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生产队的小树林里，我看见李秀荣眼角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她拽着我的袖子，声音发抖：“尚国哥，爹要把我许给武装部长的儿子了！”
1975年腊月二十七，寒风像把生了锈的铡刀，呜呜地刮过生产队的晒场。我和其他记工员正在办公室帮李会计年终结算工分，煤油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生产队办公室是间西北屋，用石灰抹过的墙上斑斑驳驳的，墙边摆着个烧过的旧水缸，里面盛满晒场上扫来的谷糠，预备明早烧火。“尚国，你再核对一遍吕常山家的工分。”李会计捏着根“大前门”，烟雾在煤油灯前面打着旋。突然，我感觉衣襟被人轻轻拽了一下。扭头一看，是李秀荣。她戴着件褪了色的灰布头巾，脸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吓人。“尚国哥，你出来一下。”她的声音很轻，像是生怕隔墙有耳。我愣了一下，看了看伏案忙碌的李会计。趁他低头查账的空档，我轻手轻脚地跟着李秀荣出了门。寒气像刀子一样往脖子里钻。李秀荣拉着我的袖子，快步往村头的小树林走。积雪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是在替我们俩捏着一把汗。小树林里的杨树都光秃秃的，枝丫在月光下结着白霜。李秀荣拉我躲在一棵老杨树后面，压低声音说：“尚国哥，我刚才听见爹在屋里和娘说话，要把我许给武装部长的儿子刘铁柱！”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像是被人狠狠攥住。刘铁柱比我大四岁，在公社机械站当技术员，仗着他爹是武装部长，横行霸道。前些日子，他看上了李秀荣，没少托人说媒。“你爹……他怎么会……”我的嗓子发紧。“就因为刘铁柱他爹答应，明年能给咱队多调两台手扶拖拉机。”李秀荣的声音有些发抖，“还说能给爹在公社农机站谋个后勤主任。”月光透过树枝的缝隙洒下来，照在李秀荣的脸上。我看见她眼角有晶莹的泪珠在闪。这个平日里总是笑盈盈的姑娘，此刻咬着嘴唇，像是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咽下去。“秀荣，你放心，”我握住她冰凉的手，“咱们不能就这么认命。”“可是……爹说过年就要订亲！”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李秀荣是村里第一个考上民办教师的姑娘，我是知青，虽然现在在队里帮着记工分，可到底是个外来户。就算我们真心相爱，在村里人眼里，也不及刘铁柱这门亲事实惠。寒风吹得树枝哗哗作响，远处传来狗叫声。我们谁都没说话，就这么站在小树林里，听着彼此的心跳声。
1974年的春天像是油绿的野草，不声不响就钻进了田埂。我背着个帆布包，踩着开满蒲公英的田埂，跟着大队长往生产队走。烟叶地里，几个社员正弯着腰查苗。“这是新来的知青，王尚国，分到咱们和平生产队。”大队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几个社员抬起头，用满是老茧的手捂着眼睛打量我。李会计从烟叶地走出来，手里还攥着根烟秆子。“知青？认得字不？”他眯着眼上下打量我。我忙说上海下来的，高中毕业。他撇撇嘴：“会不会记账？”“跟着我爹学过点。”我说这话时有点心虚，其实就是偶尔帮家里杂货铺记过账。李会计眼睛一亮：“正好，队里缺个记工员。你先跟我学着，回头帮着年底算工分。”就这样，我成了生产队会计室的常客。农闲时，我就在会计室帮李会计整理各家的工分表。那时的工分表是用草纸做的，一捏就沙沙作响，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每家每户的工分。第一次见到李秀荣，是在会计室的后窗下。她穿着件褪了色的蓝布褂子，正在院子里浇菜。阳光照在她脸上，像是给她镀了层金边。“那是我闺女，在小学教书。”李会计眼睛盯着工分本，嘴里咕哝着，“咱们村第一个民办教师，去年刚上任的。”李秀荣听见声音，抬头冲屋里笑了笑。她的笑容像是春天的油菜花，让人心里暖暖的。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爱浇菜的姑娘，会成为我心里最柔软的牵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学会了用算盘打工分，掌握了记账的门道。李会计见我手脚麻利，又识文断字，渐渐把更多的活计交给我。队里的婶子们经常打趣：“小王，你这手艺学成了，可不能回上海啊。”我就笑笑不说话，心里却在琢磨：这田间地头，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抓住我。有天下午，我正在会计室核对工分，李秀荣突然进来拿教材。她说村小学要办夜校，教社员们认字。我一下来了兴致，问她要不要帮忙。“那敢情好，”她眼睛一亮，“你是高中生，肯定比我懂得多。”就这样，我开始在晚上帮着李秀荣教社员们认字。煤油灯下，她的侧脸像是镀了层淡淡的光晕。有时我们的目光在黑板前相遇，她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脸上飞起两片红云。这些都是后来我常常想起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就像田野里的两株青苗，在春风里悄悄地靠近，却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风雨要闯。
那年的春耕，雨水出奇的少。男女社员们扛着镢头，踩着干裂的田埂往地里走，朝霞把他们的影子拖得老长。当时队里农田还是大集体。连片的稻田上，到处都是低头插秧的社员。汗水顺着他们的脊背往下淌，积在裤腰带里。“尚国，你小子力气不小啊！”吕常山用镢头杵着地，看我一次次往田里挑水。那时我已经能把两个水桶挑得稳稳当当，连个水花都不溅出来。李秀荣也来地里帮忙。她穿着件补了好几块的蓝布衫，头上包着块白手帕，在田埂上来回穿梭，给社员们送井水。我偷眼看她，只见她端着瓢，动作轻巧地舀水给人喝。“秀荣，给我也舀一瓢。”刘铁柱不知道什么时候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穿着件崭新的确良衬衫，趾高气昂地站在田埂上。李秀荣脸色一变，慢吞吞地走过去。刘铁柱接过瓢，故意抓住她的手指。李秀荣像是被烫着似的，赶紧把手抽回来。“铁柱，你不是在公社机械站上班吗？”我直起腰问道。“哼，我爹让我来看看生产队缺不缺农机。”他扫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轻蔑，“你们这些知青，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吧，别整天打别人闺女的主意。”几个社员交换了个眼神，都低下头干活。我攥紧了扁担，指甲都掐进了掌心。那天晚上，我在工分本上记着各家的劳动时，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探头一看，是李秀荣在喂她养的那只老母鸡。月光下，她的背影显得有些单薄。“秀荣。”我轻声喊她。她回过头，眼圈有点红：“尚国哥，你别把刘铁柱的话往心里去。”“我没事。”我笑了笑，“倒是你，以后离他远点。那人不是好东西。”“嗯。”她点点头，“我听说他在公社机械站收过农户的好处，还......”她欲言又止。我心里一动：“还什么？”“还谎报了农机的使用时间，多收了社员的钱。”她压低声音，“这事村里人都不敢说。”我默默记在心里。这些账目，迟早要和他算个清楚。秋收的时候，刘铁柱果然又来了。这回是带着台手扶拖拉机，说是让社员们尝尝甜头。可使用费却比别的生产队高出一倍。我偷偷翻了翻其他生产队的农机使用记录，发现刘铁柱在报价上玩了手段。这事我没急着说破，只是把证据一样样收集起来，准备年底算总账时一起算。那些日子，我经常能在田间地头碰见李秀荣。有时是在她教完书回家的路上，有时是在队里开夜校的晚上。我们总能找到说话的机会，虽然都是些家长里短的话，却听得津津有味。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追随着她。她剪了个齐耳短发，衬得脸蛋越发清秀。听说有几个生产队的小伙子托人来说媒，都被她爹婉拒了。我心里暗暗高兴，又忍不住担心：这样的姑娘，会不会看不上我这个外来的知青？
1975年的夏天火辣辣的，田地里的青苗都被晒蔫了。我正在会计室整理各队的农机使用记录，忽然听见外面一阵嘈杂。“不能算！这工分不能这么算！”刘铁柱的声音像是被人踩了尾巴的猫。我抬头一看，只见他涨红着脸，手里捏着张农机使用单。李会计皱着眉头坐在太师椅上，嘴里的旱烟袋咕噜咕噜直响：“咋不能算？人家尚国把账目理得明明白白的。”我翻开工分本，指着上面的数字：“刘铁柱，你看清楚了。你给咱队的农机使用费，比隔壁青龙队高了整整一倍。这多出来的钱，是进了谁的腰包？”“你……你胡说！”刘铁柱额头上的青筋直跳，“我爹可是武装部长，你个臭知青敢跟我叫板？”“要说叫板，”我从抽屉里掏出一摞子证据，“这是各队的农机使用记录，这是你们机械站的收费标准，这是社里交钱的收据。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院子里围了不少社员，都伸长脖子往这边张望。我看见李秀荣站在人群边上，手里还攥着粉笔头，大概是从学校赶过来的。“好你个王尚国！”刘铁柱突然伸手来抢证据，“你不过是个知青，也配管老子的事？”我早有防备，一把将证据推给李会计：“叔，您评评理。这事必须要捅到上面去，咱们队里的损失可不小。”李会计接过材料，仔细翻看起来。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重重地把烟袋在桌子上磕了磕：“铁柱，这事你得给队里一个说法。”“我……我回去跟我爹说说。”刘铁柱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转身就要走。“等等，”我喊住他，“把多收的钱退回来，这事就算完。要不然，我就直接去举报。”刘铁柱的背影僵了一下，最后恨恨地跺了跺脚，骑上自行车绝尘而去。那天晚上，李秀荣在村口的小桥边等我。月光照在河水上，波光粼粼的。“尚国哥，”她轻声说，“你要小心点。刘铁柱这人心眼小，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我笑了笑：“怕什么？咱们又没做亏心事。”“可是......”她欲言又止。我看着她担忧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勇气：“秀荣，你相信我吗？”她愣了一下，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那就行，”我说，“只要你相信我，我就什么都不怕。”夜风吹过来，带着稻田里的清香。我们俩并肩站在小桥上，谁都没再说话，却感觉心里从未这样踏实过。刘铁柱的报复，来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腊月二十八那天，村里炊烟袅袅，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我正在会计室核对最后一遍工分，忽听得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得了啦！武装部长来了！”张大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带着公社农机站的几个领导，说是要查账！”我心里咯噜一下，知道这是刘铁柱告了状。李会计的脸色也变了，赶紧翻出账本，摊在桌上。“李会计，听说你们队里有人污蔑我儿子？”武装部长刘德才踱进屋来，身后跟着农机站的几个干部。刘铁柱就躲在他们身后，眼里闪着报复的快意。“不是污蔑，”我站起来，“是实打实的证据。”“放肆！”刘德才一拍桌子，“小子，你知道诬陷干部是什么后果吗？”我不慌不忙，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这半年来收集的所有证据：“几位领导，这里有各队的农机使用记录，还有社员们的证词。刘铁柱多收的钱，可都是社员们的血汗钱啊。”正说着，院子里又传来一阵骚动。吕常山带着几个社员走了进来。“我来给王知青作证，”吕常山直挺挺地站着，“刘铁柱确实多收了咱们的钱。这事，整个村子都知道！”武装部长的脸色变了变。这时，李秀荣突然从外面跑进来：“爹，你得为社员们说句公道话啊！”李会计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德才兄弟，这事咱们得讲理。尚国收集的证据，都是实情。要不是他，咱们队里的社员还不知道要吃多少亏呢。”刘德才没想到会是这样，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农机站的干部们接过证据看了看，直摇头：“刘站长，这事确实不对头啊。”就在这时，门外又走进一个人——是区里新调来的农业银行主任。他是听说这边闹事，特意过来看看。“王尚国？”他眯着眼打量我，“你就是那个在账目上抓出问题的知青？”我点点头。“好！”他一拍大腿，“我们银行正缺人，你要不要来？”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李秀荣。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不知是惊喜还是担忧。我深吸一口气：“主任，能不能让我考虑考虑？”那天晚上，我又一次在小树林里遇见李秀荣。月光洒在积雪上，反射出幽幽的光。“尚国哥，”她轻声说，“你要是去银行上班，以后就是干部了。”我握住她的手：“秀荣，你信我吗？”她点点头。“那咱们去找你爹，”我说，“就算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我也要说清楚——我王尚国，不是为了当干部才揭发刘铁柱的。我是为了咱们队集体，也是为了……你。”她扑进我怀里，泪水打湿了我的棉袄。远处，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新年的鞭炮声若隐若现，一切都在预示着新的开始。这个年，是我们最难忘的一个年。不为别的，只因为在这个雪落无声的夜晚，我们终于有勇气，说出了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话。
1976年1月，生产队的广播喇叭里，放着《哀乐》，哀乐声飘荡在田间地头。我没去银行上班。这事让区里的领导颇感意外，李秀荣的爹更是直摇头，说我这后生“憨得很”。但我心里明白，这片土地上有我放不下的人和事。腊月那天的风波之后，刘铁柱被农机站降了职。他爹刘德才的武装部长也保不住了，听说调去养猪场当了副主任。村里人私下议论，说这是活该，谁让他们爷俩仗势欺人。“尚国，来，接着登记。”李会计把工分本推给我。春耕开始了，地里的活儿一天比一天多。今年不一样，队里分了台新拖拉机，是真真正正照章收费的。“爹，”李秀荣端着碗茶进来，“这是地里的社员让我给您捎的。说今儿太阳大。”“你呀，”李会计笑着接过茶碗，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俩一眼，“去年差点糊涂了，还好有尚国这后生提醒着。”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个腊月夜里，我鼓足勇气去他家提亲。李会计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后生，你小子有骨气。比那些徒有虚名的干部强。”李秀荣的脸红了，低着头往外跑。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灌了蜜似的甜。村里的说媒婆开始活络起来。张大娘逢人就说：“你们是不知道，那天要不是王知青，咱们队的社员还不知道要吃多少亏呢！这后生，有担当！”吕常山更是直接：“别看人家是知青，这心里装的都是咱们社员。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都难找！”眼看着春播已经到了尾声，村里的杏花也谢得差不多了。这天下午，我正在田埂上帮社员们记工分，忽然看见李秀荣在远处朝我招手。她还是穿着那件蓝布褂子，只是肩头新绣了朵小花。乡村小学放了学，她又开始来地里帮忙。有时是送水，有时是记工分，但更多时候，是来看看我。“尚国哥，”她跑到我跟前，脸上带着掩不住的笑意，“我爹同意咱们订亲了！说等秋收完就办喜事！”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晚霞把她的脸映得通红，像是涂了一层胭脂。远处，社员们还在地里忙活，收工的钟声还没响。但我知道，这一刻，就是我们最好的时光。“秀荣，”我轻声说，“记得去年腊月那天晚上吗？你拉我躲在小树林里，说你爹要把你许给别人......”“别提了！”她打断我的话，“那都过去啦！”我笑了：“是啊，都过去啦。以后的日子，咱们好好过。”她点点头，眼里闪着泪花。我知道，这泪水里有委屈，有欢喜，更有对未来的期待。而我，会用余生的时间，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和她一起续写下去。夕阳西下，田野上响起收工的钟声。我和李秀荣并肩走在回村的路上，身后是劳作了一天的社员们。他们的谈论声，夹杂着春天的泥土气息，在暮色中渐渐散开。要问我为什么去年我会拒绝银行的工作。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我找到了最珍贵的东西——真挚的感情，和属于我们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