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我们国家的总理，而邓小平是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二人都是伟人。然而邓小平在1980年接受意大利知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却说周总理说了好多违心话，做了好多违心事。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笔者给大家讲讲这件事。

周恩来比邓小平大6岁，他们二人是在法国巴黎认识的。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遵照父亲邓绍昌的命令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而同时期22岁的周恩来也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二人由此相识，并在勤工俭学期间一同参加了革命。他们二人的关系就像亲兄弟一样密切，周恩来把邓小平当弟弟，而邓小平则把周恩来视为哥哥。

当时来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的人很多，除了周恩来、邓小平，还有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邓小平：“爸爸，在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关系最好？”

邓小平回答：“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应该说，周恩来不但是邓小平的兄长，而且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邓小平还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从1923年起，邓小平就已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在欧洲时，周恩来和邓小平一道参加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的出版工作。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撰写稿子，邓小平负责刻蜡版和油印。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地下工作，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险的岁月。

三四十年代，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的友谊在艰苦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来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中，长期与周恩来并肩战斗，两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与邓小平同姓，邓小平的几个孩子还喊邓颖超为“姑妈”。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的伟大友谊无论是对他们个人还是对党的事业，都显得弥足珍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周恩来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忍辱负重，竭尽全力，尽可能减少这场大规模动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

1969年，邓小平被流放江西劳动。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要求他们安排好邓小平夫妇的生活，尽可能予以照顾。

江西省革委会经过商议，提出方案，准备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

周恩来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说:“赣州离省会南昌太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安置在南昌为宜。邓小平住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在工厂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的住房“将军楼”居住。

周恩来的这份关照，使邓小平的处境稍有好转，对邓小平顺利度过难关，后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一次，邓小平突然得了急病，好在离南昌近，工人们用拖拉机将他送到城里的大医院治疗，才得以转危为安。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毛主席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在和陈毅的家属谈话中提到了邓小平，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并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给邓小平以很高的评价。

这是周恩来期盼已久的信号。他当场便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广造舆论。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1973年，在周恩来、叶剑英、王震等人的努力下，邓小平得以复出。

不久，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军委总参谋长、党中央副主席等职。

后来，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替他主持全面工作。

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在全国的各条战线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顿工作，使全国的局面有了极大的好转。但也因此遭到“四人帮”的嫉恨。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工作十分满意。

1975年9月，周恩来住进305医院进行最后一次大手术。即将进入手术室之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突然问：“邓小平同志在吗？”

等候在旁边的邓小平急忙走上前去，周恩来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很激动地大声说：“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干得好，比我强得多。!”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邓小平忍着巨大的悲痛，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周总理致了悼词。

当时，邓小平的处境已经很困难，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他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中央开会讨论周总理的追悼会的时候，“四人帮”有意把邓小平排除在外，张春桥提议周恩来的悼词由叶剑英来作。叶剑英拒绝道：“我不能作，邓小平来作最合适，请小平同志作。”

张春桥和江青说：“那样合适吗？”

叶剑英理直气壮地说:“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代理总理工作，只有小平作最合适。”

由于叶剑英的坚持，“四人帮”也无可奈何，只得作罢。就这样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

1980年，已经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北京接受了意大利知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在提到周总理时，邓小平满怀敬意地说:“周恩来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都是如此，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说这些话，不做这些事，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对周总理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邓小平对周总理的了解、谅解和理解也是发自内心的。

邓小平对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实事求是，十分客观。“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自己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对邓小平下放江西时的安置、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等起了重要作用。

其实，不只是一个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在“文革”后期被解除了审查囚禁。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叶飞、曾希圣等一大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常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而宋庆龄等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则更是因为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才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免遭迫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崩溃，上百万的人民解放军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乱起来，这一切与周恩来的奋力维护是分不开的，有时候周恩来甚至是独立支撑危局。

邓小平对周总理的评价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他说的不错，周总理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违心话、做了一些违心事，但他不说这些话、不做这些事，他自己也保不住，又如何来保护大批的老干部、如何来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伤害呢？周总理不愧是人民的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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