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主闻王浑南下，使丞相张悌督丹杨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jìng）率众三万渡江逆战。至牛渚，沈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上流诸军，素无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不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宜畜众力以待其来，与之一战，若幸而胜之，江西自清。今渡江与晋军大战，不幸而败，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众心骇惧，不可复整。及今渡江，犹可决战。若其败丧，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捷，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胜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士众散尽，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
三月，悌等济江，围浑部将城阳都尉张乔于杨荷。乔众才七千，闭栅请降。诸葛靓欲屠之，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靓曰：“此属以救兵未至，少力不敌，故且伪降以缓我，非真伏也。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悌不从，抚之而进。
悌与扬州刺史汝南周浚，结陈相对，沈莹帅丹杨锐卒、刀楯五千，三冲晋兵，不动。莹引退，其众乱；将军薛胜、蒋班因其乱而乘之，吴兵以次奔溃，将帅不能止，张乔自后击之，大败吴兵于版桥。
诸葛靓率数百人遁去，使过迎张悌，悌不肯去，靓自往牵之曰：“存亡自有大数，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为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识拔，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知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道邪！”靓再三牵之，不动，乃流泪放去，行百馀步，顾之，已为晋兵所杀，并斩孙震、沈莹等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资治通鉴·晋纪三·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元年（庚子，公元二八零年）》
败亡的历史，都有惨痛的教训。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吸取这些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西晋消灭东吴的战争，第一场大的决战，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教案。
东吴皇帝吴皓，在得知了西晋由王浑率领的水军已经逼近时，命令丞相张悌率领主力军队去迎敌。
这是一场决定存亡的关键之战。作为吴军的统帅，张悌的行为，对于战争的结局十分重要。
所以，《通鉴》对这场战争的描写，就是以张悌为第一视角来展开的。
首先，怎么去制定作战计划，是张悌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次亮相。
面对强敌，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主动出击，二是消极抵御。
和张悌一起带兵来的沈莹，建议张悌选择第二种方案，以逸待劳，不要去招惹正在势头上的西晋大军。
可张悌不这么认为，他主张要主动过江，和西晋军队正面接触。他之所以这么选择，里面有着一点，那就是他要让皇帝知道，他不是懦夫，是肯于为皇帝牺牲自己的人。“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视死如归，确实大气磅礴。
但，张悌的观点，是站在他对大局的判断上的。那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逃不脱灭亡的命运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而一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成就自己是个忠君爱国的臣子的个人理想！
他不想做个束手就擒的懦夫，他认为如果不战而降的话，那是奇耻大辱，他接受不了！
由此，不难看出，《通鉴》以张悌的口吻，已经给出了后面的结局。
按照张悌的指挥，吴军过江，先是小胜。对于俘虏的西晋军队，有人主张杀了给西晋方面一个下马威。张悌又没有同意。他的理由，还是从道义出发，认为杀害投降的军队，是不祥的象征，作为一个道统派，他接受不了这种做法。
张悌的慈悲之心，固然可敬，但也是在自掘坟墓。后来，他没有杀害的投降部队，在西晋反扑时，从背后捅了他们刀子。
吴军继续向西晋主力进发。这时候，张悌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把军队的精锐部分，交给了主张防御的沈莹来指挥。结果，双方一经接触，吴军马上溃败了。
本来就是持有逃跑主义的人，怎么去指挥军队的精锐呢？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往虎口里送吗？
张悌在军队溃败时，还是坚持自己的道义理想。一小股部队想带着他逃回去，他拒绝了！
他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陪葬自己的国家。士兵三次想把他拉上马，一起逃走，都拉他不动，最后身没乱军之中。
这种悲惨的画面，《通鉴》写的非常之传神。
悌不肯去，靓自往牵之曰：“存亡自有大数，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为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识拔，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知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道邪！”靓再三牵之，不动，乃流泪放去，行百馀步，顾之，已为晋兵所杀，，并斩孙震、沈莹等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怀着抱死之心，走上战场，何其悲壮哉！
然而，既然知道天命如此，为了成全自己的一个名声，而害得万千士兵殒命，是耶？非耶？
东吴的灭亡，归因于昏聩的皇帝，归因于奸邪的佞臣，是不是也和张悌这种愚顽不灵的“忠臣”有关呢？
当然，道统学派出身的司马光，肯定是喜欢张悌的，是要颂扬他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传神地来描写张悌的故事。
但这也恰恰是时代的一个悲剧。为了拔高一个伟光正的形象，可以不顾及其他万千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价值取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