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真相，是人类的本能，因为真相关系着特定群体或者个人的生存环境，关系着正义，关系着人的权利、价值、能动性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真相很重要，所谓“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社会，就会发现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即许多时候，人们畏惧和逃避真相竟然是一个常见现象。
首先我们看看人们在那些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掩盖真相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二战前英法张伯伦、达拉第的“绥靖政策”，以牺牲小国利益对恶纵容而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加速了战争的爆发，当时英美法的绥靖政策推行是有其深厚的民意基础，几乎是民心所向。
由于英法德达成了共识，慕尼黑会议进行得极为顺利，很快张伯伦首相就带着一纸协议回到了英国，他兴奋着地挥舞着这份协议高喊“我为英国人民带来了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和平！”人们夹道相拥，欢呼雀跃，事后张伯伦甚至还因此受到了英国皇室的召见。
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深受一战荼毒的人民，极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当时的英法人民就这样沉浸在这种短见的和平与欢乐之中。然而他们不知道正是他们对侵略者的纵容绥靖激励了德国的侵略。
再看看“卡廷事件”，就知道战后的各主要大国如何在这个重大事件上掩盖真相。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大举入侵波兰，拉开了二战的序幕。半个月后，苏联也大举从东方侵入波兰。在两面夹击之下，德、苏迅速瓜分波兰。苏军俘虏了数十万波兰军民。
无论是出于历史宿怨，还是削弱未来威胁的算计，1940年4月到5月期间，总计21857名波兰战俘遭到集体处决，地点就在卡廷森林。
为了嫁祸于人，1943年9月22日，一个由苏联内务部和地方警察部门组成的小组悄悄潜入卡廷，在其秘密的状态下为“证明”德国队枪杀波兰军官准备材料和相关证据。
1944年1月，苏联调查法西斯罪行委员会通过决议，组成一个专门“调查德军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军官的委员会”，并发布公告，宣称这些波兰俘虏是被德军杀害的，为了提供事件的真实性，他们邀请各国记者到达卡廷现场观看，
“这些人穿着军装，双手被反绑，所有人的脑后脖子后面都有枪口，尸体共叠放了12层……”苏联人还说，经检查，屠杀使用的是德国的子弹和德式的“瓦尔德”式手枪。
这种枪杀俘虏惨绝人寰的场景激起了人们极大地愤慨。在纽伦堡审判时，苏联代表提议把关于德法西斯在卡廷枪杀波兰军官列入审判议程。苏联不但死死咬住说这是法西斯德国人的罪行，而且表演得煞有其事。
可是波兰人根据卡廷家属提供的种种信息，认定苏联人才是真正的凶手。因为从1940年这些军官被俘以后，他们就多次向苏联当局询问波兰军官的下落，但苏方从未给与过令人信服的答复。
所以波方一直认为，卡廷枪杀俘虏是苏联人干的，它应该为屠杀负责。
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要求国际红十字插手调查此事，因为苏联不是日内瓦公约签订国，他们所做的调查缺乏说服力。
其实英美也心知肚明，知道卡廷事件是苏联人犯下的罪行。1943年5月24日，英国驻波兰大使欧文·奥马利向英国外交部提供了一份完整详细的卡廷事件分析报告，判断屠杀是苏联所为。
当时的美英政府为了继续保持同苏联的同盟关系，不顾波兰人民的感受，不惜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配合苏联掩盖真相。
1943年4月24日，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在英国约见英国外相艾登。艾登对西科尔斯基结论进行了一番盘问，“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苏联杀俘）这个结论”。
但是他说，战争关键时刻，如果我的“两个盟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公开争吵，这场争吵将会削弱我们共同的利益，分裂联盟”。他要求西科尔斯基撤回邀请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的决定，并公开发表“声明，称‘卡廷事件’是德国人宣传造势的产物。”
西科尔斯基同意暂停调查，但反对公开声明，他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如果英美向苏施加压力，呼吁他们释放更多在苏集中营中的波兰人，这样他可以压制海外波兰媒体对卡廷的报道。
英美两国对卡廷事件的回应，只考虑自己的立场，从战争需要和实用主义出发。在苏波问题上管孰是孰非，而是看支持哪一方对打赢战争有利。英美明确表示，“没有波兰，盟军也能赢得战争，但没有苏联却不行。”
丘吉尔为此事安抚斯大林说，他反对由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卡廷事件，并保证波兰不会纠缠于此事。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作了进一步说明：“在我看来，西科尔斯基没有与希特勒相勾结，但他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把国际红十字会牵扯进来”，在最后发电报中删去了“愚蠢”一词。
为了不影响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丘吉尔、罗斯福决定隐瞒真相，支持苏联的说法。丘吉尔向斯大林承诺，将全力压制波兰媒体。与之相反的是，苏联媒体却一直进行反波的宣传。
1943年7月3日，西科尔斯基乘机从开罗飞抵直布罗陀，7月5日晚一行人等从直布罗陀起飞后飞机失事坠入海中。波兰方面一直怀疑，这次又是苏联人干的，“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1993年西科尔斯基遗骸迁回波兰，安葬在克拉科夫瓦维尔城堡的皇家墓室里。
如果说战争期间西方盟国这样迁就苏联，是为了顾全与苏结盟打败轴心国的大局，那么更可悲的是到了战后很长时间，不仅已成为苏联卫星国的波兰当局帮助掩盖真相，与苏联已经成为冷战对手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缓和”也依然不愿面对真实的历史。
1949年4月，伦敦波流亡政府要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这件世界上最令人发指的罪行进行公开调查”，遭到拒绝。直到朝鲜战争中发生美国战俘被人从头颅背后枪击杀害的事情披露后，美国人才感觉到有必要对枪杀俘虏事件，有一个国际规则约法。
1951年9月18日当麦登提议成立一个由众议院组成的7人委员会对卡廷进行调查时，该项提案全票通过。可见人们只有在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方能够反省，想起“被抛弃的正义”。
当苦难是别人的苦难的时候，不会有人主动想到，未来会有同样的事情降临在自己身上。
1972年1月卡廷基金会在伦敦成立，165名英国国会议员对此表示支持。1974年9月18日，在英国伦敦郊外古纳斯伯利公园的肯辛顿教堂公墓里建造了一个21英尺高、刻有1940字样的方尖碑——卡廷事件纪念碑。
波兰人说，我们可以理解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的苦衷，但是冷战期间甚至冷战过后，他们还隐瞒真相，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实在是无法理解的。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团结工会的崛起，波兰人开始公开质疑官方对卡廷事件的解释。1981年有超过2千人来到华沙的皮翁斯基公墓参加非官方的悼念仪式。他们要求苏联官方公开道歉，审讯那些执行屠杀的凶手并给与受害者家属赔偿。
然而苏联的态度十分恶劣，咬死了是波兰嫁祸于人，《真理报》表示强烈抗议。后来卡廷事件一直成为苏波关系发展的障碍。
1980年代末，苏联官方对事件的解释有变化，最初是不那么起劲地责骂波方了，后来对此事表示沉默，进一步强调屠杀是贝利亚下令内务部执行的，苏联最高层并不知晓。
直到苏东剧变后，民选波兰总统瓦文萨在就职典礼上接过伦敦流亡政府末任总统移交的绶带，表示继承这个政府的法统，而把战后至剧变前的波兰称为“苏联占领时期”。该政府、海外波侨和国内的许多波兰人一直持续要求为卡廷的冤魂恢复正义。
1990年4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官方仪式上向雅鲁泽尔斯基递交了2份厚重的文件，一份是贝利亚1940年3月5日下达的枪决命令以及受害者名单。另一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在上面签字，并且有清晰的斯大林签名。
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的特使、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皮霍瓦到达华沙，向瓦文萨移交了有关“卡廷惨案”的两包绝密档案复印件，总共20个文件。瓦文萨说，“我捧着档案的手在颤抖，心在滴血”。1995年，波兰举行了盛大悲壮的迎遗骨国葬仪式，55年后，那些波兰军官才踏上了回家之路，他们的遗骸被安葬在24小时有仪仗队守护、长明灯燃烧的无名烈士墓里。
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真相，竟然可以掩盖半个多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在里加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中，对雅尔塔协定对波兰人民造成的伤害正式道歉，承认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错误。
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可以为了利益而姑息恶行，采取绥靖政策。卡廷惨案那一片片树叶掩盖的现场会不会再度轮回，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重现？
我们再看前苏联掩盖核泄露事件真相的经过。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前苏联当局害怕人民的恐慌而隐瞒真相。把恐怖的核泄漏说成是谣言。为阻止谣言传播，附近居民并未在第一时间得到警告。这起事故就这样相互隐瞒，层层瞒报，报告呈现在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面前时，只说了火灾，只字未提爆炸。
但有一位叫列加索夫的核专家，他发现报告中提到消防员接触了爆炸残骸后身体溃烂，立马察觉到了异常，认为黑色物质是石墨，从而推断出这起事故不是普通的火灾，而是爆炸导致的核泄漏，并强调了核泄漏的严重后果，致使政府重视起来并开启了整个事件的调查。
最后对事故追责，核电站的负责人及两位当地的官员，成了被告。在法庭上，列加索夫揭露了真相：为了省钱，政府建造的核电站有设计缺陷，而且此缺陷在十多年前就被专家指出过，但苏联当局对外隐瞒了此事。因为在法庭上揭露真相，核专家列加索夫此后被苏联当局单独隔离，两年后，上吊自杀。
尼采说“一切善恶都值得获得公正的评判与奖惩”。人类探寻真相是本能，追求正义也是本能，而正义只有在真相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揭示了真相，也不一定能有正义，但是如果连真相都没有，正义更不可能实现。
人们为什么常常选择畏惧和回避真相，以沉默是金来安慰和麻痹自己？有时候这是弱者在强者面前无奈的选择，有时候戳穿真相会使强者处境尴尬，颜面尽失，而弱者可能会因此遭到惩罚，于是双方达成默契或者共识，都假装不知道真相，弱者得到暂时的苟且偷安，强者获得颜面和安宁。有一种“聪明”，叫假装不知道真相，有一种选择叫沉默是金。
面对真相，意味着自己要做出选择，要承担责任。我们看看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故事，武大郎知道潘金莲被西门庆占了，但是，武大郎更知道，他只有沉默，才有可能活命。所以，当有人告诉他事件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不相信，因为只有不相信，才有保持沉默的理由，或者机会。
武大郎心里非常明白，对他来说，沉默才是真正的金，唯有知足常乐，才有可能岁月静好。假如，事情摆明在台面上，让武大郎怎么办？对西门庆下战书吗？所以，真相大白之时，就是武大郎丧命之日。
对残酷的真相，人们害怕自己无法承受，于是选择逃避。他们害怕看到伤害，害怕面对死亡，害怕承担责任。这种恐惧心理，使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退缩。
有时候人们畏惧真相，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辛普森杀妻案震惊了世界。当DNA证据、证人证词都指向这位橄榄球巨星时，法庭上的辩诉交易、种族偏见和对名人效应的盲目崇拜，却让真相蒙上了阴影。最终，辛普森被判无罪释放。
这个案例中，人们畏惧的不仅是真相本身，更是真相背后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和种族冲突。社会对于名人的盲目崇拜和对种族问题的敏感，使得真相被扭曲。人们害怕真相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因此选择视而不见。逃避真相，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有时候人们畏惧真相，是因为它触及到相关群体的利益，而这正是于此相关的人们不愿意面对的……人类要走向文明，决不能畏惧和逃避真相，特别是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必须还原真相，勇敢面对，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维护人类的正义。
正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真相会让我们自由，但首先它会让我们不舒服。”我们需要勇气去面对那些不舒服的真相，因为那是人类进步和成长的必经之路。
作者：王效琦（天水民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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