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无权扣留我！我是合法的英国公民！＂1967年初春，广州白云机场内响起一阵愤怒的咆哮。一名西装笔挺的英国工程师正对着机场工作人员大声抗议。而他随身携带的黑色手提箱里，装着两只瘦骨嶙峋的老鼠。
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出境检查事件。然而谁能想到，正是这两只看似平常的老鼠，却牵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间谍案。这起案件最终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并直接下达了＂彻查到底＂的命令。
这个英国工程师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为何要带着两只老鼠出境？
一、可疑的老鼠1967年3月15日清晨，广州白云机场笼罩在薄雾中。机场安检员陈建国正在例行检查一架飞往伦敦的航班乘客行李。这份工作他已经干了七年，检查过成千上万件行李，但这一天的发现让他格外在意。
＂李组长，这个箱子有些不对劲。＂陈建国叫来了安检组长李明。
摆在检查台上的是一个做工考究的黑色真皮箱，箱子的主人是英国籍工程师约翰·史密斯。令人生疑的是，这个价值不菲的箱子里只装着两只瘦弱的老鼠，以及一些简单的饲养工具。
＂先生，请问这两只老鼠是用来做什么的？＂李明客气地询问史密斯。
＂这是我的实验用鼠，我要把它们带回英国做研究。＂史密斯不耐烦地回答。他随即掏出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文件，＂这是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李明仔细查看文件，发现这确实是一份农业部门出具的实验动物出境许可证。但他注意到，许可证上标注的是＂实验兔＂，而不是老鼠。这个细节的差异立即引起了他的警觉。
＂先生，您的许可证上写的是兔子，但箱子里装的是老鼠。这个问题需要向上级部门请示。＂李明说。
史密斯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这只是文件打印时的一个小错误，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赶时间，必须马上登机！＂
就在这时，安检员陈建国注意到了更多异常。这两只老鼠的状态很不寻常 - 它们蜷缩在笼子角落，毛色暗淡，明显消瘦。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安检员，他对老鼠再熟悉不过。正常的实验室用鼠应该是白色的，而且体型健康。
此外，笼子的构造也很特别。金属笼壁异常厚实，远超普通实验鼠笼的标准。底部还特别加装了一层厚重的铅板。这样的设计显然不是为了防止老鼠逃脱，而是为了某种特殊用途。
＂请这位先生到休息室稍候。＂李明向其他安检人员使了个眼色。两名警卫立即上前，态度坚决但不失礼貌地将史密斯请到了专门的等候室。
史密斯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这是对英国公民的无理扣留！我要投诉！我要求立即见到英国领事！＂
李明没有理会史密斯的叫嚷，而是立即向机场公安处报告了这一情况。十分钟后，两名穿便装的公安干警悄悄来到安检区，对这个可疑的箱子进行了初步勘验。
他们用盖革计数器对笼子进行了检测。数字立即显示出异常读数 - 这两只老鼠身上携带着不同寻常的放射性物质。这个发现证实了安检人员的直觉判断是正确的。
更令人警惕的是，经过快速查证，史密斯所谓的＂农业部实验动物许可证＂是伪造的。这份文件虽然模仿得很逼真，但印章的防伪暗记有明显破绽。
二、隐藏的真相这起看似简单的机场安检事件很快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经过初步调查，约翰·史密斯的真实身份开始浮出水面。他并非普通的工程师，而是一位在中国居住了近五年的＂技术顾问＂。
1962年，史密斯以英国机械设备公司工程师的身份来到兰州。这个时期，兰州正在进行一系列重要的核工业建设。他的工作地点恰好位于兰州西郊，距离404厂仅有不到十公里。404厂是当时中国重要的核工业基地之一。
进一步调查显示，史密斯在兰州期间频繁出入当地的工程技术圈。他以精通机械设备维护为由，与多个重点工厂的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每逢周末，他都会组织技术交流会，邀请各厂工程师们参加。
1967年初，一个偶然的发现引起了当地安全部门的注意。史密斯的住所后院竟然建有一个简易的动物饲养场。这在当时的外国专家中并不常见。更令人生疑的是，这些笼子都经过特殊改装，安装了厚重的金属屏蔽层。
专家们对从白云机场缴获的两只老鼠进行了详细检测。结果显示，这些老鼠体内含有铯-137等人工放射性同位素。这种物质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只可能来自核反应堆或者核燃料加工设施。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放射性物质的分析，专家们发现了一个关键信息：这些同位素的组成特征与404厂的产物高度吻合。这意味着这两只老鼠一定曾在核工业设施附近活动过。
随后的搜查在史密斯的住所发现了大量笔记和照片。这些材料经过特殊处理，乍看之下都是普通的工作记录。但经过技术处理后，笔记本中浮现出大量涉及核设施的详细记录，包括工艺流程、设备参数等高度机密信息。
在一个暗格里，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台微型发报机。这种设备是当时西方情报机构的标准配置。通过对发报记录的分析，专家们推断史密斯至少向境外发送过23次密码信息。
更令人警觉的是，在史密斯的通讯录中出现了多个可疑的联系人。其中包括几位在其他城市工作的外国＂专家＂。这些人分别在包头、酒泉等重要工业基地任职，他们的活动轨迹呈现出一个精心设计的情报网络。
一份缴获的密电显示，史密斯采用的这种＂放射性示踪＂方法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情报收集手段。通过分析老鼠体内的放射性物质，可以推断出核设施的具体工艺特征和运行状态。这种方法的隐蔽性极强，且几乎不会留下直接证据。
这个发现立即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安全调查。相关部门开始对全国范围内的外国专家进行排查，尤其是那些在敏感地区工作的人员。这项工作最终揭示出了一个庞大的跨国情报网络。
三、出人意料的发展史密斯的被捕在国际上激起了不小的波澜。1967年4月2日，英国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史密斯，并声称这是一起＂误会＂。使馆武官詹姆斯·威尔逊甚至亲自到广州与地方官员交涉。
然而，就在英方施压的同时，一个意外的转折出现了。4月5日，一位自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休人员的约瑟夫·布朗向《纽约时报》透露，史密斯其实是一位＂双重特工＂。他不仅为英国军情六处工作，同时也在执行美国中情局的任务。
这个消息在国际情报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英国驻华使馆立即改变了态度，声称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原本咄咄逼人的外交施压突然变得缓和起来。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联的反应。4月10日，苏联驻华大使馆通过非正式渠道，向中国方面递交了一份关于史密斯的详细资料。资料显示，早在1960年，苏联克格勃就已经注意到史密斯在东欧的可疑活动。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他都试图接近当地的核工业设施。
中苏关系虽然在这一时期已经交恶，但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方面却表现出了罕见的合作态度。他们甚至提供了史密斯在东欧活动时的部分监视录音。这些材料为案件调查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十分耐人寻味。美国国务院既没有否认布朗的说法，也没有对此事表态。但通过香港的情报渠道，美方暗示如果中国＂妥善处理＂此案，美方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案件调查出现了新的突破。通过对史密斯的秘密通讯记录分析，专家们发现他不仅向伦敦和华盛顿发送情报，同时还与第三方保持联系。这个神秘的第三方使用的是一套独特的密码系统，这套系统与已知的各国情报机构使用的密码都不相同。
更令人警觉的是，在史密斯的关系网中，出现了几个在香港活动的神秘人物。这些人表面上是普通的商人，实际上却是各方情报机构的联络点。他们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情报中转站，将从中国大陆收集到的信息通过多个渠道传递给不同的情报机构。
这个发现促使调查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案件不再是简单的双边间谍活动，而是演变成了一个涉及多国情报机构的复杂网络。这个网络的目标不仅是中国的核工业设施，还包括整个亚洲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了案情。他指示相关部门要＂以小见大，借此打开缺口＂。这个指示为案件后续调查指明了方向。
四、暗流涌动
1967年4月15日，《泰晤士报》率先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机场的神秘老鼠》的报道。这篇报道虽然措辞谨慎，但暗示中国方面＂过度反应＂。随后，美联社、法新社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使这起案件迅速成为国际焦点。
就在舆论喧嚣之际，中国驻英国大使处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详细描述了史密斯在东欧活动的细节，以及他与一个代号为＂金丝雀＂的情报组织的联系。这封信的出现，为这个错综复杂的案件又添加了新的谜团。
同一时期，香港《明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详细分析了西方情报机构在亚洲的活动网络。文章作者以＂内部人士＂的身份，披露了多个跨国情报组织在香港设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往往伪装成普通的商贸公司，专门负责情报的中转和传递。
面对各方反应，中国外交部采取了巧妙的应对策略。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既没有正面回应史密斯案件，也没有否认调查的存在。这种模糊的态度反而引发了更多猜测，给了调查人员更大的操作空间。
与此同时，各国情报机构之间的较量也在暗中展开。5月初，一位在香港工作的英国记者突然＂失踪＂三天。他重新出现时，带来了一份详细记录史密斯活动的文件。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虽然无法确认，但其中提到的多个细节与中国方面掌握的信息高度吻合。
更令人意外的是苏联的表态。5月1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评论文章，罕见地支持中国的立场。文章指出，西方情报机构利用科研合作为掩护，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情报活动的做法＂令人不齿＂。
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给中国的调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案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情报侦查范畴，演变成一场国际博弈；另一方面，各方势力的介入也为深入调查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机会。
6月初，中国安全部门在对史密斯的通讯记录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了一个重要规律。他每次向境外发送密电后，香港都会出现一系列可疑的资金流动。这些资金通过多个账户周转，最终流向了东南亚几个神秘的离岸公司。
通过对这些公司的调查，专案组发现它们都与一个名为＂远东科技咨询公司＂的机构有关。这家表面上经营技术咨询的公司，实际上是多个情报组织的资金中转站。它不仅为史密斯提供经费支持，还与其他多个在华活动的＂技术顾问＂保持密切联系。
就在调查逐步深入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案情出现了新的转折。在检查史密斯的通讯记录时，专案组发现他曾多次与一个自称＂红蜻蜓＂的神秘人物联系。这个代号在其他间谍案中也曾出现过，但始终没有被破译。现在，这条线索可能成为揭开更大秘密的钥匙。
五、最后的结局1967年7月，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中国政府正式对史密斯提起刑事诉讼。审判在一个闭门法庭内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天。法庭出示的证据包括放射性老鼠的检测报告、密码电报记录、以及大量涉及核设施的机密文件。
面对确凿的证据，史密斯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供认自己同时为三个不同的情报组织工作：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一个代号为＂金丝雀＂的神秘组织。这种多重间谍身份在当时的国际情报界并不罕见，但如此高级别的＂三面间谍＂却是极为少见的。
法庭同时认定，史密斯在中国建立的情报网络远比想象的要庞大。他不仅在兰州设立了情报据点，还在西安、包头等地发展了多个下线。这些人分别潜伏在不同的重要工业设施周边，采用类似的＂放射性示踪＂方法收集情报。
8月1日，法院对史密斯作出判决。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质和国际影响，最终判处史密斯有期徒刑十五年。这个判决比当时类似案件的刑期要轻，显示出中国政府在处理这起敏感案件时的谨慎和克制。
判决下达后，英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接受这一结果。美国方面则保持沉默，但通过香港渠道传递信息，表示愿意就其他情报人员的交换问题进行秘密谈判。
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也推动了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完善。1967年9月，国务院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加强对外国专家的甄别和管理。各地重要工业设施周边也开始安装放射性监测设备，这些措施有效防止了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然而，＂红蜻蜓＂的身份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直到1970年代末，才有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国际情报组织的代号。该组织专门从事核技术情报的收集和交易，为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提供服务。
1975年，服刑八年后的史密斯因健康原因获得特赦，被允许回到英国。临行前，他向办案人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在兰州期间收集的部分核工业情报，实际上流向了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这个信息为理解当时中东地区的核扩散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1982年，一份解密的英国外交文件揭示，史密斯案件实际上是一场更大规模情报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代号为＂长城计划＂的行动，旨在全面摸清中国核工业的发展状况。而史密斯的＂放射性老鼠＂只是众多情报收集手段中的一环。
这起看似简单的机场检查，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涉及多国的重大间谍案。它不仅暴露了西方情报机构的渗透手段，也推动了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完善。时至今日，＂老鼠间谍案＂依然被各国情报学院作为经典案例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