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是军界受到强力震动的一年，许多重要岗位的高级干部受到影响，连大军区正职都有六人被严重波及，撤职的撤职，下放的下放。
这种关键位置，一般是不会轻易动的，既然如此，那他们各自分别是出于什么原因被处理的呢？
当然，这六个人不是同一时间出事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就是在年初，这两人的遭遇，属于中央的提前部署。
郑维山其实跟四野首长在战争年代关系并不密切，土地革命在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晋察冀/华北的他，甚至跟四野首长接触都不多。
李雪峰更是如此，长期在地方工作的他，与四野首长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两人之所以会最早被处理，主要还是在于1969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
此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分成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六个大组，分组讨论时，陈夫子对张春桥猛烈“开火”，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而华北组包括郑、李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了陈夫子。
这种现象，引起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警觉，这么多人凝聚在陈夫子以及背后人的周围，是想要干什么？
随后陈夫子的“天才论”，更是引起主席的不快。于是主席决定出手敲打，会议结束陈夫子就开始接受审查。
首都附近的武装力量都要听从北京军区的指挥，位置太重要了，郑维山和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态，或多或少又让中央感到不放心，所以在1971年初两人都被免职。
郑维山下放到安徽的一处农场劳动，李雪峰则情况更糟，被开除了党籍、送到安徽关押。过了很多年，两人才恢复名誉和待遇。
另外的四位，都是在这年9月以后，首先是武汉军区政委刘丰。
刘丰早年投身于冯玉祥西北军，1931年末宁都起义后才参加红军，革命时期他意志非常坚定，有过西路军、豫西事变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是建国以后，他的思想就渐渐发生变化。
1950年刘丰调入空军系统，渐渐跟几大“金刚”有了密切的来往。1967年“百万雄师”后，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双双撤职，时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刘丰一跃成为武汉军区政委，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原先的军区军种副司令员破格提拔为大军区政委，背后靠的是谁发力，不言而喻。而这次升官后，刘丰就更加靠拢，以至于后来做错了事。
1971年8月，毛主席秘密南巡，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跟各大军区“通气”。抵达武汉后，就召集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过去会面。
但由于事先未通知，曾思玉正在外地养病，刘丰就一个人去见了主席两次。主席将此行的目的和规划说了出来，让武汉军区能有个准备。
谈话最后，主席让刘丰把情况告知曾思玉，并叮嘱要对其他人保密。然而，刘丰藏不住秘密。
9月5日，李副总参谋长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视察，发现刘丰表现得很奇怪，几次套话后就知晓了主席所说之内容。次日李回京后将事情告知总参，紧接着他们上面的人也就知道了。
后来事态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中央惊讶地发现，很多部署竟已被提前掌握，因此产生了疑心。九一三后，李、吴、黄等“金刚”都被隔离审查，通过他们的口供，泄密的源头很快就找到，刘丰随即受到惩罚。
反观曾思玉，听完后就做到了守口如瓶，所以一直还能担任大军区司令员。两位搭档，就因为一件事的应对方式不同，处境是天差地别啊。
第二位是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他属于标准的中央嫡系：“双一”、八路军115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还打得非常好，率领的6纵17师一直是头等主力师。
海南战役时，龙书金乘船冲在最前，是首个登岛的师级干部，获“先登”之功。此后他历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43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等职。
1968年，龙书金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成为开国少将里较早当上大军区司令员的。
但是在次年的铁列克提事件，龙书金没能提前引起重视，导致一支边防巡逻分队的指战员牺牲，影响极其恶劣。
军委因此狠狠批评了龙书金，不过有人保护，他的职务还是没有被影响到。
其实在1971年9月，中央都没有决定处理龙书金，周总理还特意打电话给他“通气”，要求他控制好军队。可见组织还是信任她的。
然而这年国庆，新疆的报纸竟刊登了四野首长的照片并发表了赞扬的话。特殊时期还出现这样的事，龙书金难免会有责任，随即就被隔离审查。
他晚年曾多次给中央写信，其中有这样一句：“鸡有鸡窝，狗有狗窝，我革命几十年，至今没有窝”，也挺心酸的。
相关部门调查完情况后，先为龙书金解决住处问题，后又给出“在组织上和林没有关系”的结论，恢复他大军区副职的待遇，总算好过了一些。
第三位是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他也是中央嫡系脉络，早年一直在四野首长麾下战斗，不过建国后其实他也没有过分靠拢。
本来建国初期他在沈阳军区担任空军政委、空军司令员，但干得不愉快，就于1957年申请转到地方搞建设，58年正式被安排到云南省委担任书记。
后来周赤萍身体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64年就转到冶金工业部担任副部长。大运动爆发后，冶金工业部也被搞乱，随即实行军管，由周赤萍和另外两位军代表共同主持部门实际工作。
然而没过多久，周赤萍就“靠边站”，被闲置了两年多时间。如果他是紧靠四野首长的人，在沈阳军区和冶金工业部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周赤萍感觉未来昏暗时，老战友韩先楚前来拜访，说希望他能出来帮忙分担一下。
此时韩先楚在福建身兼多职，需要一位信得过、有能力的干部来抓军区工作，正好闲着的周赤萍就是不错的人选。
很快，在韩先楚的申请下，周赤萍重新回到军队担任福州军区政委。本来他是没什么事的，但1971年初福建省新华书店打算出版一些书，找来找去，找到了周赤萍之前撰写的文章《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
此文是当初四野首长刚当上国防部长，周赤萍为宣传老领导写的。经过了罗荣桓、谭政、刘亚楼的审核，1960年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上。
在60年代写此类文章的人很多，不会有啥影响，但换成1971年就不同了。
福建省新华书店希望能获得周赤萍授权出版，正在住院的周赤萍回复：我身体不适，这件事我也不好表态，如果你们想要用，按程序请示打报告即可。
既然他本人没意见，那个环境下要出版称赞四野首长的书，程序很好审批。所以，以周赤萍文章为核心的出版物很快现世。
结果呢，出版刚刚几个月，就遇上大事件，周赤萍想躲都躲不掉，迅速被隔离审查。直到1982年组织在做出结论，考虑到周赤萍战争年的贡献，对他免于起诉，以师级干部的待遇安置兰州。
最后一位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同样是中央嫡系脉络，不过同样建国后跟四野首长接触不多。
1971年10月27日，梁兴初与军区政委张国华飞往北京汇报工作，他如实坦白，自己被调到成都军区后，与林的私人性质会面只有两次。
一是刚到四川时，跟政委张国华同去林总住处商讨公务。二是有次入京开会，趁着晚上空隙与战友去看电影时遇到了林总，并握了手。
这两件事都有人证，经得起查，毛主席得知后就笑着对梁兴初说：你不是他的人嘛。
梁兴初听到这句话很高兴，本来以为自己过关了，然而随着调查深入，成都军区的一件往事被翻了出来。
九届二中全会时，陈夫子因“天才论”挨批，四野一众将领被敲打，可空军吴中将不死心，仍在大肆搞串联。
梁兴初的政治嗅觉太差，没发现局势变化，还允许一些错误言论在成都军区发布，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经过一番讨论后，专案组决定严肃处理。
1972年3月，中央下发〔1972〕14号文件，给梁兴初、成都军区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三人做出定性——“上了贼船”，随即他们都被隔离审查。
梁兴初因此被隔离审查8年，又在太原被安置2年，1981年10月才得到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