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政权为何都用＂朝＂，而不是＂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世人皆知中华上下五千年，朝朝代代更迭不断，却鲜有人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何我们总说＂汉朝＂＂唐朝＂＂明朝＂，而不说＂汉国＂＂唐国＂＂明国＂？在古代典籍中，＂国＂字早已有之，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楚国、秦国，为何这些政权统一天下后，却都要改称为＂朝＂？更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是统一王朝，为何有的被称为＂朝＂，有的却只能称＂国＂？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揭开这个千年之谜。
一、朝与国的渊源
说起＂朝＂与＂国＂的渊源，还要从西周时期说起。相传周文王在位时，一日清晨来到镐京城外的太庙祭祀，忽见东方朝阳初升，光芒万丈。文王感叹道：＂朝，乃天地交泰之时，正当君臣相见、万民朝觐之际。＂
从那时起，＂朝＂字便与王权紧密相连。周礼有云：＂诸侯之见天子曰朝＂，意思是说诸侯觐见天子称为＂朝＂。这便是＂朝＂字最初的政治含义。
后来到了周公摄政时期，为了巩固周王室统治，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礼制。其中规定：＂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这便是＂国＂字最早的定义。
有趣的是，在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诸侯国每年都要定期到周王朝朝觐，这便是所谓的＂朝觐制度＂。春秋时期的鲁国史官曾记载，鲁国大夫每年都要带着丰厚的贡品，千里迢迢赶赴周天子所在的镐京城。
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中就有一条规定：大臣每日清晨必须到咸阳宫朝见君王，这便是＂早朝制度＂的雏形。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汉武帝时期的一件趣事。元狩年间，匈奴单于想要和亲，派使者入长安，却拒绝向汉武帝行跪拜之礼。当时的大臣董仲舒就上书说：＂天子一日万机，以朝日之升为政事之始，此乃天命所归，岂容藩属无礼？＂
这番话道出了＂朝＂字的另一层深意：統治者以朝阳升起的时刻处理政务，正是上天赋予其治理天下的象征。从此，＂朝＂便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成了最高统治权的代名词。
到了隋唐时期，＂朝＂的概念更加完善。唐太宗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里的＂镜＂字，便暗指朝廷政治。
《唐六典》中还详细记载了朝会制度：皇帝每日卯时（早上5-7点）在太极殿召开朝会，文武百官依次入殿行礼，商议国事。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成为＂朝廷＂一词的由来。
就这样，＂朝＂字从最初的时间概念，逐渐演变成了权力的象征。凡是统一天下的政权，都要以＂朝＂来称呼，以示自己是天命所归、正统在握。而那些地方割据政权，即便强如春秋时期的齐国、楚国，也只能称＂国＂，不得僭越。
二、正统之争中的称谓变迁
世人常说＂得天下者得正统＂，这句话道出了古代政权更迭时的一个重要现象。唐朝贞观年间，有一次魏征在太极殿与李世民议事，说起隋末群雄割据之时，为何李渊建立的政权能够迅速获得天下认可，被称为＂唐朝＂而不是＂唐国＂。
原来在隋末战乱时，李渊占据长安后做了一件高明之事。他在登基之前，先到太庙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向天地宣告自己承继了隋朝的正统。不仅如此，他还下诏为隋炀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以示对前朝的尊重。
这种做法与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形成了鲜明对比。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不承认六国的任何正统地位，甚至将六国的典籍都付之一炬。这种做法虽然显示了强势，但却失去了礼制传承的正统性。
说到正统之争，最为精彩的要数五代十国时期了。后梁朱温虽然夺取了唐朝的政权，但因为出身寒微，加上得位不正，许多人并不认可他的统治。当时的史官们甚至拒绝称其为＂梁朝＂，而是称作＂梁国＂。
更有趣的是后唐李存勋的故事。李存勋本是沙陀族人，为了获得汉人的认可，他声称自己是唐朝皇室的后裔。他在建国之时特意选择了＂唐＂这个国号，并且在朝廷礼仪上处处模仿盛唐时期，这才渐渐被人称为＂后唐朝＂而不是＂后唐国＂。
到了五代后周，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前，特意派人打探民间对周朝正统的看法。一位老儒生说：＂自古以来，得位正者为朝，得位不正者为国。＂这番话让赵匡胤深受启发，他在建立宋朝时，特意举行了一系列彰显正统的仪式。
但有趣的是，就算做了这么多，宋朝在当时仍然未能获得完全的正统地位。因为辽国、金国都曾占据过中原，他们都自称为＂朝＂。这就形成了罕见的多个政权同时自称为＂朝＂的局面。
前朝皇室的态度也是决定称谓的重要因素。比如南明政权，虽然自称是明朝正统，但因为没有得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正式传位，所以史书中一般称其为＂南明＂，而不是＂南明朝＂。
再比如唐末的黄巢起义，虽然一度占据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但因为没有得到任何前朝的承认，历史上只称其为＂大齐＂，而不称＂齐朝＂。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在追述这段历史时，往往说＂黄巢起义建立了大齐＂，而不说＂建立了齐朝＂。
三、礼制传承与民间认知
说起礼制传承，就不得不提到汉武帝时期的一件趣事。元封二年，长安城内有一位叫马融的老秀才，每日清晨必到长安城南门外的一处土坡上，面向皇宫方向行礼。路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此乃古礼，民当日出而拜，以示对朝廷之敬。＂
这个习俗竟然一直延续到了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长安城的百姓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在家中摆设香案，遥向皇宫行礼。久而久之，＂朝＂字在民间便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而＂国＂字在民间的认知却大不相同。在江南一带，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国如篱笆园，朝似大江海。＂这句话生动地道出了百姓对＂朝＂与＂国＂的理解：国的范围有限，就像自家的园子；而朝却广阔无边，如同大海一般。
有意思的是，这种认知还体现在祭祀活动上。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重修《大明集礼》，其中规定：天子祭天用＂朝＂字，诸侯祭天只能用＂国＂字。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清朝康熙年间发生的一件事，更能说明问题。当时四川巴州有个叫钱锦的商人，在自家祠堂的匾额上刻了＂朝＂字，结果被当地官府以＂僭越＂之罪逮捕。知府说：＂朝乃天子专用之字，寻常百姓不得妄用。＂
到了乾隆年间，这种区分更加严格。朝廷规定，凡是官方文书，只有涉及皇帝诏令时才能用＂朝＂字，其他时候一律用＂国＂字。比如＂朝廷＂可以用，但＂国廷＂就是大忌；＂朝堂＂可以说，但＂国堂＂却不合规矩。
文人笔下的称谓也很有讲究。南宋大文豪苏轼在《江城子》中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首词写于他被贬黄州期间，虽然对朝廷多有不满，但在文字上仍然恪守礼制，从不在诗词中随意使用＂朝＂字。
而在野史笔记中，更多地使用＂国＂字。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常常用＂国主＂＂国君＂来称呼一地诸侯，而对于皇帝则一律称＂天子＂＂圣上＂，绝不轻易用＂朝＂字。这种称谓上的区别，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政权等级的深刻认识。
在民间戏曲中，这种区分表现得更为明显。京剧《四郎探母》中，杨四郎虽然已经投靠了辽国，但在唱词中依然称宋朝为＂天朝＂，而称辽国为＂大辽＂，这也是遵循了传统的称谓规范。
四、特殊时期的称谓变化
世人常说＂乱世出英雄＂，却鲜少注意到乱世之中的称谓变迁。南北朝时期就出现过一件有趣的事：南朝宋武帝刘裕在建都建康时，北魏的使者来访。这位使者在朝堂上宣读国书时，称北魏为＂大魏朝＂，而称南朝为＂江东国＂。刘裕当即震怒，命人将国书扔出殿外。
这一场外交风波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称谓现象。北魏统治者拓跋氏虽然是鲜卑人，但在建国之初就刻意模仿汉制，不仅自称＂朝＂，还在正式文书中称自己为＂正统＂。而南方诸国虽然是汉人建立的政权，却因为地盘较小，不得不接受＂国＂的称谓。
到了唐末五代，更是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后梁太祖朱温在建国诏书中自称＂大梁天子＂，却被其他割据势力称作＂梁王＂。而后唐庄宗李存勋则巧妙地在国号前加了个＂大＂字，自称＂大唐朝＂，以示与前朝的区别。
最令人玩味的是辽宋金三国并立时期的称谓之争。开封城里有个叫赵德芳的老秀才，曾经记录下这样一件事：政和二年，金国使者来污，递交国书时称宋朝为＂南朝＂，而自称＂大金朝＂。宋徽宗大怒，当场将国书撕毁。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后来的靖康之耻。
其实在这之前，宋朝与辽国之间就有过类似的争端。澶渊之盟后，两国约定互称＂兄弟之国＂，但在正式文书中，辽国仍然自称＂大辽朝＂，而把宋朝称作＂南国＂。宋真宗为了避免冲突，只得默认这种称谓。
有趣的是，同样的情况在西夏建国时也出现过。李元昊在建立西夏后，派使者到宋朝，国书中自称＂大夏朝＂。宋仁宗大怒，说：＂西边蛮夷，也敢称朝？＂于是降旨改称其为＂夏国＂。
这种称谓之争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当时的史官陆游曾记载：绍兴年间，金国使者来临安，递交国书时称＂大金天朝＂，而称南宋为＂江南国＂。高宗虽然心有不甘，但为了维持和平，只得接受这种屈辱性的称谓。
到了元朝统一天下后，这种称谓之争才暂时消停。元世祖忽必烈规定：凡是国书往来，一律称＂大元朝＂，其他藩属国只能称＂国＂。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后才又有所改变。
不过，即便在蒙元统治时期，汉地文人在私下往往仍称宋朝为＂赵宋朝＂，而不愿用＂南宋国＂的称呼。这种称谓上的坚持，体现了文人对正统的执着追求。
五、称谓背后的文化密码
世人皆知东亚文明圈中，许多国家都曾以＂朝＂为号。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朝鲜使臣来华进贡时，自称＂朝鲜国＂而不敢称＂朝＂。当时有大臣问其缘由，使臣答道：＂吾国虽名有朝字，然不敢僭越称朝，以示对天朝之敬。＂
这个故事道出了＂朝＂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特殊地位。在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中，每次提到明朝时都要称＂大明天朝＂，而称自己为＂琉球国＂。就连素有＂日出之国＂之称的日本，在遣唐使时期的国书中也只敢自称＂日本国＂。
但在与藩属国的往来中，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成祖时期，云南景罗铜鼓寨的土司进京朝贡，自称＂景罗朝＂。明成祖见状大笑，说：＂尔等小邦，也敢称朝？＂随即降旨改其称号为＂景罗寨＂。
清朝时期也有类似的规矩。乾隆皇帝在接见廓尔喀使者时，就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天朝统御万邦，尔等藩属，皆可称国，但不得称朝。＂这句话生动地道出了＂朝＂与＂国＂在称谓等级上的区别。
有趣的是，这种称谓规则甚至影响到了民间的商业往来。康熙年间，广州十三行的潘氏商行在与外国商人交易时，在契约上总是称自己的商号为＂天朝潘记＂，而称外国商号为＂某国某记＂。这种称谓上的讲究，反映了当时中国商人的文化自觉。
到了道光年间，这种称谓观念开始发生变化。1840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曾在檄文中称英国为＂英吉利朝＂。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大臣认为这是对天朝的不敬。但林则徐解释说：＂今之交往，当以平等视之。＂
这种称谓变革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咸丰年间，英国公使向清廷递交国书时，第一次在正式外交场合使用了＂大英帝国＂的称谓。这打破了传统的＂朝＂与＂国＂的称谓格局。
同治年间，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开始在奏折中使用＂某某国＂来称呼外国，不再坚持传统的称谓等级。曾国藩就曾说过：＂今之天下，已非古之天下，称谓之别，不可再守旧制。＂
光绪年间，清廷在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已经完全采用了＂中国＂＂某某国＂这样的对等称谓。这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朝＂与＂国＂的称谓体系，终于在近代以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