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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以来，古希腊戏剧主要是以翻译的形式进入中国的。杨晦翻译的埃斯库罗斯《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1926)，可能是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古希腊戏剧的中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8部悲剧作品。
在20世纪下半期，对古希腊悲剧的中译贡献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周作人和罗念生，而他们两人的译介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又有了密切的关联，从而导致20世纪50年代成为古希腊悲剧在中国翻译最为集中的时期。
周作人因为抗战时期的附逆历史，在40年代后期就受到国民政府的刑罚。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仍被剥夺权利，虽然法庭的正式判决要到1953年底才做出(周作人1953年12月22日日记:“得十九日法院判夺政治权利”)，不过，因为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他的学识以及他与鲁迅的关系等诸多因素，还是被安排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具体而言，就是让其与罗念生、缪朗山(笔名灵珠)、杨宪益等一起，从事古希腊戏剧的翻译工作。这项翻译工作正是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为新政权所认可和倡导的。
周作人日记中最早提及此事是在1950年10月7日，当天的日记云:“罗念生来访，邀参加为天下图书公司翻译悲剧工作，约以明年。”不久又有:“罗念生来，携来欧利披台斯书三册，约定翻译从下月起。”(10月18日)“下午至天下图书公司，与公司葛一虹、郁文哉及罗念生、缪灵珠共谈译事。”(10月22日)等记述。
之所以对周作人做这样的工作安排，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对古希腊文化和文学翻译与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影响。50年代初的罗念生与缪朗山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其中罗念生也已经在古希腊文学译介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与有着“戴罪之身”的周作人相比，他们之间的政治身份悬殊很大。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周作人曾长期在北大任教，罗与缪又分别比周作人年轻19和25岁，几乎属于他的学生辈，因此这一次历史性的翻译工程，其实是两代学者与翻译家合作完成的。
根据当时的分工，缪灵珠译埃斯库罗斯，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周作人译欧里庇得斯。此举虽系出版方的约稿，但翻译希腊悲剧也是周氏愿做之事。在三大悲剧家中，他又对欧里庇得斯最为重视。
早在他的《欧洲文学史》中，即强调欧氏“思想卓绝，不能为世俗所赏”“于神人行事，多所置疑”;他还曾节译过《忒罗亚的妇女》片断，并强调作者“虽然生于二千三百年前，但其著作中唯理的思想与人道的精神，使得我们读他如对当代的大师，发生亲密之感”。
不仅如此，此项翻译在他还有另一理由:“希腊悲剧差不多都取材于神话，因此我在这里又得复习希腊神话的机会，这于我是不无兴趣与利益的。”最后，周作人翻译了欧氏18部悲剧中的13部。
后来收入《周作人译文全集》中，含古希腊文译作200万字，其中除5万字的《希腊拟曲》是30年代所译外，其余均为1949年后完成，而古希腊悲喜剧又占了其中的一半。除欧氏悲剧外，还包括《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伊索寓言》《卢奇安对话集》，还有另外一些“散译”等等，可谓蔚为壮观。
此外，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007年出版的11卷《罗念生全集》中，近半篇幅都是古希腊戏剧的译文，计有埃斯库罗斯悲剧6种、索福克勒斯悲剧5种，以及欧里庇得斯悲剧6种(其中《安德洛玛刻》是节译)。
另有阿里斯托芬喜剧2种，《希腊罗马散文选》《伊索寓言选》《琉善哲学文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还有他的研究文集《希腊漫话》等。可见其一生的大部分著述译作都集中在古希腊、罗马的经典方面了。
而对他来说，这项工作只是在40年代的战乱中不得不停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马上重又开始，而且与周作人等有着密切的分工合作，除了“文革”最混乱的几年间不得不停下之外(周作人受冲击更大，1967年辞世)，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的终身事业，由此共同完成了古希腊、罗马经典特别是古希腊悲剧的译介工程。
新中国在“十七年”间，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批判运动，从思想观点的争论(如1956年的“百家争鸣”)到触及肉体的整肃(如1955年的“胡风事件”与1957年的“反右运动”)。
如果说罗念生从事古希腊、罗马经典译介工作，更多的与他的职业身份和兴趣爱好相关的话，那么周作人以“戴罪之身”参与其中，且贯穿了整个“十七年”，除去某些个人性的偶尔因素外，更多地反映了经典译述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免疫”力。
这种情形在新中国翻译史上并不少见，许多文人学者因为政治上受到打击而选择了翻译工作，譬如胡风译日本经典、穆旦译《唐璜》、绿原译《浮士德》等。
当然，罗、周之间的合作毕竟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又是以半官方的方式展开的，因此无法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上出版的译著中，周作人只能署并不通行的“启明”。
对翻译方式与策略的把握，两人既有意见分歧，又互相影响。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安排一同翻译的数位译者互校译稿，而罗、周意见不同，罗认为人地译名当依英美读法，周则主张“名从主人”;又罗氏在《周启明译古希腊悲剧》中所说:“周译注解很多，我曾建议压缩，但译者不同意，说可以任读者自由取舍。”
这一分歧几乎贯穿翻译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始终，周氏称之为“令人厌恶的苦差事”。按常理，作为前辈的周作人的意见对该项工程的事实具有某种指导性质，但事实上却始终压抑着自己的想法，只能归结于政治因素的作用。
在翻译的具体处理方式上，仅以罗、周相比，罗更多地采用归化处理方式，而周则更倾向于在形式与意义上保持原著的味道。当然，他们都是学者型的译者，相比意见的分歧，共识更多，罗或许更在无形之中反而受了周的影响，这点有待做进一步的核实。
譬如，罗氏的译作同样有大量的注释，《罗念生全集》中的《波斯人》有360条注释，《阿伽门农》有351条，《酒神的伴侣》有265条注，即使拥有最少注释的《奠酒人》也达到101条。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直到新时期之后才得以明显的缓解，古希腊、罗马戏剧经典的译介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在20世纪80年代，周、罗等人的古希腊戏剧译著相继出版，除重版上述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译著外，灵珠、吕东等人的其他新译陆续印行，至此，古希腊32部传世悲剧全部译成中文。90年代又有陈中梅的新译《埃斯库罗斯悲剧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问世。
除了对戏剧文本的翻译外，新时期还有众多古希腊戏剧史和评论著作出版，发表的论文更是数量众多。
其中包括陈洪文、水建馥《古希腊三大悲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廖可兑《西欧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吕新雨《神话·悲剧·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和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谢·伊·拉齐克《古希腊戏剧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等。这些研究引入了跨文化比较的视野，涉及中希古典戏剧与神话的研究、中希悲剧比较与中国文学的缺类研究等多种学术论题。
同时，新时期以后的希腊古典戏剧演出活动，包括与中国戏剧的融合的实践，大大促进了古希腊戏剧的影响。古希腊戏剧演出活动在40年代就已开始，但数量不多，仅有1942年四川江安戏剧专科学校演出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赵家璧译)和1946年上海演出《女人与和平》(李健根据阿里斯托芬《吕西斯特拉忒》编写)等记载。
而新时期的演剧实践则数量多，影响也大。比较重要的有:1980年5—6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演出三场《俄狄浦斯王》;1986年3月，中央戏剧学院演出《俄狄浦斯王》;1988年，哈尔滨话剧院演出《安提戈涅》;1992年7月10日，中国煤矿话剧团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特洛亚妇女》等。
另外，中国戏剧界还尝试把古希腊悲剧与中国地方戏相结合，以促使其中国化和本土化。1989年6月，罗念生之子、著名导演罗锦麟与河北梆子剧团合作推出《美狄亚》;2004年罗锦麟执导取材于埃斯库罗斯《七将攻忒拜》和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并改编的河北梆子《忒拜城》。2007年6月，武汉人民剧院公演了《地母节妇女》，并赴希腊德尔斐参加第13届国际戏剧节。
自1991年以来，中国剧团出国演出的古希腊戏剧已超过200场。同时，新时期以来外国剧团来华演出，也给中国观众带来了古希腊戏剧更直观、更贴切和更本土的体验，有助于中国观众深入了解和亲历希腊神话的深刻含义和富于活力的艺术魅力。
例如，希腊国家话剧团在1979年10月在京、沪、宁等地演出《普罗米修斯》和《腓尼基妇女》;2003年3月7日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安提戈涅》;2008年9月18日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
综上所述，古希腊戏剧传入中国并最终发生重要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它伴随着中西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如亚历山大东征、丝绸之路商业贸易、外来宗教的传入、西学东渐和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等。
希腊戏剧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也不是个别的文化现象，而是伴随着整个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展开。
随着中西交往活动的规模扩大和频率增强，希腊戏剧传入中国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歌舞伎耍杂表演和外来宗教的带入，从中国戏剧界古希腊演剧活动的展开、外国剧团不断地来华演出，到与中国古典戏剧的融合，其中都贯穿着剧本翻译和研究这一重要的实践。
尤其是20世纪以来，古希腊戏剧通过译介、研究和演出等方式，对中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培养了古希腊戏剧和神话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更有老舍、李健吾、郭沫若、曹禺等著名作家深受古希腊戏剧的影响的创作。
希腊戏剧传入中国，不仅折射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面貌，也是华夏文化兼收并蓄的优良传统和创造力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