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31日，中国完成了一个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工作，当天的会议上，多国代表对中方的工作表示认可和感谢。
巴西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在表示赞赏的同时，还说了一句玩笑话：感谢中国在这一个月里，让我们不用打领带。
听到这话的中国代表张军，发出会心一笑。
不打领带除了是我们既不希望别人被卡脖子，也不愿意自己被卡脖子以外，更重要的是，为全球节能减排做示范，不打领带，同时调高空调温度，为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做出表率。
而这看似轻松的一幕，我们走了艰难的184年。回顾中国的外交历程，“弱国无外交”曾是深深刺痛我们的一句话。
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遭受列强欺凌，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经过22年的不懈努力，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从被人欺凌到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我们走了131年，从“弱国无外交”到大国担当，我们走了184年。
1903年8月13 日，我国外交大使谭锦镛，来旧金山处理外交事务，却在旧金山的一座大桥上，被美国警察侮辱。
对方出言不逊，肆意掀掉他的帽子，嘲笑他的辫子是“猪尾巴”，还称谭锦镛为：“中国人，黄猪！”。
谭锦镛强压怒火，用英语让对方自重，中国人也是人！
没想到，这句话激怒了美国警察，他们狠狠地打了谭锦镛一记耳光，还大声朝周围嚎叫：“中国人是人？”
谭锦镛忍无可忍和他们扭打起来，却不想，美国警察吹响警笛，招来一堆巡警，将谭锦镛按倒在地毒打。
但这还不解气，他们将谭锦镛的辫子绑在篱笆上示众、百般戏弄侮辱他，最后还将他扣上手铐，押进旧金山警察局。
即使谭锦镛拿出使馆武官证件后，美国警察依然狂叫：“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谁也破不了例！”
虽然后来谭锦镛在当地华侨商人花钱后得以释放，但他不堪受辱，投海自尽。
当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声嘶力竭地呐喊，企图驳回日本的无理要求时，但奈何国家实力弱小，最终也只能忍痛看着国家权益被侵害。
当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话语权，只能任人宰割。
而现在，只要我们坐着，就没人让我们站起来，而当我们站着时，别人就不敢坐下。
我们中国代表团，只需要轻轻敲一下桌子，就能轻松掌握话语权，更是出现了那句让无数国人挺直腰杆的话：“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上变得越来越“刚”，但这并非是无端的强硬，而是基于正义、原则和国家实力的坚定立场。
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张军曾代表中国，多次坚定地发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无论是面对某些国家的无端指责，还是在处理国际争端时，他都能逻辑清晰的回答，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这种“刚”，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体现，是对国际秩序的维护，更是对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的捍卫。
短短几十年里，我国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离不开我们“国之脊梁”的辛勤付出。
邓稼先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投身于艰苦的核事业，在茫茫戈壁中默默研究，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蘑菇云，原子弹爆炸成功。
接着，邓稼先又马不停蹄地去研究氢弹，3年后，氢弹也研发成功。
可是，一次核试验失败，让邓稼先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尽管他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那些弹片还是有很强的放射性，1985年，邓稼先被查出得了直肠癌，身体越来越差。
杨振宁曾开玩笑问邓稼先：搞原子弹和氢弹，你拿了多少钱？
没想到，邓稼先说“两弹”奖金共20元，即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但他却觉得，这20元是他一生的勋章，他说：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他不在乎奖金有多少，只在乎能不能为国家做贡献，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再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像。
邓稼先把一生献给了核事业，他是我们的民族榜样。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同样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历经磨难回到中国，在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为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4年9月25日，我国发射的的一颗洲际导弹，让全世界都沉默了，而这都是钱学森的功劳。因为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才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解决了无数人的温饱问题。
他的科研成果不仅造福了中国人，也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让世界对中国的农业科技刮目相看。
还有无数个像他们一样的国之脊梁，用自己的智慧、汗水和奉献，为中国的崛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中国才靠实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硬气。
他们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为了国家的事业，默默无闻，不求名不求利，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国家。
这种舍身忘我的深明大义，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缅怀。他们是国家的英雄，是我们民族的榜样，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