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公社农民的代表陈永贵创造了一段传奇，他先是被毛主席邀请吃饭，后又被拔擢成了国家副总理。
由善于种地、出身农业的杰出劳模到处理国事、批呈文件的副总理，陈永贵是有过困惑和不适的。在成为副总理之后，身处钓鱼台的陈永贵仍几番要求“下乡去”，毛主席最后允许了他搬出钓鱼台。
而在陈永贵退任以后，胡耀邦考虑他的情况，亲自发话安排他留在北京，并给他配备了相应级别的退休待遇，以保障他一家的生活。
那么，陈永贵享受待遇的根据和标准是什么？以他当时略显“特殊”的情况，晚年的生活又是如何安排的？
陈永贵做出的贡献
除去曾任副总理一职的原因，胡耀邦对陈永贵晚年的安排，是结合他早期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决定的。
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
1963年，山西多地遭灾，位于晋中地区的昔阳县的大寨乡更是主要灾区。
这一年，大寨在春播时即经历涝灾，之后是风灾、干旱、洪灾、雹灾以及霜冻，这块土地就像是被老天蹂躏至毫无生气的荒漠，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但陈永贵作为50年代初让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产生由穷到富变化的杰出劳模，愣是用自己总结的一套办法，帮大寨在各种灾情中挡灾、避灾，利用翻耕、借种、拉渠、引沙等方法，让庄稼生还并在最后的一点生机中存活了下来。
在他带领下的大寨，在这个山西大部分地区都需要向国家要来救济粮才能活下去的年头，不仅切实做到了亩产均量704斤，而且在年底还向国家缴出了24万斤的商品粮，留下30万斤的口粮。
于是，陈永贵成为了一个传奇，一个真实的种地人实现的“无饥饿”传奇。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在山西工作的著名作家赵树理，在听过陈永贵在山西省劳模总结大会上作出的报告后，当时就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的办公室，惊叹地说：
陶书记，我见过那么多农村杰出典型，认识那么多有才华的人，今天才发现大寨典型陈永贵是个真正的人才！
陶书记看赵树理这样激动，就说：
怎么个不一样法？
赵树理说：
你说在他的讲话中，一句都没提毛泽东思想，但处处都点到毛泽东思想，他识字不多，自然也不讲哲学，但处处讲的是辩证法，敲明如何应用天时、地利和人和搞创收，口才一流，实干又行，我看他真不简单哪！
或许是因为这句不简单，陶鲁茄在进一步考察并准备材料后，于1964年3月28日，在河北邯郸与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一起在毛主席南下的列车上作了关于大寨的汇报。
毛主席当时就让陶鲁茄写出“陈永贵”几个字，问他：
这个人识不识字？
陈鲁茄答说：
陈永贵43岁扫盲，今年50岁了，读报纸是没问题的。
当年12月，陈永贵即到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叫住了陈永贵，告诉他：
是毛主席让我叫你的，主席今天过生日，特别拿出稿费要请人吃饭。
并开玩笑地说：
你有口福喽，主席的孩子们都很少有这样好的机会哪！
生日宴一共开了三桌，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小饭厅里。当时陈永贵又感动又有些局促，毛主席先是紧紧与他握手：
永贵好啊！
然后在吃饭时又数次招呼他：
永贵吃，吃这个，这个菜很好……
就这样，第二天各首都的报纸就印上了毛主席与陈永贵紧紧握手的照片。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阅兵的时候又看到陈永贵，便拉着手问候他“永贵好？永贵好。”
这之后，有好几天“永贵好”三个大字成为许多报纸套红后印在报眉的宣传。
这以后，陈永贵在山西到北京的群众呼声拥护下，一路从大寨党支部书记，昔阳的县委书记做到地委书记，再到省委干部，到1969年4月，他被列席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到1974年8月，因在中央工作频率更高，陈永贵接到新的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自此，他在工作上主管农业，在生活中也不再是公社书记，而是被安置在包括有3名服务员、司机、警卫、工作秘书及做饭师傅等7个人为他服务的三号楼，发生了完全的变化。
中央对他的期望甚高，其中周总理提出让陈永贵将户口转到北京，但陈永贵不愿意。
他说，自己要带个好头，立个好榜样，仍在大寨拿工分。
到了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任用陈永贵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决议，陈永贵仍然没有同意移户口，也不领国家的工资，收入上仍然照旧，只是工作上分管的事变多了。
陈永贵在中央主要做的，就是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所批示的：向全国人民推广大寨经验，让各地都能够有效学习大寨精神和大寨经验，成为一个个“新大寨”。
但是，陈永贵有一定的不适应，他总想着有一天回家乡去，继续领着人种地去，总感觉钓鱼台不是他真正发挥才干的地方。
为此，他想过很多办法，想向毛主席表达，便并未想到过在这个位置上退休后，再去干那些他最爱干的事。
“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可以说，在钓鱼台工作的陈永贵，一开始不仅没想转户口到北京，而且他总是惦记着大寨，想着有一天回大寨去和他牵挂的家人一起养老。
为此，陈永贵想过很多办法，最后还是决定当面向毛主席递“书信”，写一下他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在1975年5月初，毛主席接到陈永贵的“请示”，看到这位具有农业情怀、时刻不忘土地的副总理竟给自己安排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
想把个人的时间划分为三份，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农业工作，是为“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全国下乡，是为“抓面”；剩下的三分之一，在北京批呈文件，处理农业方面的参议和决策问题。
毛主席在慎重考虑后，竟额外批准了这个由陈永贵自己想出来的“三三制”。
就在5月3日，毛主席亲手交还陈永贵一份批示，上面写着：
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这可把陈永贵高兴坏了。有了主席的批示，陈永贵终于按照自己的心意，在8月中旬搬离了“有大堆文件要批阅，还摸不着一点庄稼”的钓鱼台。
之后，他搬进了北京交道口的一条胡同里。新的住处是一所分里外院的小院子，按规定，警卫员住在外院，陈永贵则和秘书等人住在里院。
在这里，陈永贵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比如他原先领的有三份钱，一份是大寨大队给他记的工分，为每日1元5角；一份是在山西省兼的职务的补助，每月100元；还有是国务院发的补助，每月是36元。
原先陈永贵拿着这136元加上工分，因为大家住得近，难免常常来回请客，日子过得俭省，现在变宽松了许多，他就买了4棵苹果的树苗，还有2棵梨树苗，再加葡萄秧子等，分散种在小院里。
再就是有段时间陈永贵被叫去学《哥达纲领批判》和费尔马哈理论，每次都认字很困难，而且之前要批阅许多文件，但认识的字不过千余，会写的不过五百，以至于每回见了一些字都觉得似是而非，大为头疼。
比如有时“待”字不会写，被催急了，不得不求助于秘书，秘书就提醒他：
招待所、接待处都有这个字的。
陈永贵方一拍脑袋想起来：
哦，怪不得觉得这个字很眼熟，原来是已经见了面的。
现在这些批呈也少很多，陈永贵拿出更多精力做他最熟的农业工作，自然是发自心底的高兴了起来。
陈永贵还偶尔念叨着，要把警卫员、秘书等人带回老家去帮他种地。因为在中南海，许多领导人有一个习惯，即着重于在下午和晚间办公，思考并批阅文件。因此，陈永贵总觉得上午的时间被白白浪费掉了。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陈永贵很不高兴的事，那就是他家乡的一些人为了他在北京的位置考虑，为他和妻子孩子偷偷办了户口转移手续，等办得差不多了，才告诉陈永贵本人。
不想陈永贵为此大发雷霆，他当时就拍桌子吼道：
是哪个允许这么干的，给我再迁回去！
就这样，陈永贵的妻子和儿子依旧在大寨下地挣着工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2年。
晚年一家人落户北京
到1980年，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自发请辞“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的去留也成了新问题。
当时，陈永贵先依照中央安排搬到北京复兴门外的某楼12层，那里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此后，陈永贵的其它职务依次解除，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后，他已无任何职务了。
党中央让陈永贵先等待安排，之后，胡耀邦亲自提出：
因陈永贵本人年事已高，再派遣回山西不很合适，可参考国家行政13级（高层干部中的最低一级）待遇的规定，发给退休工资。
此外，按例把陈永贵的户口迁至北京，并将其家人一起接来，原先给陈永贵配的汽车、司机、警卫员和炊事员等一律作保留，以让他的晚年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这一年，陈永贵68岁，在中央工作已10多年。
退休后的陈永贵，因为感觉闲不住，又在1983年向上提出申请，请求为基层“干点什么”。
之后，中央把他派到北京东郊农场，再任生产顾问职务。
这之后，陈永贵会在去农场的时候，叫上当任副总理时就曾为他开车的汤占兴，开着那辆“伏尔加”去农场看农事。
农场的人会叫陈永贵“永贵大叔”或“永贵大哥”，陈永贵和他们一起干活，偶尔还一起喝酒。
这一切使陈永贵偶尔觉得像回到了过去的日子。
陈永贵一直喜欢吃昔阳独有的小米面条熬的糊糊，就咸菜疙瘩。有记者去他家采访，几次见他都吃着同样的饭。
在不去农场的日子里，陈永贵不爱用车，自己提着菜篮子到国营市场去转。
有一次他到一家菜店，售货员一下就认出了他，便叫来了经理。经理随后和他好一阵热情攀谈，后在来喝茶的中间，经理坚持要白送陈永贵一篮新鲜蔬菜，陈永贵连忙摆手：
我这辈子没白拿过人家的东西，这阵退休了，还有人送我好菜，已经很好，可不能这样。
他丢下钱急忙提菜出了店门，从那以后，再不敢进那个店了。
但陈永贵喜欢和老百姓聊天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他总是在出门的空隙里和不同职业的人聊家常，有时人家认出他来，他就哈哈一笑，说：
我根子里就是个农民，这一辈子，最得劲的还得是种地。
到1986年春天，春节后不久，72岁的陈永贵被中央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的高干病房里。
他自知患上了癌症，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于是在一切能走动的日子里，就到原来常转的农场、市场、街巷等去转一转。
许多人依然笑着向他打招呼，唯有陈永贵自己知道，这是他来作的最后“告别”。
在最后的那段时光，有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先后到病房看望他，还有山西一起工作过的各级同事，以及农场的人也相继前往探病。
陈永贵知道时日将近，但是，他没太大遗憾。
这年3月，陈永贵病逝于北京医院。
尾声
作为曾经手握重权的传奇式人物，陈永贵的一生是颇具某种“时代象征”的意义的，在他去世的多年里，他再次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农业标杆性人物，关于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资料：
《红白人生——100个中国人的半世纪旅程》第8卷“花非花”，吟风主编，1999
《八宝山纪事3》，何虎生编著，2002
“变成平民百姓后的陈永贵”，《人民文摘》，陈大斌撰稿，2009
“毛泽东与陈永贵”，《党史博览》，段存章、王占禹撰稿，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