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周恩来不适合当“头头”？四个人的话透露出根本原因！
周恩来
首先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头头”，是指全党、全国的最高领导人，除此之外，任何职务都不符合这里所说的“头头”。
新中国成立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任命了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项任命，可以说是全党、全国的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1948年初夏，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在向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朱德汇报工作时，提出了要抓紧经济工作的建议。
可具体应该怎么抓，这位第二书记自己也还没来得及深入调查，提出思路和方案。听了汇报的朱德，脱口而出，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他会把这事情办好！
朱德还强调了一句，说，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不仅党内如朱德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是这么看的，就连苏联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也是这样看的。
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来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拜会毛主席，了解中国革命形势。
期间，米高扬就曾对俄语翻译师哲表示，你们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么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是幸运！
假如朱德和米高扬的话，说服力还不够的话，那么毛主席的话，就应该是最具说服力了。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毛主席在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进入北平后，毛主席还对罗瑞卿说过这样的话，恩来同志是我们国家政务院总理这样的人才。
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周恩来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上面。
经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反复考虑和磋商，最后确定，把华北人民政府撤销，将这个班底先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
然后陆陆续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尤其是领导人），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因此，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等人先后调入政务院工作。
周恩来筹建政务院时，重点考虑和反复权衡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民主党派在革命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所以，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
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当晚，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商议3月25日抵达北平后要做的重要事情的会议。
周恩来提出，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检阅部队后，与各界代表见面，尤其是与那些知名党外人士见面，听听他们对新政府组成的意见。我们要考虑，新政府成立后，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
毛主席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赞成，他指出，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我们希望他们在今后的政府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继续作出应有贡献。
方向定了之后，就要具体执行。但这件事要具体执行，却并非易事。好在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时间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情况比较熟悉，和他们的交往比较密切。
1949年12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
所以，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数是由周恩来提出的，他做了大量平衡与协调工作，将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周恩来根据他们的历史贡献、能力、资历等，安排他们担任了副总理、政务委员、政务院下属四个委员会的主任或副主任、部长或副部长等。
比如对傅作义将军的安排，根据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周恩来就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协助傅作义。
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周恩来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告诉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李葆华，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
傅作义被周恩来深深感动，大胆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秘书长、总工程师、委员长等职的张含英。
一位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和北平市市长的刘瑶章。很快，这两位就分别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和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周恩来处理工作往往殚精竭虑、考虑长远，在他的综合平衡下，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头面人物，差不多都被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1949年10月1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其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4名副总理中，民主人士就有郭沫若和黄炎培两位。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了11名；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中，民主人士占49个，其中，正职为15个。
新中国首任“内阁”社会贤达荟萃，人才济济，得到许多民主人士的广泛赞誉。很多人都感叹，周总理不愧是“周”（考虑问题周到、周全）总理啊！
机构成立、人员到位之后，周恩来立即负起了“总理一切”的重任。根据政务院第一次会议精神，他先制定了《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确保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周恩来创造性地实施了政务会议制度。按照规定，政务会议每周召开一次，参会人员包括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主要职能是讨论通过政务院的重要决策、决议、命令和人事等。
周恩来把政务会议作为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妥善决策的重要形式，政务会议一般都由他主持，与会者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由他作结论性讲话。
据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孙起孟回忆，民主同盟负责人、政务委员之一的罗隆基即便是生病住院了，还要参加政务会议。罗隆基说，有些会议他不乐意参加，因为觉得那些会议没有多大意义。
但政务会议在他心里却大不相同，他非常乐意参加，而且一定要参加。不是因为会议上的什么事情让他有兴趣，也不是某个人的讲话他喜欢听。
而是因为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都有一篇讲话，他每次的讲话都能让罗隆基觉得深受教益，就好像上了一次大课，所以，他每次政务会议都不舍得缺席。
罗隆基非常直率地表示，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他的水平之高，一般领导人根本达不到。而且，周总理会把其他人发言中的任何可取之处全部吸收进去，加以肯定。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会以极其高明的方式，把与会人员发表的不正确的意见加以纠正，让所有人都感觉心悦诚服。
毛主席
周恩来的出色工作，直接成果就是，在政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了奇迹般的成就，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于1953年顺利开始了“一五计划”。
但就在195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企图篡党夺权，利用分散主义的机会，向毛主席说了攻击周恩来的话，他自己企图取代周恩来的总理职务。
据罗瑞卿回忆，毛主席曾跟他讲过此事，高岗在毛主席面前挑拨，说周恩来不能当总理，应该由别人来当。而这个“别人”就是指高岗自己。毛主席驳斥，不行，我看他（周总理）当得很好嘛！
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的岁月里，他在工作中总是有极佳的精神状态，精力充沛，举轻若重。但他也拿得起、放得下，处理事情总是有条不紊、高质高效，又异常勤勉，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周恩来过往甚密的郭沫若曾感叹，我对周公向来心悦诚服，他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好像永不疲惫。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工作的时间之长、强度之大，一直都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就曾经写信劝周恩来注意劳逸结合，珍惜身体健康。
李琦后来回忆，周总理回京后，和他谈话，说，这么久了，你还不理解我啊？国家刚建设，我是总理，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好让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考虑些大的问题。
秘书陈浩回忆，周总理工作废寝忘食，一年365天，他的台历天天都安排满了工作，头一天的事情还没忙完，周总理就想着第二天的工作了。夜里三四点还没离开办公室，就想着第二天的事情。
周恩来在领导政府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和非凡才华，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到去世，周恩来在总理岗位上呕心沥血工作了26年多。
1950年1月10日凌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贸易部部长等随行人员，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毛主席早在去年12月就访问苏联，同苏联党政领导人就中苏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谈判。
其中的重点是，商谈取消国民党与苏联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用新的友好条约来代替，同时努力争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事宜。
对毛主席和周恩来来说，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经济，是人民共和国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而这次周恩来赴莫斯科，就是毛主席点的将。
毛主席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在行，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又是政府总理。由周恩来主持与苏联方面的谈判、签约，更为合适。
毛主席还曾明确称赞：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1949年12月，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见面时就提出，要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和签约工作。
但毛主席的意见遭到了斯大林拒绝，几天后，毛主席发了一通脾气，斯大林这才作出让步，同意周恩来赶赴莫斯科。周恩来到莫斯科后，立即投入到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之中。
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负责人，既要主持了代表团的整个谈判活动，又要不断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还要同苏联方面进行高强度的轮番会谈，最终获得圆满成功，展示了他杰出的才能。
毛主席、周恩来自己、郭沫若和罗隆基四个人的话，其实透露出了周恩来不适合当“头头”的根本原因：周恩来虽然才华卓越、智慧超群，但他的特点是举轻若重，更适合抓具体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