在潘汉年被逮捕后，为了解救潘汉年，曾冒着得罪领导人的风险，指示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成立调查组，查阅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文等全部档案，寻找潘汉年清白无罪的证据。

李克农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他经过几个月认真细致的调查，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后，向中央提出了证明潘汉年无罪的五条反证材料，这五条反证材料，有理有据，十分有力，足以证明潘汉年是清白无罪的。奈何李克农提供的证明潘汉年无罪的五条反证材料被中央领导人束之高阁，弃之不用，周总理和李克农也无可奈何。而曾汉周、丁汾、彭树华三位大法官在审判时也根本就没有见到李克农关于潘汉年无罪的五条反证材料。

负责审判潘汉年的刑庭庭长曾汉周晚年因病住院，他的老友王怀安去探望他，期间聊起潘汉年的案子，王怀安责问道：“你们的心真狠，当时怎么判的下去？”

曾汉周无可奈何地说：“潘汉年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所有的人都知道潘汉年冤枉，但在当时谁都不敢说个不字，我们是奉命办案，有什么办法？”

曾汉周庭长说的都是实话。

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江青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潘汉年15年有期徒刑判的太轻了，于是又成立了新的“潘汉年专案组”。新的专案组认为潘汉年应当判无期徒刑。于是经毛主席、林副主席画圈同意，潘汉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5年，70高龄的潘汉年离开秦城监狱，被押送至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劳改农场——茶陵县洣江茶场，继续服刑。

两年后（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劳改场含冤去世，终年71岁。

四、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恢复了党的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中央开始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彭德怀、刘少奇等众多的冤假错案先后被平反。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云提出潘汉年是冤枉的，他先后给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写信，用大量的事实说明潘汉年是冤枉的，要求中央对潘汉年案进行复查。

中央对陈云的意见十分重视，下令由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中纪委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用大量的档案材料和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头上的种种罪名和错误结论。

1982年8月23日（即潘汉年蒙冤27年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的一切莫须有罪名通通推翻了，指出：“这一案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大冤案……。”中央在通知中对潘汉年的一生以极高的评价。

1983年，潘汉年的骨灰被送往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相信潘汉年灵而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五、审判法官悔恨终生

潘汉年案被平反后，社会反响很大，特别是他的光辉事迹被拍成电视剧后，人们口诛笔伐，纷纷大骂指责最高人民法院。很多人都要求严惩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位审判法官。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汉周、丁汾、彭树华三位审判法官的思想压力很大，他们三人都有一种负罪感，为自己没能顶住领导人的压力制造了冤假错案而悔恨万分。特别是丁汾法官的思想负担更重。她说:“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半生在法院工作，一向谨慎小心，生怕判错案，冤枉好人。自问还是一个称职的法官，唯独对潘汉年案作了违心审判，一世清明，毁于潘汉年一案。”

丁汾临去世时，彭树华去看望她，丁汾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她一再叮嘱彭树华：“一定要把潘汉年案的审判真相写出来，让世人有个正确的了解。”

曾汉周临去世前也再三交代彭树华：“一定要把事情的真相如实写出来，让人们知道潘汉年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

于是，彭树华在曾汉周和丁汾两位法官去世后，不敢懈怠，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还原历史真相的重任，写出了《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向世人披露潘汉年案为什么会判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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