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一大批国家首脑、各国气候专家、政府官员齐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为期11天的气候会议。唇枪舌剑、硝烟弥漫之后，最终因各国间的巨大分歧，联合国气候专门委员会提出的二氧化碳减排计划并未获得通过，通过的只是一个无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这个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核心精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根本原则，但是并没有对促使发达国家减少排放量提出强制措施。会后，绿色和平组织强烈谴责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所表现出的“要么接受协议，要么放弃”的傲慢态度。实质上，西方发达国家试图用这个会议对碳排放切分蛋糕，完成对未来的利益分配。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人类世代以来历史碳排放量的绝大多数，从道义上讲，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发展自己的经济、继续工业化的建设，增加碳排放将不可避免。何况，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享有海量的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实际上是将碳排放“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大量的资源生产国提供原料，中国等国家替西方购买者进行大量碳密集型的生产制造。难道不是作为消费者的西方国家更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吗？正如丁仲礼院士在哥本哈根会议结束之后的那场著名访谈中的明确质疑：中国人是不是人？为什么同样是人，中国人就应该少排？
这一问当然问住了、批判了当时的主持人及其同路者，也深深地将一颗种子埋在了国人心里。我们今天已经明白，中国要走的是一条不被西方所限制，但又能保护环境、不影响长远发展的光明正道。什么是独立自主、负责任的大国模样？这就是。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现零碳排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能源结构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优化、技术创新与应用等多个方面。气候变化经济学认为，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市场机制创新，可以引导社会资本向低碳领域流动，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哥本哈根会议后，中国不仅没有被西方的限制所束缚，反而迎难而上，接受了挑战，继续勇敢地承担起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中国进行了一场更大的关于气候、能源的重要战略布局。
《巴黎协定》于2015年12月公布，2016年中国成为批准该协定的缔约方。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正式对外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之所以提出这一宏伟目标，一方面是基于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能源结构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和担当。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中国在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转型和创新。这不仅将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此外，在零碳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还将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如何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和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零碳中国：重塑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这本书，正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刻剖析和积极探索。
这次礼立兄嘱我为他的新作品作序，以上文字，正是心迹所托。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意气鹰扬，引领世界。这些年中国做了很多工作，走了很长的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有积极的实践经验，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策略。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关于零碳和净零排放，已经有了很多相关政策解读的书，以及很多相关的理论作品，但是，理论能结合实际的作品并不多见，特别是在系统介绍理论之外，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劳动者和企业，在一线究竟是怎么做的，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就，为碳中和、碳达峰作了哪些贡献，等等，更是没有他们的记录者。
礼立兄这本书，让我欣喜的就是他以系统严谨但又简洁明快、热情洋溢的书写，向大众介绍了碳达峰、碳中和等与中国制造业有关的历史、理论、政策、策略，更是用心深沉地记录了当代中国制造业为实现双碳目标而作出的具体行动、成就和愿景。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国企，有民企，也有外企，是世界人民的团结协作。我们从来不期待英雄的下凡和救世主的拯救，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接受挑战，创造光明。
（作者为亚洲慈善协会成员、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冯长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