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态度为什么突然变得非常强硬？
毛主席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中国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他指出，我们要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
在当时的形势下，抗日的态度毛主席比蒋介石更坚决，但就影响力而言，蒋介石却比毛主席更大。因为国民党的军权握在蒋介石的手里，国民党军队比红军要强得多、大得多。蒋介石也意识到，日本侵略者是想侵吞中国。
蒋介石一直以来都认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会威胁他的统治，但目前形势看来，日本侵略者给他造成的威胁更大。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他才被迫表态抗日。大敌当前，蒋介石终于和毛主席暂时握手言和。
蒋介石和毛主席暂时握手言和的标志是，宣告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在抗日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进入193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就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国民党刻意制造多起军事磨擦事件！
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变得异常复杂的转折点，就是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但在这之前的一个多月，其实已经有了迹象：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表示，他不久要去西北巡视，届时邀请毛主席到西安与他见面。
蒋介石想与毛主席见面，要谈什么呢？原来，他想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如果共产党不能全体加入国民党，就要一部分共产党员先加入国民党。这就是蒋介石的企图，——他要“溶共”！
周恩来当天致电毛主席，汇报了蒋介石与他面谈的内容：一是蒋介石想要与毛主席见面；二是蒋介石想要“溶共”。周恩来在电报中建议，毛主席此时不宜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对中共，从之前的“剿共”变为“溶共”。
原因很简单，蒋介石一直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尤其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以来，中共的迅速发展，已经令他感到威胁和恐慌。因为毛主席在抗日的过程当中，不失时机地扩大中共，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扩大根据地。
西安事变两周年纪念日当天，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出席国民党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跟他们提起国共两党合并的话题。蒋介石还对老党员吴玉章做思想工作，说他是老同盟会，是国民党的老前辈，希望他回到国民党来。
蒋介石告诉他们，如果不取消共产党，他死也不瞑目！到1939年1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及统一两党的事宜。由此可以明显察觉到蒋介石在加紧“溶共”的步伐！毛主席对蒋介石的这一动作，高度警觉。
毛主席对蒋介石加紧“溶共”背后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前日军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中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损耗极大。而占领大片中国国土，又牵制了日本大量的军队。
在这样的情形下，日军不得不减缓了对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且，汪精卫投降日本也使得日军加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力度。这种相持状态，使得蒋介石可以腾出手来专门对付共产党，所以他提出要“溶共”。
就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八字方针：“防共、限共、溶共、反共。”还秘密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专门设立“防共委员会”。对于蒋介石这一系列的动作，毛主席立即作出反应。
中共反击国民党制造的军事磨擦（油画）
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这封电报由周恩来亲自交给蒋介石，在电报中，毛主席非常干脆地拒绝了蒋介石“溶共”的企图。在致电前两天，毛主席对党内发出指示，提醒全党防范国民党“防共限共的强化”。
就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内部下达了以《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为核心的一大批文件，这些文件中明目张胆地提到了与中共可能发生“磨擦”！蒋介石认为，陕北在中共领导下成了铁桶般的特区，国统区也要办成铁桶。
蒋介石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坚强严密，他多次哀叹国民党组织太松、太乱。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中大肆贩卖“中国只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的主张。
他们把共产党称为异党，主张对共产党的“非法活动”与无理要求必须严厉取缔或拒绝，绝不迁就退让，再事姑息。认为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政府，也就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对《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进行严格保密，但这份文件还是落到了毛主席的手里，毛主席于1939年8月1日在演说中激烈地抨击了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其内容全都是反动的。
毛主席指出，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把“异党”改为“某党”。与此同时，国民党肆无忌惮地大肆制造军事磨擦。
1938年6月12日，留在平江嘉义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留守通讯处遭到国民党军队血洗，两人被当场杀害，八人被活埋，国民党军制造血案后封锁消息，一直到7月1日，新四军才获悉这一血案。
8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主持“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严正提出，必须制裁反动派！毛主席大声质问国民党，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
国民党杀害抗日的人，意味着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毛主席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的手里灭亡！
毛主席说，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对此，蒋介石不予答复。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毛主席在谴责军事磨擦的同时，还是表态拥护蒋介石抗日。
蒋介石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不断制造军事磨擦。为此毛主席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方针。为了防止把柄落入中共手中，蒋介石特意指示国民党“要慎重武力制裁”。
为了制止国民党的恶意军事磨擦日益频繁，周恩来再度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强硬表态，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周恩来针锋相对表示，一方面服从，但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
蒋介石授意正、副参谋长何应钦和白崇禧跟周恩来进行解决国共摩擦问题的具体谈判，周恩来提出八路军编三个军九个师，月饷为440万元；国民党只允许八路军编三个军六个师加三个团，月饷为60万元。
周恩来
周恩来提出新四军编三个师，月饷为100万元；国民党只允许新四军编两个师，月饷为8万元。双方差距太大，没能谈拢。与此同时，国民党借口为避免“磨擦”，提出所谓国共划界的问题，双方划定界限，各占一方。
其中的重点是中共的陕甘宁边区的划界，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防区。国民党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归属第二战区，因此防区在黄河以北。八路军原本就在黄河以北，而新四军则在皖南地区，必须北进，渡过黄河。
7月16日，失去耐心的蒋介石摊牌了，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包含四条内容的《中央提示案》，重点是：一是把陕甘宁边区划归陕西省政府，二是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规定地区之内。
三是八路军准备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另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两个师。7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提出，一是陕甘宁边区地盘一寸不让，二是八路军九个师、新四军三个师，不退让。
三是划分作战区可以作为一种退让的条件，毛主席对周恩来的提议表示赞许。8月28日，周恩来再度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态度变得非常强硬，竟然不做半点让步，谈判陷入僵局。这背后的原因是，蒋介石“三喜临门”。
毛主席是这样分析蒋介石的“三喜临门”的：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英国为对抗德意，拉拢蒋介石；日本加大对蒋介石的诱降力度；苏联为防备日本，也拉拢蒋介石，还表示愿意对他提供军事援助。
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为了避免在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日本偷袭苏联，斯大林不得不拉拢蒋介石。有这“三喜临门”，蒋介石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
国际局势似乎向着对蒋介石大为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接到斯大林示好电报的第三天，蒋介石授意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发去《皓电》。
电报先扬后抑，历数国共两党之间种种“军事磨擦”发生的根由，全部栽赃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头上，认为是他们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却专门吞并友军。
电报的末尾则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由他所规定的作战区域内。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
毛主席认为，蒋介石即将准备宣布中共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周恩来也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在电报中表示，只有二十天，反共局部战争就要开始了！他建议毛主席以朱、彭、叶、项的名义答复何、白的《皓电》。
毛主席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他斟酌再三，于11月9日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了一封长电给何、白，史称《佳电》，并转呈蒋介石。这份便报，软中有硬：逐一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指控和栽赃，提出要顾全抗战大局。
毛主席为顾全抗战大局，还是对国民党作出让步，表示，为顾全抗战大局，在江南的正规部队将遵令北移，但需要国民党宽限日期。因此，“新四军何时遵令北移”就成为国民党军队伺机对中共下手的绝佳时机！蒋介石国民党的腾腾杀气已经日益清晰可闻，而这就是事变发生前的预兆！
用户96xxx52
学史，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