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明末无职无权的读书人为何能掀起破坏社会秩序的滔天巨浪？（上）》说到公元1611年，东林党核心人物之一的孙丕扬主持的京察，成为明末党争开端的重要标志。东林党与对立的宣、齐、楚、浙等派系公开较量，拉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序幕。
明末东林党人剧照
南直隶辖14府、4个直隶州、17个州和97个县，人口3000万，这里是全国生员最多的地方，万历后期，仅一场乡试，参加的就有6000余人。熊廷弼赴任后，南直隶士子们都忌惮于他在边疆的声望以及严明刚正的盛名，收敛了不少。熊廷弼打算在岁试中杀一杀江南士子的傲气。他对士子的评价标准是，没有品行就没有真才实学。
据说，熊廷弼在常州巡考时，就把当地一个簪缨世家的16岁的公子用棍棒揍了一顿，原因是这位公子考试时行为不当。这公子的父亲也不是吃素的，竟然闯入学府，把儿子抢回去。紧接着，在接下来的岁考中，熊廷弼又把东林党第三个大佬顾宪成的儿子顾与渟的生员资格给剥夺了。顾与渟在顾家子弟中素有文名，学问文章俱是上乘。
很显然，熊廷弼就是冲东林党宣战了。在东林党看来，熊廷弼的好友昆山顾天埈代表的昆党、汤宾尹代表的宣党、熊廷弼代表的楚党联合起来向他们发动进攻了。东林党认为，必须狠狠地回击他们，就从打击熊廷弼开始，顺带把汤宾尹等人一起干掉。两方势力终于以宣城宣淫案为切入点，爆发了正面冲突和较量。
公元1611年底，熊廷弼来到宣城巡视岁考，宣城宣淫案牵涉诸多生员，其中苏海望、李茂先、冯应祥、芮永缙等人的劣行被人告到了熊廷弼这里。熊廷弼调阅了地方审理卷宗后，对涉案生员的恶行甚为不齿，他恨不能把这些伤风败俗的家伙全给一刀砍了，但遗憾的是，律法不能判他们死罪，仅判了流徙，算是便宜了这些家伙。
苏海望、李茂先、冯应祥、芮永缙等生员这样恶意闹事，根据大明朝律例，只要生员聚众多达十人以上，挑头的，就得被判罪。更严重的是，生员还收受佣金，四处寻衅滋事，恶意破坏社会秩序，对当地的士子风气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必须全部抓捕归案。可结果，狡猾的冯应祥闻风而逃，只抓住了苏海望、李茂先、芮永缙三人。
熊廷弼将这三人狠狠揍了一顿，不料，芮永缙不经揍，一顿棍棒伺候之后，竟然死了。熊廷弼如此雷霆手段，的确是将宣城宣淫案引发的生员聚众闹事给镇压下来了。但熊廷弼的麻烦接踵而至，尤其是打死芮永缙，给了东林党人打击他的口实和把柄。御史荆养乔把前后两桩徐氏案子勾连起来，向皇上参了熊廷弼一本。
荆养乔说熊廷弼杀人媚人，用尽心思杀人，为汤宾尹效首功。熊廷弼没有承认自己与汤宾尹相识相交，尽管事实上他们极有可能是好朋友。但就算是如此，熊廷弼也没有必要通过杖毙芮永缙来讨好汤宾尹。况且，宣城宣淫案中，梅家才是主角，即便是要讨好，也应该讨好梅家。但实际上，也没有证据表明熊廷弼讨好了梅家。
唯一的解释和答案就是，熊廷弼光明正大地带着朝廷的旨意，来南直隶的目的，就是为了整肃此地日益败坏的士子风气：南直隶的生员们屡屡闹事，轻则四处提告，重则恶意聚众闹事，甚至围攻官府，胆大妄为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熊廷弼认为，此风不杀，衙门不成衙门，政府不像政府，任由生员们胡作非为，那不是要天下大乱？
熊廷弼剧照
客观而言，两个案子毫无疑问是有点儿关联的，关联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通过这两个案子，很明显地把当时明代的社会现实给暴露无遗：一方面是地方家族相互倾轧，颇有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味道；另一方面是朝廷派系斗争开始日益明显，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势不两立、你争我斗，搅得政局一片混乱。
这一时期，正是梅氏风头鼎盛之际，而徐家背后的大佬退休尚书徐元太却已经日落西山、时日无多了。徐家失去了大佬庇佑，难免底气不足，无奈之下，只好再次借助生员这根搅屎棍，花钱雇请生员四处奔走告状。这一招果然狠辣有效，不仅黑化了梅家，还把包括史学迁、熊廷弼、汤宾尹等诸多官员给牵扯进来。
因此，宣城宣淫案的那些生员可以算是刚好撞到了熊廷弼的手上，让熊廷弼生了借此案杀一儆百，整肃南直隶士子风气的杀心，也就是说，很有可能，熊廷弼在对这些生员棍棒伺候的时候，是下了死手的。这件案子到这里，其实还没有结束，还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遗症：朝中两位御史、两位都察院大佬全被撂倒。
熊廷弼刚来南直隶上任不久，在常州巡考时，就命人把考试时行为不当的一位当地簪缨世家的公子用棍棒揍了一顿，紧接着又把东林党第三个大佬顾宪成的儿子顾与渟的生员资格给剥夺了。吓得他的好友昆山顾天埈连忙提醒他，这样与地方结仇，要小心他们反噬。而荆养乔向朝廷参熊廷弼的这一本，就明显是东林党人反扑的信号了。
荆养乔参了熊廷弼一本，就撂挑子不干了。像荆养乔这种不请假、不辞职，捅了个篓子撒腿就跑的行为，朝廷肯定要追究其责任的。于是，时任都察院大佬左副都御史许弘纲对荆养乔的处理意见是，给他降薪两级。大明朝的官员薪资本就少得可怜，他们并不靠这些微薄的薪资活着，所以，降薪两级的效果无异于隔靴搔痒。
刑科给事中郭尚宾上奏，认为许弘纲对荆养乔的处罚不公，他们拿出一大批犯了类似错误的官员被革职的例子，质问为什么只有荆养乔可以例外。为此，许弘纲又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必须感谢同行的提醒。许弘纲因此事被参了一本，自然不能再处理此事。随即，朝廷又调来一位新任左都御史。
此人就是另一位大佬孙玮，他对此事的处理是，先革了荆养乔的职，再行勘（审问）熊廷弼。紧接着，朝廷派出御史对此事进行调查，再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根据规定，官员一旦进入行勘程序，当事人就必须要听勘停职。所以，熊廷弼不得不像今天搞的停职审查那样，停职回乡等候勘核结果。孙玮向朝廷上奏行勘熊廷弼，立即爆发两派争斗。
有支持行勘的东林党人的同道或者盟友，也有反对行勘、为熊廷弼鸣冤的非东林党人。非东林党人认为，荆养乔不过是借着熊廷弼之事撂挑子，实际上是因为他与地方官不和。同时，他们还认为孙玮是荆养乔的同伙，所以会包庇荆养乔，而与熊廷弼有怨，才会想着要除了熊廷弼。而这些派系分明的举动，就是典型的结党营私。
万历皇帝剧照
孙玮笃定认为，熊廷弼以严酷手段杀人，讨好他人，有辱官员品行，有人质疑他，他就应该辩解释疑，所以必须要对他行勘。现在他自己也被言官质疑和弹劾，唯有请辞谢罪。于是，他做出一副老子不干了的样子。按照惯例，皇帝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力挺孙玮，既要下旨安慰挽留他，又要派出御史核查此事。
皇帝派出的是御史徐应登，他素有执法公允的美名，且既非东林党一派，也不是东林党反对派，可见，皇帝派他行勘是考虑得非常慎重的。公元1613年2月，行勘结果出来，证实：一是熊廷弼对梅氏子弟并无偏袒；二是冯应祥等生员的确是有被人收买四处闹事的劣行；三是并没有证据表明熊廷弼讨好汤宾尹，汤与宣淫案无关，与被打死的芮永缙也无关。
行勘完结，御史徐应登对熊廷弼评价极高，认为他豪爽英迈，凡事敢于担责，肯定了熊廷弼以整肃江南士风为己任，那些指控他的谣言皆为企图打击报复的诽谤而已。行勘结果让熊廷弼沉冤得雪，可此事的风波仍未停歇。令左都御史孙玮难堪的是，从4月到7月，他受不了舆论压力，接连向皇帝呈递了25份辞职报告，皇帝却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按照惯例，如果皇帝真的要挽留并维护孙玮，必定要惩罚几个弹劾他的言官，或罚俸、或降级、或罢官。但皇帝只是装个样子，发点官面上的文字，要他赶紧出来供职，以后还有谁多嘴，朕必然治罪。可实际上，谁也没有被皇帝治罪。孙玮感觉很丢人，左副都御史许弘纲看到皇帝对他也只是装装样子安慰一番后，果断挂冠走人。8月，孙玮只好跟着挂冠离开京城。
直到10月，万历皇帝终于批准孙玮回籍调理。从万历皇帝对这件事情从始至终的态度来看，他对此事非常重视，也就表明，万历皇帝是真的想要整治一下江南江河日下的士子风气，而皇帝以下的内阁乃至地方官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都已经达成共识，只不过，如此一来，必然会触动地方士绅阶层的利益，尤其是东林党人的利益，因此，遭遇如此剧烈反弹，也是必然的。
很显然的是，万历皇帝的态度是支持熊廷弼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收到孙玮25份辞职报告之后，却始终不惩治弹劾、攻击孙玮的人的根本原因。也表明，他想保护在这场党争中无辜受过的一方，以制衡咄咄逼人的东林党人。此事至此，算是终于告一段落了。但此事的结果却导致荆养乔、熊廷弼两位御史和许弘纲、孙玮两位都察院大佬去职。
从公元1611年京察掀起明末党争序幕，到了天启、崇祯年间，朝廷党争进入白热化。公元1625年秋，新任南直隶督学御史贾继春为芮永缙、冯应祥等人翻案；公元1628年，巡按御史田惟嘉批准为徐氏女重建烈女祠。从这两起宣城案件可以看到明末读书人在其间掀起了破坏社会秩序的滔天巨浪，生员正是冲击江南社会秩序的主力军。
当时，就有不少人指出，生员自甘堕落，风气日下，丧失了以往读书人安贫乐道、恪守礼法的优良品性，变得浮夸、贪婪，与商人结为利益集团，克上欺下，结党相护。读书人在时代变化的大潮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只好不思进取、放弃学业，堕落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毒瘤，沦为大户仗势欺人的恶奴，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讼棍，以及聚众闹事的搅屎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