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晓争议：游击战“十六字诀”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那么，游击战“十六字诀”到底是谁提出来的？有的人说是毛主席，有的人说是朱德，本文将揭晓这一争议的谜底。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右二）

前文《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作出了哪四个天才决定？》讲到，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成功把井冈山上的两股土匪势力改编并吸收进工农革命军队伍，从此在井冈山上站稳了脚跟。1928年3月上旬，有一个端着钦差大臣架势的家伙上了井冈山。

此人名叫周鲁，是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他一上来就拿着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对毛泽东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更离谱的是，他竟然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这就等于让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凭空消失。最过分的是，他竟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当时，对周鲁宣布的命令，很多人都没有怀疑其真实性：很显然，就算他是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也没有权力开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党籍。所以他强调，这是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决定的，他只不过是前来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那个年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从1921年建党到1928年，连中央领导人都跟换马灯似的，因此，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大家都认为中央开除他的党籍也是有可能的。毛泽东身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现在竟然被开除党籍，他的心情毫无疑问是非常沉重的。开除党籍之后，就安排他当了第一师师长。

当时湖南省委头脑正热得厉害，要求各地举行暴动，所以命令毛泽东率部从江西进入湘南去支援湘南暴动，已经被开除党籍的毛泽东不敢不从。毛泽东到了湘南之后，在湘南特委见到了周鲁所说的那份中共中央文件。那时候，中共中央的文件只能通过秘密地下交通员传递。

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传到湖南已经费了些日子，当时这份文件是1927年11月9日到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那时中央正处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时期，会议认为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率部上井冈山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

由此决定，开除毛泽东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周鲁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把这个“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成“开除党籍”。到此时，毛泽东的党籍也就随之恢复了。幸好他被开除党籍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如果时间再久一点，他就很可能会丧失在井冈山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之后，一直在关注南昌起义余部，甚至盼望着跟这支部队汇合，但问题是，信息闭塞，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到了哪里。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费尽周折，终于在宁冈县见到了分手几个月的大哥毛泽东。原来，毛泽覃的使命就是寻访毛泽东。

几个月前，毛泽覃奉命参加南昌起义，但他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南下，他就一路南下追寻。追到临川的时候，被起义军的哨兵抓住，哨兵把他押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认得他是毛泽东的小弟弟，就派他到叶挺担任军长的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这次就是奉朱德之命，前来寻找毛泽东。

朱德也期盼两军能够会师，合力征战。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从三河坝撤退之后，转战湖南南部，毛泽覃就在朱德部队里。朱德在湘南听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很想跟毛泽东取得联系，但是一直杳无音讯。毛泽覃的到来，终于把双方的线给牵了起来。

会师时的毛泽东和朱德（油画）

实际上，毛泽东和朱德一样的想法，在毛泽东来之前，他也派出自己的特使，前往寻找朱德，这位特使就是何长工，何长工在犁铺头见到了朱德。双方特使都顺利完成了任务，使双方得以及时互通音讯。1928年4月28日，41岁的朱德和34岁的毛泽东终于在宁冈县砻市胜利会师。

5月4日，在砻市河东广场，朱德和毛泽东两支部队在这里举行盛会，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当众宣布，毛泽东和朱德两支队伍合并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参谋长是王尔琢，朱德、毛泽东和陈毅分别兼任三个师长。

朱德的部队是南昌起义余部，是战斗力很强的正规军，有1500多人。湘南暴动后，队伍壮大到8000多人。再加上毛泽东的队伍，总共兵力多达1万多人。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之后，队伍实力大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红火起来，势力扩展到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5个县。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诞生了，这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久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5个人为常委，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和陈毅为候补常委。

1928年5月，根据中央通知，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由“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就非常注重军队的纪律，在上井冈山之初提出的“三大纪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规定看上去好像非常微不足道，却是能整顿部队纪律、树立部队形象的关键细节：部队经常要借宿，借用老百姓的门板做铺板，借用稻草做铺草，但各家的门高矮大小都不同，如果部队撤走时撒腿就跑，那就会导致一大堆的门板对不上号，所以特别规定要上门板、捆铺草。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非常痛恨一些烧杀抢掠的旧军队，骂他们是“丘八”（“兵”字拆开），毛泽东要让工农红军取信于民，必须下决心整肃部队的纪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后来经过不断修改、补充，日渐完善。为了让战士记住，部队还开始教《红军纪律歌》。

一直到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确定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毛泽东被周鲁宣布开除党籍，不得不去当师长的时候，他曾感叹自己“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

也就说明，毛泽东并不是生来就会打仗的，他后来能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靠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最珍贵的家产就是他的书，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让警卫员带着他的书。其中，他最常看的是《共产党宣言》和《孙子兵法》。

1928年5月，部队攻打井冈山附近茶陵县的高陇圩时，从谭延闿的老家得到一套《三国演义》，这些书成了毛泽东自学军事的“生动教材”。没有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人，对于军事是没有切身体会的，很容易头脑发热，所以才会动不动就来一个“一省或数省胜利”的决策。

毛泽东总结提炼的红军游击战“十六字诀”

当时中共受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动不动就照搬苏联模式，在大城市举行暴动，以此来一举夺得全国政权。毛泽东在真正的对敌作战中，认清了“敌强我弱，敌多我少”的残酷现实。所以，他在战争中要解决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怎样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毛泽东在和“山大王”王佐交谈时得知，他的师父“朱聋子”有一句名言，“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他的意思是，会不会打仗是次要的，紧要的是会“打圈”，官兵上山的时候，他们往密林里面一钻，沿着山绕几个圈圈，官兵就被他们甩掉了。这句名言，给毛泽东很大的启示。

毛泽东把这句名言发展为：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他兜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要抓到人。毛泽东把孙子兵法中“走为上策”的兵法活学活用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厉害就厉害在，把一些深奥的道理用最平白朴实的话总结出来，又生动又形象，他的部下很快就接受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是主要的，走的目的是为了打。那么应该怎么打？选择什么样的敌人来打？这些都是大有讲究的。毛泽东的主张就是，柿子挑软的捏。

井冈山的东面是江西，西面是湖南，当地流传一句话，“没有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有湖南人不成军队。”江西人善于做生意，湖南人善于打仗。湖南兵强，江西兵弱。所以，毛泽东认为要打就打江西的兵。先打遂川，就吃掉民团三四百人，接着又吃掉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

初战告捷，工农革命军士气大振。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的部队占领了遂川县城。江西的“国民革命军”奉朱培德之命，派了一个营攻占了宁冈县新城，企图牵制进攻遂川的毛泽东的部队。毛泽东就组织暴动队、赤卫队，日夜不停骚扰新城的敌人，使得敌人寝食难安。

然后，毛泽东抓住机会，率主力从遂川回宁冈，一举攻克新城。这一战役，被毛泽东称为“敌驻我扰”。1928年1月中旬，前敌委员会在遂川县城召开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时，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游击战的“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而朱德在跟毛泽东会师之前，已经是具有多年实战经验的军事家，他又曾在德国专门进修进过军事，他在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的过程当中，也在研究游击战术。他在多次战斗中得出一条宝贵的教训，就是不能跟强敌硬拼。在整训部队时他还特意写了两本教材，专门讲述游击战术。

朱德和毛泽东会师后，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研究游击战术。1928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29年4月5日，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第一次用文字详细描述了他的一整套游击战术。

毛泽东说，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由此看来，游击战“十六字诀”是由毛泽东率先提出来的，但朱德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就是这个争议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