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霓虹透过百叶窗落在窗上,映出阵阵光影。阿远翻了个身,又睁开眼睛。这一年,他已经三十有五了。

童年的点点滴滴仍然历历在目。那个穷山村里布满田垄,散落着瓦房,阿远就生长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爷爷是个文盲,却是最关心他读书的人。记得四年级时,爷爷以为旧课本用不上了,就把它们全卖了换了两块钱。等到五年级,阿远只能和同桌借书复习。

爷爷虽然希望他好好读书,将来"做个老师,吃龙眼也行,吃鸡蛋也行哦"。但对教育投入,爷爷是真正无能为力。村里根本没人读过大学,阿远也只是隐约觉得,读书或许能改变命运。

那时的镇里只有一所初中,学校几乎等同危房。冬天风大时,只能用木板围堵,寒风还是从缝隙里涌进来。午睡时,同学们都盖被子,唯有阿远不睡,只裹着爷爷给的旧棉被,在手冻得紫红的情况下死记硬背英语单词。

初三时,阿远考了个年级第一,获得200元助学金。这在当时对一个留守儿童家庭来说,是笔可观的数目。不过阿远首先用30元买了学校小卖部最贵的洗发水,这或许象征着他内心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那时,村里亲戚们常说阿远是"我们李氏家族唯一读书的种子"。压力自然而然地就落在这个孩子身上。哥哥初二辍学打工,桌椅被爷爷亲自从学校扛回家中,上面还写着他的名字。阿远成了正面教材,哥哥则是反面。

压力越大,他越是卯足了劲去读书。初中时文理并重,数理化生对阿远而言是最大障碍。可他靠死记硬背,竟然考上了县城重点高中。

高中里,阿远第一次领略到了外面的世界。光荣榜上挂满了考上名校学子的照片,校友们的经历成了老师们反复灌输的正面教材。阿远开始幻想自己也能有朝一日,被老师师生同窗们这样夸赞。

他听说艺考可以降低文化课门槛,于是毅然决然报考了艺术类。可等成绩下来,文化课靠120分的英语勉强过关,专业课刚刚及格,与梦校无缘。他只能选了一所"北京最好的三本",至少离自己的理想近一些。

高考过后,阿远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要去北京上大学。父亲反复嘱咐他确认录取手续,因为他也盼望儿子能改变命运。可过了几天,父亲却说家里钱不够了,让阿远复读。原来他们正在盖哥哥的新房,钱全用在那儿了。

复读一年,阿远的努力全然没了结果。他开始质疑这条唯一的向上流动通道,也怀疑起曾经那股"读书改命"的热情是否只是年少轻狂。他只能勉强考上一所大专学校,就近选了。

大学毕业后,阿远去过北京闯荡,想进入影视行业。可那个圈子对他这样的三本学子视而不见。离开北京前,他经过高中时梦寐以求的名校,却没勇气走进考上又无缘就读的那所大学。

阿远后来换了几份工作,都干不长久。疫情期间,工资被扣去七成。一切困境让他开始怀疑,父母当年是不是处处草率对待了自己的教育。他辗转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为父辈们拍了一部纪录片,想从中寻找答案。

在镜头前,父亲讲起90年代初在深圳做工的经历 - 他干惯了各种变通手段去获取更好的收入,靠这份"技术"维持生存。而母亲只期望阿远尽快结婚生子,过上与他们一样的生活。

阿远大喊:"我的人生从你们没送我去县城读书开始就失败了!"母亲茫然一笑,"这都过去了,反正都一样"。阿远说不过她,只能绝望地看着纪录片拍下的、父母与他格格不入的对话。

倒是那个外号"留守儿童"第一次让阿远了解到,原来有这么一个专门的称呼。村里每个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家人在外打工,被亲戚带大,也从不曾有过选择的余地。

周边地区,令阿远惊叹的天赋也无一例外被生生掐断,最终重蹈父辈的覆辙。他的那个音乐神童同学如今在矿上打工,靠丈夫赌钱养家。阿远痛心不已,原本他们也是块块"种子"啊。

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之所以出现教育落后、品行偏差等问题,是结构性的。作为父母,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像以前一样"看天吃饭";作为孩子,则是在艰难复杂的境遇中,渴望从贫困中突围,却往往止步于半途。

阿远翻遍了家里的奖状、照片和录取通知书。亲戚们曾交口称赞他是"读书的料",可如今看来,这注定只能是个笑话。命运的驭马在他身上狠狠鞭挞了一顿,连蹄子都落不下来。

也许,他应该接受父亲的解释:"他(勇叔)就是命对"。原本被视作宝贵"种子"的自己,早在土地贫瘠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枯槁的下场。

夜渐渐暗了下来,阿远轻轻合上了那摞往事的记录。他若有所失,又若无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