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北大中文系教师范晓蕾，因右眼不适前往北医三院就诊。

坐诊医生检查后，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往右眼玻璃体腔注气。

因该医院不具备注气条件，医生建议范晓蕾前往熙仁医院手术治疗。

躺上手术台后，0.7毫升的“医疗气体”被注入右眼。可随之而来的，并非预想中的光明，而是一团深不见底的“黑雾”。

术后二十天，范晓蕾右眼疼痛难忍，再次复查，结果显示，右眼视力从术前的0.8跌至0.02，视物只有模糊光感且无恢复可能性，已达二级伤残标准。

范晓蕾辗转多家医院探寻病因，得到的答复是——“急性气体致中毒性视网膜病变”，换句话说，当时的“医疗气体”有毒。

范晓蕾找到手术医生，问出了气体生产商，向食药监局申请信息公开，结果发现——

该生产公司并无医疗器械资质，生产的气体是用于焊接的工业用气——这罐不合格的气体，正是导致她几乎失明的元凶！

问题随之而来——生产商为何将工业用气提供给医院？医院又为何会将工业用气用于手术？

范晓蕾聘请律师展开调查，搞清了脉络，原来，生产商在外包装上对气体性质、用途等进行了明确标注。在进入医院前，曾有两家中间商进行过转售，这罐气体，正是在不断转手的过程中，改变了性质。

把工业气体往眼睛里打，这不是把人的生命健康当儿戏吗？

怒不可遏的范晓蕾把医院、中间商和气体生产商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5万元现有损失，并承担15万的惩罚性赔偿。

后经一审法院判决，由医院赔偿4500元营养费和精神抚慰金3万元，两家中间商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须证据齐全后另案解决，伤残赔偿也须另案鉴定后再行申请。

范晓蕾对这一判决不服，尤其是惩罚性赔偿未获支持这一点，如她所说：

“那种医院还在安然无恙地营业赚钱，那种医生还在继续给病人开药、打针、做手术，我的不幸会像‘击鼓传花’一样时刻落到某个人身上，下一次也许还是我呢？我不敢想象……”

提起民事上诉之外，范晓蕾同时决定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提起刑事控告。

目前，本案的民事二审已提上日程，警方也已受理刑事立案材料。

那么在我看来，范晓蕾有权获得惩罚性赔偿。

最高法曾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出台过专门的司法解释，其中第22条和23条明确规定：

缺陷医疗产品与医疗机构的过错诊疗行为，共同造成患者同一损害，患者有权请求医疗机构与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医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明知医疗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患者健康严重损害，被侵权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及2倍以下惩罚性赔偿。

从判决书来看，一审法院不支持惩罚性赔偿，可能是认为，医院过错并非是医疗产品存在瑕疵，而是该气体本身非医用气体、非医疗产品、非医疗器械。

这里其实是把“医疗产品”做了一个机械化理解，觉得只有药监局制定的《医疗器械标准目录》，才算医疗产品。

但从常情常理来考虑，如果在医院手术台上用于医学治疗的不算“医疗产品”，那还有什么算呢？

如果这样片面理解，那么仅仅资质不全，就要惩罚性赔偿，直接把工业用气打进往眼睛里，反而不用——小过重罚；重过轻罚，明显“过罚不相当”。

我认为，只有将这里的“医疗产品”作常规理解，才符合立法本意，也才能真正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应有效果。因此，我认为范晓蕾的诉求，有正当性依据。

其次，就刑事控告来说，“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械罪”，是指——

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客观方面，本案基本符合，后续可能出现的争议点是，熙仁医院和手术医生，主观上是否属于“知道或应当知道”。

这一点，具体要看，中间商是否将气体性质明确告知，气罐外包装上是否就气体用途进行明确标识，医院和医生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等等。

那么我个人认为，当初医生明白无误地将生产商告诉范晓蕾，说明医生对气体来源很清楚。那么作为对患者生命健康负有兜底责任的医疗机构，我认为他们应当负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核实义务，这里应该可以推定他们知道。

否则，出了事，就用“一问三不知”推个一干二净，医疗机构的责任感将大大降低，最终会污染整个医疗环境。

目前，本案尚未终局，我会持续关注本案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