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江青读到新华社内参，当即请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要重点保护陈景润，周恩来总理则提名他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邓小平同志更是高度评价道：如果中国能涌现出一千个像陈景润这样的人才，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陈景润到底是谁？他为何与高层领导关系密切？作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陈景润在数论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尤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不仅推动了数学学科的发展，更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与支持。这种特殊的关系源于陈景润的学术成就对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及他本人对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在特殊历史时期，陈景润的科研工作得到了多位领导人的直接关怀，这种支持既体现了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也反映出陈景润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少年心中种下一颗种子】

1933年，陈景润在福建福州的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由于母亲产后缺奶，家人不得不向邻居讨要米汤喂养他，才让他活了下来。他父亲盼着这个孩子的到来能给家里带来好运气，便给他起了个寓意吉祥的名字——“景润”。

陈景润的出生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好运。作为家中的次子，他上面还有个哥哥。随着弟弟和妹妹的相继出生，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父亲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母亲不得不带着未满两岁的小女儿去田里劳作以补贴家用。年幼的陈景润则承担起了照看三岁弟弟的责任。

到了该上小学的时候，陈景润的父母给他就近找了一所学校。在学校里，他表现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那时，没人能料到这个瘦弱的男孩日后会成为全球知名的数学家。

在他人生的成长阶段，一位导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位导师就是曾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的沈元。

陈景润高中时期，他的数学老师沈元在课堂上提到了一个数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已经存在了200年，无数数学家尝试解答却都未能成功。哥德巴赫本人也曾向著名的数学家欧拉求助，但直到欧拉去世，这个谜题依然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尚未解决的数学假设：任何大于2的偶数都能拆解成两个质数相加。举例来看，4可以写成2加2，6等于3加3，8则是3加5，依此类推。虽然这个假设在具体数值上都能成立，但至今还没有人能给出严格的数学推导来证实它的普遍性。

在那堂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课程中，陈景润完全沉浸其中，深受启发。从那一刻起，他的内心萌生了一个坚定的目标。此后，他毕生的精力都倾注于实现这一理想，不断探索和钻研。

1950年，陈景润成功考取厦门大学数理系。完成学业后，他于1954年加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开始担任实习研究员。在研究所工作的多年里，陈景润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鲜为人知。

这段时间，他蜗居在一间由茶水室改造的小屋里，房间布置极其简陋，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其中一个麻袋塞满了他换洗的衣物，另一个则堆满了他的数学草稿和废弃的纸张。

在陈景润的研究室里，唯一的照明工具是一盏煤油灯，因为屋内电线全被切断。尽管环境简陋，他仍坚持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数学演算。他的工作台面干净整洁，与周围积满灰尘的桌面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长期使用煤油灯照明可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陈景润花了六年时间，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成功简化了“哥德巴赫猜想(1+2)”的证明过程，完成了一篇超过100页的学术论文。然而，就在他取得这一重大突破的同时，他的健康状况也开始恶化。

前往医院的途中，他碰巧遇到了中科院数学所的负责人罗声雄。在科学院里，罗声雄和陈景润关系不错，是陈景润的少数好友之一。

在陈景润遭受"革命群众"暴力对待时，围观者不仅袖手旁观，还发出讥讽的笑声。唯有罗声雄挺身而出，为陈景润主持公道。罗声雄深知陈景润正在全身心投入"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工作，因此不仅给予支持，还不断鼓励他继续坚持学术追求。

罗声雄注意到陈景润面色苍白，正准备去医院，便赶紧上前询问：“你看起来不太对劲，发生什么事了？”

陈景润并未直接回应，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便突然转向罗声雄，略带神秘地说：“我已经完成了对那个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个推导步骤有漏洞吗？”罗声雄提出疑问。

“我完全有信心，但就怕文章发不出去，就算真发表了，恐怕也会招来批评。”陈景润坚定地说。

罗声雄察觉陈景润态度坚定，立即给朋友加油鼓劲，同时迅速在脑海中规划起下一步行动。他坚信，只要东西是正品，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罗声雄和乔立风迅速行动，联手撰写了一份名为“数学所重大理论突破”的报告。两人果断决定，绕过数学所内部流程，直接将报告递交至中科院高层。

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景润的学术成果正好符合时代需求。

在这次会议上，陈景润并未被提及，但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凭借其敏锐的新闻直觉，迅速挖掘到了陈景润的故事，并了解到了他所面临的困境。

陈景润很清楚自己这篇论文的价值，这不仅是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更是新中国数学领域的重大突破。然而，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即便他预感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也只能选择将研究成果雪藏，不敢公之于众。

人们普遍认为陈景润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但顾迈南却看到了他独特的一面。顾迈南迅速撰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详细报道了陈景润的故事。

文章重点介绍了陈景润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数学难题中的突出成就。同时，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展现了陈景润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艰辛处境。这种将卓越学术贡献与艰难生活条件的鲜明对比，给读者带来了深刻的情感冲击，使文章极具感染力。

陈景润的生活环境极为简陋，他住在一间仅6平方米的小屋里，光线昏暗。暖气片上摆着他的饭盒和一些药瓶。工作时，他只能把被褥掀开，用床板充当桌子。由于房间潮湿、通风不良，空气质量差，他患上了肺结核。此外，他还饱受喉头炎、持续咳嗽以及频繁的腹胀和腹痛的困扰。

这篇文章对陈景润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指引了他的人生方向，更成为了他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正是通过这篇文章，陈景润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并确立了终身奋斗的目标。这篇文章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激发了他对数学研究的热情。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的启发，陈景润可能就不会走上数学研究这条道路，也就不会取得后来的成就。它成为了陈景润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其后续的学术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种子发芽，终被人拉出困境】

1973年3月某天中午，江青午睡醒来，像往常一样浏览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消息，正好读到顾迈南关于陈景润的报道。

江青一结束阅读，立即拨通电话，通知她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前来。

杨银禄回忆道，他刚走进江青的办公室，就发现她正用小手帕擦着眼泪，说话时声音都有些哽咽。

江青带着悲伤的语气向杨银禄倾诉：“哥德巴赫猜想可是数学界最复杂的难题，连很多国外顶尖的数学家都在研究。陈景润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荣耀。可现在他的处境这么艰难，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江青随后发表了意见，杨银禄在审阅新华社关于陈景润的内部报告时，看到了江青的批示：“主席，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救治陈景润？”

毛主席审阅后，随即作出批示，对江青的提议给予了回复。

几天后，陈景润被送往解放军309医院，几位专家迅速进行会诊，很快确诊他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幸运的是，病情并不危急，不会危及生命。陈景润和身边的人这才放下心来，意识到他之前觉得自己活不长了是过于悲观的想法。

会诊一结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陈景润留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观察和休养。

陈景润耗费六年心血撰写的论文，最终迅速刊登在《中国科学》英文版第16卷第2期。这篇论文篇幅长达百页，凝聚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

陈景润的生活状况逐渐好转，周恩来提名他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领导考虑为他提供住房，邓小平对他给予了高度赞扬，称赞道：“中国如果能有一千个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那就非常了不起了！”

在那个普遍认为“读书没用”的年代，陈景润却逆流而上，在科学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他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还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成功让许多科研工作者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感慨道：“只要有真才实学，还是能得到认可的。”陈景润的故事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盏明灯，证明了知识的力量和价值。

1977年，徐迟撰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一经发布，立即引发广泛。这部报告文学聚焦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使其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凭借这部作品的影响力，陈景润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被誉为华人世界的杰出代表。

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曾致函陈景润，邀请他在全球数学家大会上发表学术演讲。那次大会仅遴选了十位顶尖数学家进行报告，陈景润位列其中。这一邀请不仅体现了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也标志着他获得了数学界的崇高荣誉。

然而，陈景润经过深思熟虑后，果断回绝了这次邀请。原因很明确：当时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中，中国应有的席位被台湾方面占据着。

他在给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回信中表示：

我国一直积极推动与全球各国的学术合作与友好往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盛情邀请。

其次，全球范围内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代表了中国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台湾地区目前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中占据了中国的位置，这导致我无法参加该会议。

科学是全球共享的，但研究者往往心怀祖国，陈景润的行为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通过他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爱国情怀和智慧，这与他被外界误解的“痴傻”形象截然不同。那些关于他的负面言论，实际上是对他名誉的损害。真正了解一个人，不应依赖于他人的片面之词。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京举行。邓小平在会议上首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一论断为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在会议休息期间，邓小平特意安排了时间与陈景润见面，这是他们两人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直接交流。

陈景润见到邓小平时，立即弯着腰快步上前，双手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右手，深深鞠躬，真诚地说道：“感谢邓副主席，非常感谢……”

【关于妻儿】

1980年，一直单身的数学家陈景润结束了他的独居生活，与一位年轻的军医喜结连理。这位军医比他年轻18岁，两人在相识后迅速办理了结婚手续，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尽管外界对陈景润和由昆的婚姻存在诸多议论，主要源于两人的年龄差异，但他们并未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婚后，两人的生活和谐而幸福，彼此之间的感情深厚且稳定。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外界的猜测和质疑都是多余的，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爱与理解的温馨家庭。

由昆提到，她和丈夫之间很少发生争执。对于外界认为她结婚是为了追求名利，她解释道，两人刚结婚时，生活条件并不优越，仅有一间半的房子，且并未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在婚姻生活的第二年，由昆通过剖腹产顺利诞下了一个重达七斤四两的男孩。夫妻二人决定将孩子的名字定为“陈由伟”，这个名字巧妙地融合了双方的姓氏。陈景润深知妻子分娩过程的艰辛，曾提议让儿子跟随母姓，他对由昆说：“不如让孩子跟你姓吧。”然而，由昆认为“由陈伟”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够顺耳，最终陈景润放弃了这一想法。

起初，由于职业关系，夫妻俩不得不分别住在北京和武汉。当妻子生下孩子时，陈景润内心充满了喜悦。然而，面对自己狭小的住所，他感到无奈，无法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

陈景润一家三口在北京团聚后，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他被分配了一套四居室的住房，这使得他能够为妻子和儿子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命运总爱给人出难题。就在那一年，陈景润被查出患上了帕金森症。有专业人士研究过他的病情，觉得这病可能跟他以前经常在煤油灯下干活有关，因为煤油灯会释放大量苯，他可能吸入了太多这种有害物质。

1984年，陈景润因病住院期间，组织上提议由昆保留军人身份，但不必再去单位工作，专心照料陈景润。对此，陈景润坚决反对，他明确表示："不行，由昆应该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这一表态不仅体现了陈景润对由昆个人发展的支持，更成为由昆日后坚持自我、独立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柱。

1996年，数学家陈景润在北京去世，年仅63岁。国家以副部级规格为其办理了后事。

由昆回忆起丈夫离世后的日子，感慨道，正是丈夫生前的不懈努力，让她在他走后，即使没有了精神依靠，依然能够依靠事业和儿子支撑生活，避免了因家庭支柱倒塌而陷入无助的境地。

陈景润去世后，由昆把重心放在了培养儿子上。她提到，陈由伟在北大附中上高二时，身高已经超过一米八，身体健壮，性格讨喜，这让她感到无比欣慰。

和许多家长一样，由昆也希望儿子能够出人头地，但她唯一不希望的，就是陈由伟去学数学。然而，陈由伟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方向。

"你爸是陈景润吧？那你数学肯定特别厉害？有没有报数学辅导班啊？"这些话，陈由伟小时候一听就烦。但他一直记着父亲的那句叮嘱："男子汉就该学好数学。"

陈由伟在加拿大完成高中学业后，进入大学学习。然而，入学仅一年，他主动联系母亲，明确表示希望调整专业方向，转向数学领域。

儿子在电话那头说完，由昆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才缓缓吐出一句：“好吧。”

多年后，陈由伟完成了数学学业，对他而言，研究数学就像与父亲进行心灵交流。他感慨道：“有些事情是命运的安排，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

2006年，厦门大学数学学院决定为陈景润制作一座铜像。陈由伟身材高大，坐在父亲的铜像旁，拍下了一张照片。

在铜像揭幕仪式结束后，由昆表示：“现在我可以安心地告诉先生，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身上传承了先生的许多优点，并且实现了先生‘若生男孩，最好让他学数学’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