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一场抓捕行动，预示中国即将拨乱反正走上正轨，除了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功勋的指挥、部署，还有67名官兵在现场负责具体实施。

他们就是以张耀祠、邬吉成、武健华为代表的中央警卫团官兵，此次行动的无名英雄。

1953年5月，中央警卫师副政委张耀祠在办公室正处理着文件和工作，政委张廷桢找到他。

“耀祠，你收拾一下去中南海，汪东兴同志有事找你。”

带着疑问他来到中南海汪东兴局长办公室，此时汪东兴的职务是中央公安部九局局长，即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来啦，这次喊你过来是有任务交给你，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团，由你担任警卫团团长一职，工作内容是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以及在中南海工作、生活的各党、政、军领导。”

张耀祠听完汪东兴的话后心里大吃一惊，因为工作任务很重要，中央是全党、全国、全军的核心，他有些担心完不成任务，无法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汪东兴看到张耀祠好似想推辞，他脸色一沉：“这是已经共同商议好的决定，不容更改，你回去准备下尽快组建中央警卫团。”

事情没有张耀祠想象中困难，中央警卫团虽然是新组建的单位，但并不意味着张耀祠需要白手起家，考虑到保卫中央的特殊性，5月上旬警卫师调派一团机关、部队给张耀祠，作为组建警卫团的基础。

警卫师一团前身是延安中央警备团，军龄、党龄长，作战素质、思想作风过硬。

再加上从其他部队抽调了一批经得起考验的精兵强将，中央警卫团初步建立，并向军委总参申请代号。

警卫团“8341”的代号曾经在社会中引起过很多迷信或其他意思的猜测，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复杂，这些代号是总参根据编制序列下达的。

为何会有这种代号，还是出于简便或保密的原因，大多解放军部队除了正式名称都有一个代号，轮到中央警卫团的时候刚好是“8341”这个代号。

这个代号并非一成不变，比如1976年以后中央警卫团恢复警卫师番号，新代号就是“57001”。

6月9日，张耀祠正式宣布中央警卫团成立的消息。

张耀祠、张宏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杨德中、王化宇分别为正、副政治委员。

1976年的具体抓捕行动中，怀仁堂内外分别由两人负责指挥，怀仁堂内是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负责，为何汪东兴会这么信任他。

原因在于武健华曾参加接收上海工作，经历了一场异常惊险刺激的“暗战”，这是一段比任何谍战剧都要精彩的历史。

1945年5月初旬，华东局举动从济南市公安局抽调一部分干部南下，协助解放军接管上海的国民党警察局，南下干部加上华东警校共一千四百余人，武健华就是其中一员。

5月15日，运载负责接管上海警察局的列车抵达丹阳，在丹阳城东不远处的一个集镇上组织培训，培训会中确定了各级接管班子，武健华为上海军管会公安部科长，负责接管警察局档案室。

“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是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刘泮泉同志，他潜伏在上海警察局多年，接下来由他向所有人介绍上海警察局的相关情况。”

在刘泮泉的介绍中，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情况像一幅画卷在大家面前徐徐展开，警察局的地理位置、大门、侧门等所有通道他都非常清楚，甚至还手绘出精准的内部地形图。

南下干部入城后，在接管警察局时发现，实际情况和他介绍的完全一致。

25日，武健华所在的接管队伍随华东局机关先后进驻徐家汇的交通大学，上到领导干部、下到普通警卫，一千四百多人都躺在体育馆的地板上休息，这是武健华入城的第一个夜晚。

“这位就是邵健同志吧，辛苦了，你们隐蔽战线的同志是九死一生啊！”

张文炳一下子握住对方的手，言语中甚是敬佩，邵健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摆摆手称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么客气干嘛，您能在敌后坚持下来就很了不起！”秘书武健华说。

三人乘上一辆军用吉普车，从交大校园出发缓缓开向福州路河南路口的上海市警察局，这里还能看到国民党士兵用麻袋垒起的工事，以及头盔和残缺不全的枪支。

走进警察局后院，墙壁和地上还有24日枪决留下的血迹，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毛森在逃跑前，丧心病狂地下来将关押在警察局拘留所的9名革命同胞枪杀。

邵健、张文炳和武健华三人，默默地凭吊了已经看到曙光、却未能和解放军胜利会师的同志们。

5月28日，武健华持军管会陈毅、粟裕签发的接管命令，到警察局档案室和负责参与接管的三位同志执行命令。

这些档案事关上海市的方方面面，马虎不得，三人根据档案目录卡逐一清点、交接、入柜。

“不对，这里好像少了22套重要案件卷宗8卷，快看看是漏数了还是真的没有。”

在三人准备严查的时候，刑事侦查处接管的同志送来了过去国民党刑警处对进步人士搞的调查材料。

接管工作进行了约20天时间顺利完成，可国民党不会轻易放手，他们潜伏了大量间谍特务在上海，企图扰乱治安、破坏生产建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6月，某造船厂附近就出现了国民党特务深夜开枪狙击解放军守卫，并公然放火焚烧民房的事件，幸好有当地群众帮助检举，这伙间谍最终被全部抓获。

六七两个月里面，上海市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共逮捕间谍、特务、盗匪2500余人，先后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魏克特间谍案和企图谋刺市长陈毅及其他党政领导人的国民党“保密局”刘全德行动特务案。

1976年10月6日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打电话给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让他即刻到中南海东面的汪东兴住所兼办公楼，有事相商。

“今天晚上会有行动，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邬吉成刚一进门，就听到汪东兴对他严肃的提问，虽然对方说的意思比较隐晦，但邬吉成一下就听明白了。

“具体情况不清楚、不了解，但我已经估计得差不多了，没有意见。”

几天前汪东兴时不时向邬吉成旁敲侧击、给予暗示，所以他大致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对此事他坚决支持，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武健华会负责怀仁堂里面的事情，你主要负责外边，要做好警戒和防范工作，再通知孙凤山，当天相关人员的车辆到场后，人一下车他马上把车开走，由他统一管理汽车。”

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陈词滥调，一个非凡、意义重大的任务只用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整个计划的轮廓。

邬吉成是在1945年被选送到延安负责保卫工作的。

在这之前他是晋绥六分区的一个普通战士，一次打完山西宁武县日军据点后，正在做战后调整的邬吉成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军区参加学习。

可等他到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却发现没有学习任务，只是安排他先休息也不讲具体要干什么，直到来的人越来越多，军区才统一下达命令。

“这次我们从军区各部队里面挑选出你们，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交代，送你们到延安参加中央警备工作，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

军区首长的这番话让邬吉成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距离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这么近。

邬吉成的第一班哨是在周总理家的院外当警卫，此前一直在基层工作的他对周总理很陌生，只知道这是一位中央领导。

第一次站岗的邬吉成显得有些稚嫩，因为心情过于激动他连着几天都没休息好，站了没一会儿就感觉有些困意，靠在水井的辘轱上打盹。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皮夹克的男人突然快步走进院子，在男人身后还有两个带枪护卫。

邬吉成有些发蒙，他不确定要不要阻拦他，是不是应该先拦住询问一下，最终他还是没拦住，下岗后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自己的班长。

“那就是周副主席啊，你来之前不知道周副主席长什么样子吗？没有认识过吗？”

延安时期大家都尊称周总理为周副主席，班长石玉玺的一番话说得邬吉成有些不好意思，为自己第一站岗犯迷糊感到很内疚。

邬吉成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是中共七大召开前，当时他正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面执勤站岗，老远他就看到有一辆小汽车开过来，汽车两边的门下面有一块长长的踏板，分别有警卫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

汽车从枣园经延河大桥开过来，在大礼堂门口不远处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车里出来，正是毛主席。

从延安的核心警卫再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邬吉成一待就是大半辈子，一直到1982年退休。

1976年10月4日，当叶剑英元帅看到《光明日报》头版文章时，老帅意识到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当天傍晚就赶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

“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不能再等了，‘先发制人、以快打慢’，要在6号或7号下决心动手。”

华国锋同意叶帅的计划，并请叶帅和汪东兴一起落实行动计划。

汪东兴最先想到的可靠人选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以及政委武健华，他暗中找来两人，一起商量从警卫局机关局、处、科级干部和“8341部队”的干部中挑选一批政治、军事过硬的人员执行抓捕行动。

“抓捕行动一共分为五个行动小组，第一小组李广银带队，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为组员。”

“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为第二行动小组组员，组长纪和富。”

“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这一组比较特别，和目标人物的相关接触由马晓先负责。”

“第四行动小组滕和松带队，组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第五小组组长李连庆。”

除了五个行动小组，几人还安排了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负责现场的警戒工作。

孙凤山管理汽车，手下有六名司机：史友令、俞桂兴、尚占良、王明臣、吴增彬、张中臣。

邬吉成则是在当天的怀仁堂门外守着，等目标人物下车后，把他们的随从人员带到房间里隔离起来，因为以往开会邬吉成也都是这样处理，由他出面不会引起怀疑。

抓捕行动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对方，晚上8点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还有选集第5卷清样。

怀仁堂行动只用了35分钟，没放一枪一弹就顺利解决，武健华从里面走出来后，让邬吉成打电话问问张耀祠，那边的事搞完没。

经过确认，所有目标都已实施抓捕并隔离在不同地点，罪人全部落网了。

此次参加抓捕行动的“8341部队”人员除领导同志外共有67人，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关键作用，并在事后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慰问。

参考文献：

《解密8341部队的由来》孙琳

《红色警卫邬吉成回忆往事》刘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