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是从南昌起义就投身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领导广东、主政中南，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等重要职务。

不少人都知道他曾经被称为“第四把手”，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妻子曾志也是资历更深的革命先辈，他们在战斗岁月中公而忘私，子女也继承了清廉正气的家风，努力工作建设国家，从不谋求特殊的待遇。

陶铸：少年投身革命

陶铸原名陶际华，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县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陶铁铮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曾经投身同盟会、反清斗争和辛亥革命，后因支持孙中山护法运动而遭到北洋军阀杀害。

陶铸尚未成年便面临家计生活的重压，他不得不辍学务工、到外地当学徒来维持生计。在安徽芜湖等地以及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他接触了风起云涌时代带来的大量新思想，国仇家恨之下，更是坚定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1925年陶铸去了广州报考黄埔，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之后几年内，他陆续参加了南昌起义、到叶剑英掌控的警卫团工作，也成为广州起义的参与者。

而在1930年福建省委工作期间，他更是以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非凡胆略，一手筹划并指挥执行了震惊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

当时福建共产党、共青团组织有四十多名同志被关押在戒备森严的厦门监狱中，陶铸亲自率领“特务队”11名队员前往营救，一举劫狱成功。不仅成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而且自己无一伤亡，还毙敌数名，极大地动摇了当地敌人的军心和统治。

也是在福建的地下工作期间，陶铸与曾志成为战友，并在此后数年中走到一起，共建家庭。

曾志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之曲折艰险，并不比陶铸来得逊色。

“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

曾志于1911年出生于湖南宜章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5岁开始投身革命。她原本的名字叫曾昭学，但却在报名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姓名一栏中写上了“曾志”二字。

有人问她为什么改名，她慨然回答：“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

她曾经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的党总支书记，此后又跟随毛主席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创建革命根据地。

自从投身革命事业以来，她虽然历经了种种艰难困苦，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却始终如一，从未动摇。在加入党组织之后不久，曾志首先就与家族中的封建力量展开斗争，坚决解除了家庭包办的婚姻。

在革命战争年代，她的前两任丈夫夏明震、蔡协民先后在革命事业中壮烈捐躯，她的前三个孩子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亲自抚养，在生活和感情层面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而她本人经历的艰难危险、枪林弹雨更是不可胜数。

多年以来，不管是承受的危险，还是做出的牺牲，抑或是投身革命的“老资格”、丈夫陶铸在新中国时期担任的职位，都从未被曾志本人视为用来争取任何利益的资本。

她一直坚持自己独立工作，兢兢业业，从不借助任何人在职务方面的帮助，对于家人和晚辈更是严格要求，绝不允许他们搞任何特殊。

失散多年的儿子

这个家庭中的长子名叫石来发，是湖南革命烈士夏明震的遗腹子，也是英勇就义的蔡协民的继子。夏明震在湘南暴动中牺牲后，曾志怀着这个孩子跟随朱老总上了井冈山，在山上极为简陋的条件下生下了长子。

在当时，甚至连简易的厂房都是山上一位好心的大嫂用杉树皮和竹子帮她搭成的。

然而当时的大环境却极为凶险，国民党对井冈山的所谓“围剿”片刻不停，战斗和工作的责任沉沉压在身上，孤身一人，要如何抚养一个刚刚呱呱坠地、需要大量照顾的婴儿？

最后，这个孩子在出生26天之后就不得不送给了山上一户石姓人家，成为这家人家的养子。此后多年直到新中国建立，他一直都跟随养父养母、祖母一家人居住在井冈山，长大成为了道道地地的井冈山的儿子。

也同样是因为当时局势严峻、压力巨大的种种原因，曾志的第二个儿子也失散在福建一带。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志才终于有可能去想办法寻找自己的骨肉。等到重新找到当年旧人，与儿子们取得联系时，许多人事物和情感早已无法回到以前的样子。她的次子后来去东北上学，毕业后成了工程师。但长子在与生母匆匆见过一面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井冈山。

曾志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当时她的长子已经成人自立，虽然没有念过书，但从小学得一身务农的好本领，娶的妻子也非常勤劳能干。夫妻俩在井冈山操持着五亩山林、十几亩土地，又顾念着养父养母的坟墓无人照管，因此并不舍得离开老家。

曾志非常喜欢长子重情重义的想法，对他说“来不来都一样，都是革命的儿子”，当农民的儿子、当工人的儿子都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生日

虽然对这多年未能见面的两个儿子，曾志怀有母亲的亏欠和愧疚，但她却始终从未利用工作和地位之便，为这两个儿子谋取什么不应得的利益。曾志多次重申，干部的亲属尤其不能搞任何特殊，必须对得起人民的信任。

儿子曾经千里迢迢到北京来看她，带来井冈山的土特产给她。她非常高兴，用最好的东西招待儿子和孙子，一连几天亲自陪着他们游览北京。

到了晚年，曾志先后将几个孙子、孙女、重孙女接到北京一起生活，供他们上学。

1998年4月4日曾志的生日，三个子女都来陪她过生日，当时谁都不知道，这已经是曾志最后一次过生日了。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她把三个子女都叫到身边，郑重地向两个儿子道歉。她说：当初为了革命，她的选择都是迫不得已。虽然心里始终惦记着儿子生活如何、遭遇是否困苦，但是等到了能够有条件稍作补偿的时候，也有很多东西是永远都补不回来的了。

不管是儿子还是孙辈，她能够给予的关怀都是有限的，甚至也没有办法像一个普通的长辈那样时刻嘘寒问暖、关心照顾。她请求儿子们能够原谅这个并非全然称职的母亲，并期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人生中好好生活。

身为坚强的母亲和革命者，这是她第一次对儿女直陈内心的情感和愧疚，复杂的情感令儿女们忍不住唏嘘流泪。但也就在这次交谈之后不过两月，曾志便溘然长逝了。

女儿陶斯亮

在他们的子女当中，大众最为熟悉的应该是幼女陶斯亮。陶斯亮生于1941年，在她出生之前若干年内，她的父母一直忙于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并肩战斗。在她出生之后，父母能够陪伴女儿的时间也同样极为稀少。

陶斯亮刚满四岁那一年，由于工作需要，陶铸和曾志双双接到任务，即将前往沦陷区展开敌后工作。一方面出于对工作前景的考虑，另一方面也由于正要接受一次阑尾炎手术，上手术台前，曾志要求同时施行绝育手术。

对于这样的要求，医生一开始坚决不同意。曾志耐心地向医生陈述自己的想法：这是特殊大环境下的选择，个人利益让位给党的事业，哪怕是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后悔的。

即使如此，医生还是不答应，曾志只能转向组织寻求支援。最后，是陶铸白纸黑字写下了自己的答复：尊重曾志意见，同意。

最终，曾志在陶铸的支持下接受了绝育手术。

不久之后，他们两个人就要动身奔赴敌后了，深知此去距离遥远、前途又危险万分，两人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

陶斯亮成年后回忆，在一般孩子与父母相处最为亲密的幼年、童年时期，她的生活中却几乎没有父母的多少存在感。她从两岁开始就被父母送到了延安保育院，交给一位经历过长征考验的伤残军人杨顺清照看。

她说，从两岁到九岁期间，是杨叔叔潜移默化地给了她最多身教，教给了她传统美德中最为珍贵的部分——善良和宽容。

多年后，老红军战士杨顺清的墓迁葬到贵州清镇市的烈士陵园。陶斯亮当时人在北京，接到消息后立即从北京赶了过去，亲送这位“杨叔叔”重新安葬，并在墓前立起了刻有“恩重如山”四个大字的石碑。

当年，曾志和陶铸即将奔赴另一片艰难四伏的战场，他们也曾经再次郑重地拜托杨顺清照顾陶斯亮，并说，如果他们再也回不来了，请他把陶斯亮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

两人在向毛主席辞行时，也明确表示了绝不考虑个人得失的态度，为了革命，必须得有随时准备献出一切的心理准备。因此人们每每形容陶铸与曾志面对家庭与革命事业冲突之间的抉择，常常引用同一句话——“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父女之间

终于回到父母身边之后，陶斯亮很得父母的疼爱，但并没有得到娇惯，更谈不上有什么特殊待遇。

她当初没能成功考上高中，父亲就坚决把她送到劳动强度很大的农场，让她和普通青年一样去干体力活。

后来陶斯亮考上了大学、离家去上学之前，父亲对女儿说：“你看过《陈情表》吗？我和你是相依为命的父女。”他说，自己对女儿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只希望她将来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许多年后，陶斯亮仍然深深地记着那个黄昏，她觉得父亲对子女所有的希望，都在那个黄昏的沉寂中表达出来了。

结束学业不久，陶斯亮被分配到东北白城子工作。离开家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这将是父女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没有能送父亲走最后一程，一直都是女儿心中永远的遗憾。

“草根”与慈善事业

退休之后，陶斯亮开始逐渐把精力投注在公益慈善领域，她坦言，选择慈善事业也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九死一生干革命，不也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吗？那么后辈选择传承，也可能会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殊途同归。

她曾说，父亲对她的教育很严格，一直都教育子女要把自己视为普通人中的一员，不谋求特殊对待，不享受特殊待遇。

陶斯亮专业本来是学医的，曾经当了超过20年的肾病科大夫。虽然一度担任过统战部工作，但她自己内心最钟爱的职业还是医生。从市长协会退休后，按政策本来她们一批有三个老同志都有机会进老干局，享受事业编待遇。但她们全都没有要编制，而是参加社保，成为靠社保养老的“草根”。

“小而美”的慈善梦想

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二十余年来，她先后发起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智力工程”、东乡扶贫助学行动、“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向日葵计划”等多个慈善项目。

这些项目有力地调动了社会爱心力量，累计帮助4万余名贫困听障人士重回有声世界，累计救助400余名脑瘫患者。

陶斯亮的女儿陶冶曾经用手机记录过一段视频：第一批获得帮助救助的脑瘫患儿康复后，曾经受邀到北京参加“爱尔慈善之夜”，并随后到天安门广场参观。当她们看到来自西藏的小朋友举着小红旗在广场欢快奔跑，就觉得此前的一切努力都有了回报。

陶斯亮曾经把自己理想中的慈善事业描述为“小而美”，随后她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慈善公益领域——孤独症儿童救助，希望“能抢救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

谈到父辈给自己最深的影响，陶斯亮认为是一种“信念”，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不忘初心，那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信仰。

具体到为人处世，更是一种正直做人的准则、善良的品质和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的素养。“正派、正直、善良应该要一直传承下去”。

参考信息：

《专访陶铸之女陶斯亮：我是靠社保养老的“草根”》；新传奇；2019年37期

《曾志与陶铸——红色伴侣生死情》；人民周刊；2015年1期

《陶铸在1966》；马恩成；百年潮；1999年11期

《陶斯亮：我的大哥几个姓》；华声文萃；2021年12期

《曾志：“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湘潮(上半月)；2017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