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一生不得志，没有活到60岁，而能成为中国“史圣”是他写出了的鸿篇巨制——《史记》。
《史记》成稿后，司马迁让女儿司马英将《史记》手稿另抄写一份“副本”留在京师送给汉武帝审查。而将原稿作为“正本”秘密地送往华山脚下的女儿的婆家珍藏（即《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藏之名山”)。
后来，“副”据传被汉武帝令武士焚毁，不知所终，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记》是司马英家流传下来的“正本”，是通过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得以公开面世的。
杨恽，字子幼，司马迁的外孙，是安平侯杨敞和司马英婚后所生次子。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勾结御史大夫桑弘羊、燕王刘旦谋乱，有人找到时任大司农的杨敞，希望他出面来告密。杨敞天生胆小拒绝了这个要求。结果其他人举报了此事，升了官。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霍光和富平侯张安世密谋废昌邑王刘贺，两人象征性地把这个密谋告诉了丞相杨敞。听到消息后，杨敞他汗流不止，惊惧得晕倒过去。此时夫人司马英出面告诉他，你同意，霍光要废王更立；你不同意，霍光还是要废王更立，倒不如顺水推舟。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胆小儿子也应该差不多，但是杨敞不但胆小，而且听到告密之事如同见到鬼一样，跟老子完全不是一个路数。杨恽是绞尽脑汁去探听别人的秘密，越是秘密，越想知道，然后上告。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死去，汉宣帝开始对霍家进行清算。霍光的儿子霍禹密谋造反。地节四年，杨恽第一个知道了霍家人要造反的消息，第一个向汉宣帝告了密。霍家被皇帝削平后，杨恽因告密有功，升为中郎将，封平通侯，食邑博阳。
杨恽这个人，优点是为官期间，廉洁无私，轻财好义，有公正公平的。如当初他将继承杨敞的500万家产，连同自己为官俸禄一起施舍给同姓家族。又如后母死时，他将本应自己继承的财物全部赠与后母昆弟。再后来，他又受财千余万，依然施舍他人，自己不留。
不过，杨恽又有另一面，常以才高而自负，性刻薄，好揭人之短处和阴私。
成为平通侯后，杨恽得到告密的甜头，养成了“发人阴伏”的嗜好。整个朝廷上下，一旦有人的隐私被曝光，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杨恽。杨恽也不客气，对众人的指认不作任何辩解。
但告密也会有代价的。
太仆戴长乐是宣帝即位前的好友，即位后即被视为亲信、近臣，最擅长说大话和记仇。有一次，他受宣帝的委派去祭祀宗庙，回来后就对下属吹牛说：“皇帝当面召见我，我做皇上祭祀的助手，连金日磾都亲自为我赶车。”金日磾是汉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大臣，可谓位尊权重。
不久，因为吹牛被汉宣帝训斥，关进监狱。戴长乐断定由于杨恽与自己长期作对，这事一定是杨恽告发。
戴长乐决定对杨恽实施报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监狱写了一封告发杨恽的信，呈给汉宣帝。
告密信里写了两件事：
其一，杨恽曾经跟富平侯张延寿说高昌侯的车狂奔抵触北掖门，可能有事要发生。张延寿反问为什么？杨恽举例子说，先帝（汉昭帝）未死前，曾有马狂奔触殿门，马死，昭帝就驾崩了。戴长乐告诉汉宣帝，杨恽是在诅咒陛下。
其二，杨恽曾经对着桀纣的画像说：“天子经过这里的时候，应该问问他们有什么过失，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戴长乐告诉汉宣帝，杨恽在说陛下是昏君。
汉宣帝看到告密信后，大吃一惊，经过查证，杨恽居然不抵赖，供认不讳。汉宣帝一怒之下，将其废为平民。
失去官爵后的杨恽，在家治办产业，修建宅院，大兴土木，以财自娱，没有像其他被废的官员一样做人做事低调一点，反而用经商赚来的钱大肆招徕才学之士，俨然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集会点。
好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告诫杨恽，应该采纳前人的经验，行为举止要谨慎，装成胆小怕事，一副可怜相，让人觉得你很低调才好。
杨恽却不这样认为，心有怨气， 自以为是丞相之子，自幼显贵于朝廷，平时为官不色不贪，凭什么皇帝就听信戴长乐的告密信罢了自己的官，心里不服。当孙会宗走后，杨恽拿起纸笔，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比较有名气的《报孙会宗书》。在信中他先是夸耀自己的显赫家世，然后写被废为平民后的生活，最后狂傲地说，古代有个叫段干木的不肯做官，我要效仿他。
段干木，春秋末战国初魏国人，其数名好友先后为将，唯段干木清高隐居。魏文侯月夜登门拜请段干木，他几次越墙逃避。魏文侯求贤若渴，每过段干木家门，扶轼致敬，以示其诚，终于感动了段干木，得以相见。魏文侯在位50年，首霸中原，开创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与段干木雄才大略辅政安邦密不可分。
《报孙会宗书》流传后，起初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直至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又出现了日食。
古代日食等天文异象常被视作君主有难的象征，而消解灾难的方法有二：一是君主自省，二是将灾难转移给臣子。汉宣帝当然不能死，与其死皇帝，不如死大臣，那么应该死哪个大臣呢？
正在思索之时，一个养马的小官拜成前来告密。日食警告的是杨恽，因为他不但未有悔过之心，反而骄奢淫逸，私自经商，又写过一篇文章《报孙会宗书》, 很有怨恨之意。
汉宣帝立即叫人拿来《报孙会宗书》当读道：“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滛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杨恽写的意思是：人的感情所不能限制的事情，圣人也不加以禁止。所以即使是最尊贵的君王和最亲近的父亲，为他们送终服丧，至多三年也有结束的时候。我得罪以来，已经三年了。种田人家劳作辛苦，一年中遇上伏日、腊日的祭祀，就烧煮羊肉烤炙羊羔，斟上一壶酒自我慰劳一番。我的老家本在秦地，因此我善于秦地的乐器。妻子是赵地的女子，平素擅长弹瑟。奴婢中也有几个会唱歌的。喝酒以后耳根发热，昂首面对苍天，信手敲击瓦缶，按着节拍呜呜呼唱。歌词是：“在南山上种田辛勤，荆棘野草多得没法除清。种下了一顷地的豆子，只收到一片无用的豆茎。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等享富贵谁知要到什么时辰！”碰上这样的日子，我兴奋得两袖甩得高高低低，两脚使劲蹬地而任意起舞，的确是纵情玩乐而不加节制，但我不懂这有什么过错。
杨恽的潜台词写得明白，我已经被贬官3年，就仿佛是我给我死去的老子守了36个月的孝一样，按礼制对皇帝你已经尽了忠道。从此以后，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别来找我，我肯定不会去找你，我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了。
汉宣帝看到这样的话必然大怒，下令逮捕杨恽。
根据汉代法律，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十二月，杨恽被控犯诽谤、妖言、大逆和怨望四宗罪，被判处腰斩， 妻子被徙酒泉郡，而且诸多好友也被牵连而免职。不论从事实还是从逻辑上说，杨恽被诛都不能说是一桩冤案。
在汉代散文中，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与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外祖父与外孙的两封书信都写得情怀勃郁，锋芒毕露，桀骜不驯，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一封书信。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十年，《史记》尚未完成，他就遭李陵之祸，受刑入狱二年零两个月。出狱之后，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这个官职看起来很容易接近皇帝，其实是个通常由宦官担任的官职。和所遭受的宫刑一样，是令人难堪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了这封书信。
《报孙会宗书》是杨恽被人上书告发诽谤朝廷，无人臣之礼，贬为庶人。这封信就写于他从大臣废为庶民之时。
司马迁与杨恽，祖孙二人在朝在野都是落魄失意，含垢蒙辱，二人文章中都淋漓尽致地把自己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尽情宣泄，祖孙两代人坎坷的命运令人感叹唏嘘，不愧为祖孙两代人同一基因的“书愤之作”。
杨恽虽死，而他有一事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揭发霍氏家族谋反有功之际，他乘机给汉宣帝上书，请求将自幼就喜读的，由外祖父通过其母私藏在家的《史记》文稿公开面世。此时距司马迁离世已有20余年。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