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年以上的军官，没有人不知道“山东三李”，这就是三个黄埔第一期毕业、都是官拜中将的三个同乡同学同姓的高级指挥官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
现在，硕果仅存的李仙洲，我执笔时就快到他90大寿，亲友们正在准备为他耄耋之年而好好庆贺一番。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时，只在戴笠请他吃饭时，见过一面，在我的印象中，他很有武二郎的气派。
因为，山东人忌讳别人称呼大哥，即使是老大，也得称为二哥，原因是武松的哥哥武老大，太不够英雄，而他的弟弟老二，却是英雄盖世，所以，一般人对山东朋友，都是以叫二哥为尊敬。那一次，戴笠除称他为“学长”外，也是称他为“二哥”。
李仙洲旧照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我不仅曾经和这位“山东大汉”（这是“同学”们背地里对他的称呼）同在一个小组一年多，而且，也与他一同于1960年冬第二批特赦的，所以，我有义务介绍一下，也算是对他90大寿的一份礼物，我相信，他乐于接受我这份“秀才人情”。
1959年，北京战犯改造所重新编组时，我和李仙洲同编在由41军军长胡临聪任组长的那个小组。
第一天，由我分配菜饭时，李仙洲便提醒我，他是有名的大肚皮，可我也不甘示弱回答他，我的饭量也不小。
两人相互一笑之后，他很风趣地告诉我，他有“三德”。我急忙问他哪“三德”？他把摆在桌上的饭菜一指：“吃完饭再告诉你。”
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是吃米饭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人有土豆烧牛肉，就一切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称这道菜是“赫鲁晓夫”）。
当然，战犯能在北方吃到南方的米饭，已算是一种特殊享受，尽管那种米饭是米质中较差的籼米，但南方人吃起来还是比馒头和窝窝头（玉米面做的）要有味得多。
如果吃惯了暹罗米和西贡米的人，去吃那种米，就会感到难以下咽。可能是米饭比较粗糙，或是我分给他那一份菜土豆特别多，他那餐和我只吃个平手，我三碗，他也三碗。
当时分菜，只要牛肉都是一样十来小块，土豆多少就没有人去计较了，我特意多给他半勺土豆。
我刚把饭吃完，便急忙问他有哪“三德”？他一看，还有两三个人没有吃完饭，仍不肯说。
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他才笑嘻嘻地说：我是有“三得”，而不是三从四德的德。这就是吃得、拉得、睡得。大家在吃饭时，我这拉得就太不卫生了，因此，一定要在吃完饭后才说。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接着，他又补充说明：光是吃得拉不得，那是一件苦事。吃得多，拉得痛快，又睡得香甜，才是三全其美。
当时，我还有点不服气。他这“三得”我也有，等到以后吃面食时，我才佩服，他的确比我强的多。
他一次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面片等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肉包子就更不用说，可以超过我四分之一，一次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
如果没有坐过牢，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人的食量会这么大。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坐牢除了三顿饭，便没有零食可以吃。
所以，每天不到开饭，便已感到有点饥肠辘辘，何况还得搞一些体力劳动。后来，去农场劳动锻炼时，我更经常感到肚子在饥饿时会发出叫声。原来，“饥腹雷鸣”并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和李仙洲还有另一个相同的爱好，就是都爱起床后，用冷水洗澡。但是，一到冬天，他就不作全身冷水浴，而是改用冷水擦身。
而我不管多冷，冬夏一样要用冷水洗个痛快。当然，在南方人看来，冲冲凉，这有什么值得提；可是，在北方，冬天在零下十来摄氏度的气候，即使房内生了火炉或有暖气，要全身脱光跳到冷水盆里，没有长时间的锻炼，准得发高烧。
在冬天，北京战犯改造所早晚供应每人半脸盆热水洗脸洗脚，冷水却不限制，可以随便用。
李仙洲是一个非常好胜逞强的人，有次，一位同学笑他，冬天不敢和我一样洗冷水澡而只擦澡时，他非常不服气地引出了一段平时不愿意说的事来。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47年春天，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和73军军长韩浚、整编26师（相当于军）师长马励武等被俘后，被送往佳木斯囚禁。
那年的冬天，经常冷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他还能在室内坚持擦冷水澡，就连看守他们的解放军都看成少见的怪事。
他这样说，无非是想证实，他的耐寒能力比我更强。我如果在那样低的气温下，连擦冷水可能都不敢了。
不过，当时我并不想和他比什么怕不怕冷，而是对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下的生活，究竟怎样能熬得过来倒很感兴趣。
一有空，我就要他讲在那里的情况。他很得意地向我夸口，即使在那种严寒的气候下，他还被人称赞过，他的劳动表现是最好的呢！
我笑他，是不是学陶侃一样，在室内把床铺桌椅搬来搬去这种劳动，回答却是出乎我意料的，原来，在那种气温下，居然是每天要到室外去劳动一两次。
我便放低声音悄悄问他：怎么用这种手段来折磨犯人？他放声大笑起来说：按照你的想法，凡在佳木斯的人，一到冬天，就只能在家里围炉取暖，连大门都不出去了。
他告诉我，他们当时每天要做的事，主要是打扫大门口的积雪。有时，雪下得连门也开不了，如果不每天或经常打扫，就会被雪封住，风一吹，雪化为冰，就休想出来。
况且，监狱大门口的路上也得打扫，这是不可少的工作。还有一件事也得每天要做，就是破坚冰取水。
井口被冰封了，要取水，先得破冰，才能从井内把水提上来。如果提出井口的水不马上倒在桶里运回来，很快就会变成冰桶。
他还告诉我，他小时读书，看到“坚冰在须”，认为是形容天冷而已，但在佳木斯，便不是形容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嘴巴、鼻孔吹出的热气聚积到胡须上，马上就变成了冰球和小冰柱一样粘住了。
他另告诉我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刚到佳木斯时，有人吓唬他，冬天千万不能在室外解小便，一不当心，冷风一吹，解出的小便，会变成一根冰柱顶住尿道口，如不赶快用根棍子一边解小便，一边敲打冰柱，尿就不能继续流出来。
他有点怀疑，但也不敢大意，有一天，他拿着一根木棍去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室外解小便，并没有出现尿变成冰柱，只是流下之后，很快就集在一起成了一个尿堆。一阵冷风吹来，他那出尿的东西差点成了冰棒，从那以后，再不敢去试了。
一提起他们在佳木斯的事，马上有人补充说，李仙洲每次扫雪、提水都受到表扬。相反，马励武总是挨批。
这位马老兄，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1947年1月间，他统率的整编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都是装备最精良的全部机械化部队。
在与新四军在峄县作战时，他自恃有最新装备，根本不把只有老式枪的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吃了不少亏。后来，他把坦克车开到峄县城墙上去，等到要反攻时，坦克车开不下来，最后一败涂地。
许多人都笑他这样指挥机械化部队，一点常识都没有，所以，他憋了一肚子的气。被俘后，他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连轻微劳动都不愿干，所以经常挨批。一批，心里更不痛快。
有人告诉我，马励武发牢骚骂街，连国民党的海军、国共和谈代表都骂。他这个打败仗被俘的陆军将领为什么要骂海军呢？
说来也很有趣，那是1947年的下半年，解放军决定要送马励武和李仙洲等在山东被俘的高级将领去哈尔滨。
当时，从陆路去，不但交通困难，而且，这么长途解送容易出问题，于是便决定从水路送去。
押送他们的一位姓王的解放军负责人，原来是在商震部队中工作，与韩浚同过事，所以，派他去押送，比一般人方便。
他们从山东乘坐一条渔船出发后，在海上，正遇上国民党的海军巡逻舰队。这些押送的解放军官兵，都认为这一下非出大问题不可。不料，军舰的探照灯射到这条渔船后，舰上的人只隔水盘问了一番，看到船上挂满了捕鱼工具，便没有派人到船上检查，就放过去了。
据说，当时马励武等人也知道有国民党的海军在盘问，虽然他们被安置在船舱底层，不能爬出来，但嘴巴却没有被堵塞；只要军舰上派人上来搜查，就可以大喊大叫，肯定会发现这十多名被俘的将领。
可是，只相隔几丈远，对方盘问一下，就放渔船走了，使得他们没有呼救的机会。
那位押送他们的解放军军官，在到达哈尔滨时，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说：“只要军舰上派人来搜查，那就不再是我押送你们来哈尔滨，而是你们押送我们去台湾了。”
事情过了好久，马励武对这次海军失职的事仍在痛骂，有人曾和他开玩笑地说：
海军不搜查载有自己人的渔船，这和陆军指挥官把坦克车开到城墙上去作战，同样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马励武一听，他的脸平日本来就有点红，这一气之下，就变得更红了。
马励武骂和谈代表，是因为和谈时不提出交换俘虏，忘记了这些为党国尽忠职守的将领，并说，这些代表谈不拢而不回南京去，却忙于接自己的妻室儿女到北京，实在不像话！
李仙洲对这件事，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劝马励武不要再骂这些和谈代表。他说，刚开始打内战，马法五被俘，国民党能拿新四军军长叶挺来交换。
现在，被俘这么多军长和军长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能拿什么被俘的解放军将领来对等交换？和谈代表不回去，而忙于接妻室儿女，这也是人之常情。你在峄县时，战事那么激烈，你还把最爱的小儿子硬留在身边不肯送走，不是一样的心情吗？
后来，马励武的态度也慢慢有些转变，我从重庆到北京战犯管理所过第一个春节时，他还高高兴兴在晚会上唱了秦腔《柜中缘》和《火焰驹》等家乡戏。
关于马励武可谈的事还有不少，等以后有机会再谈；现在言归正传，继续谈李仙洲吧！
李仙洲被俘后，很少发牢骚，说怪话。他有他的见解，认为自己打败仗当俘虏，是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也认为是“天亡我也”！大有楚霸王的味道，不承认自己不行，而把最后惨败完全归于天意，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
他觉得，老天这么安排了他最后当俘虏的命运，就安心当俘虏吧！他懂得，按照国际公法，不能随便杀害战场上的俘虏，何况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更不会轻易杀掉；
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便可以避免麻烦，也省掉吃眼前亏。所以，要他做什么，他都很积极，不论是扫地、打水、挑抬东西，都争着去干。
可有一件事，出人意料，他从不肯去电台广播，向国民党的军队搞劝降等工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1949年新年献词，由新华通讯社发交解放区各报刊登在第一版。
所有管理国民党战俘的单位，都奉命要战俘们进行座谈、讨论，李仙洲这些高级将领在座谈时，新华社还特派记者去采访和旁听。
当时，他和韩浚等人已从佳木斯送回哈尔滨解放军官第五团学习，许多人都对这一篇“新年献词”大谈自己的感想，他却一言不发。
管理人员劝他学学49军军长郑庭笈（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堂弟），不但肯去电台广播，而且，每次座谈都抢先发言。他的回答则很出人意料：“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是真的学不会吗？非也！原来他有自己一套看法，等管理人员和记者一走，他的话就来了。他说：身为高级指挥官，没能完成党国的重托，打败仗成了俘虏，又有什么脸去劝自己过去的长官、同事和部下投降呢！
当然，经过长一点时间，他的这些观点也有所改变，我和他同组学习时，他也发言，也肯写墙报，但总是很简单扼要，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甘居中游”和“随大流”！
不过，这一表现拿“改恶从善”这一尺度来衡量，也可以得90分左右；所以，他和我这个“表现尚好”而不是很好的“同学”，都在第二批特赦时得到特赦。
我从懂点事开始，就喜欢打听不大为人所知道的事情，特别是有些人不愿说的事，我总要想方设法弄个一清二楚。这可能对我今天写东西有不少帮助，同时，也是注定我过去要搞特务工作的原因吧！
在战犯管理所，有位姓刘的管理干部，他在领着我们挑饭组，去厨房挑饭菜及开水时，常有意无意地和我们聊聊天，有时还开开玩笑。
他常说，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少是三国时代的人物，而且，关公关羽字云长特别多。
开始时，我不理解他这两句话的意思，久了，我才弄明白，因为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单名，如汤尧、张淦、孙渡、孙楚、韩浚、黄维、沈醉等。
这与《三国演义》中许多人都是单名一样。说关公多，则因为这些人闲聊时，都爱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那些得意事。当然，也可能还有个含义，即讽指“身在曹营心在汉”。
过去，我虽未带兵打仗，但对什么黄埔建军、消灭陈炯明、攻打惠州以及北伐时汀泗桥之役、龙潭大战，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湘西会战等典故，却听他们讲得烂熟。
不过，一提到第三次国内战争，他们就如同关公“走麦城”一样，认为是丑事而不愿谈。而我偏偏爱打听，某某人是怎样全军覆没而被活捉的，某某人怎样在突围时遭到生擒。
同样，李仙洲也不愿谈他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经过。不过，我在和李仙洲同组的一年多时间中，一有空，我就问他被俘的事，经过多次吞吞吐吐的谈话，终于弄清楚这一经过了。
1947年2月间，国民党准备对山东临沂地区的解放军分两路夹击，出动的兵力，要超过解放军一倍左右。李仙洲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身份，指挥约三个军的兵力，由济南出发，进驻新泰、莱芜等地。
大军到达莱芜时，解放军早已撤出城去，他十分高兴，马上打电报向第二绥靖区司令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告捷，说他已攻占莱芜，敌人闻风而逃。
当时，他统率的12军霍守义部、73军韩浚部和整编46师韩练成部，武器都很精良，而解放军却采取避实就虚战略，不和他打硬仗，而是伺机进攻，各个击破。
2月下旬，解放军把73军所辖77师包围在博山、莱芜间的河庄地区加以全歼，师长田君健亦被击毙。
这时，李仙洲才慌张起来，赶忙调整部署，准备乘机围歼解放军。这一场激烈的大战详情，这里就不叙述了。
最后，最紧张的一幕，是李部被迫经过吐丝口这一极为险要的狭隘地区，准备退回莱芜县城时，被解放军利用两侧高地层层包围，李急忙请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空军前来解围。
王和李不但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而且是山东同乡，私交极深，所以，王叔铭除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协同作战不断空投弹药、食品外，还亲自飞临上空，与李仙洲用无线电通话，随时把解放军的情况告诉他，并且，不停地指挥空军对包围他的解放军进行轰炸、扫射。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最后彻底失败的局势，这位身经百战的国民党中的常胜将军，到此时，也只有选择突围逃走的一条路了。
李仙洲一直没有忘记，那是1947年2月23日下午2点，他和73军军长韩浚率领一部分卫队，准备向北面冲出去。下午3点左右，他的左腿下部挨了一枪。他仍咬紧牙关，指挥附近一些残兵败将，拼命向北逃走。
在混乱中，韩浚与他失去联系，卫士们扶着他走到距吐丝口镇约三四华里时，他因伤口流血过多，摔倒在山沟里。黄昏时，被解放军搜索队俘虏后，才给他包裹伤口，莱芜战役到此宣告结束。
谈到这里，李仙洲往往仰天长叹一声：
这一次，本来是准备将北来的解放军全部歼灭，结果适得其反，使国民党七个师近十万人全部被歼。
高级军官中除整编46师师长韩练成生死不明，新编36师师长曹振铎只身逃回济南，而77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活捉。因此，他长时间认为这是“天意”。
李仙洲得到特赦后，本来准备留他在北京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一起，但后来，他却提出愿意回山东老家，与儿孙们一同生活。
按照他的说法是：北京的汽水都没有济南的泉水沁人心脾。当然，山东大饼卷大葱，也比面包夹火腿更有风味。
这样，他就回家乡去欢度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