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上将是人民军队中著名的政工干部，曾经担任过志愿军政治委员、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
但是，在大运动来临后他的经历很不顺利，过了5年“看管”生涯，直到1972年末才被“解放”出来。即便恢复了自由，他仍迟迟没被安排工作，哪怕亲自去北京求助，也无济于事。
已经复出的邓公见此心中不满，曾对总政主任李德生说过一句：要求工作不犯法。那么，李德生是跟王平有旧怨吗？为何没有伸出援手？
说起来王平上将的际遇也有些无奈，1967年突然被小将冲击，说他是搞“复辟”，导致他被隔离审查，居住在南京军区的一间小院里。
那个地方非常偏僻，周边全是空旷地，围墙高出寻常院落许多，院内就只有基本的水电设施，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连一台收音机都不配备，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在这段日子里，王平每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小院内，有专人看管，即便家人都无法来探视。如此生活，王平感觉非常痛苦，直到1971年10月的一件小事，让他看到了希望。
那天看管的工作人员突然进来，将他的《红旗》杂志收走，等过几天送回时，里面毛、林两位领导人的合影照片已经撕去。在那个年代，工作人员敢这样做，就代表着林已经出事了。
过了两个月，他的家人终于获准探视，趁着看管人员松懈之时，儿子偷偷告知坠机一事，王平恍然大悟。
又过几个月，军区保卫部派人来通知王平，说周总理有指示，让回家等通知，这令王平非常高兴，总算获得自由。
但是，回家后他才发现，这种自由也是有限的，他仅能在南京城内活动，要出去必须报备批准，一切活动也被禁止参加，许多老战友见到这种情况都怕惹火上身，不敢交往。
如此境遇，无非是换了个大一号的“牢房”，王平心中苦闷，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写信申诉，终在73年获准去北京。
待他抵达，叶帅指示总政主任李德生尽快为王平恢复名誉、安排工作，但正值“十大”前夕，李德生根本抽不出时间。直到大会结束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后，才跟王平见了一面。
李德生对王平说：“你没有什么大问题，先恢复你的党组织生活。”但什么时候为王平安排工作、享有什么样的待遇，李德生也没有说。
之后王平就在北京等消息，可一连等了好几个月，事情都没有进展，反倒首都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王平只好先返回南京。
在临行前，王平去看望了邓公，询问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邓公跟王平说：要求工作不犯法，我会帮你说话的。
没多久，邓公的确跟李德生说了“要求工作不犯法”这句同样的话，但事情还是没有推动下去。
这种局面对王平来说更加尴尬，毕竟去找了中央都没用，那说明“问题”不是一般的大，所以他回到南京后，许多老战友见面连招呼都不敢打了。
现实就是如此，那个环境下，谁都担心被贴上“立场不稳”的标签，干脆就避着点。被人说几句，好过自己陷下去。
直到1973年末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抗美援朝时的老部下丁盛调到南京军区，王平才得到稍微好点的待遇。
虽然丁盛后来做的一些事情有争议，但他对王平绝对够意思。刚调到南京没一个月就带着警卫员登门拜访，让军区所有人都看到司令员的态度。
后来逢年过节丁盛也安排人去送礼、专门为王平在军区食堂申请就餐证、逐渐开始参加一些非涉密会议、出席茶话会和交流会等等。在丁盛的帮助下，王平总算有了正常的生活。
至于工作，王平是1975年才得到新的安排，从72年解除监护算起，足足过了三年。为何叶帅支持、邓公发话，李德生迟迟未动？是他跟王平有什么矛盾吗？答案是否定的。
建国初期，王平和李德生都在南京军区下属单位工作，两人经常会见面，感情还可以。事实上，并非李德生不想帮，而是他也无能为力。
在十大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非常高，但相应地也特别忙、进入了漩涡中心。
对于工作他始终坚持组织原则，没有完全倒向哪一方，因此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还被点名批评。
前面说过的八大军区对调，本是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被调到沈阳，一个中央干部，工作地点却不在中央，背后就代表着他已经不属于权力核心。
在出发去沈阳前，毛主席与李德生有过一次谈话，告诉他除了军区职务变动外，别的都还是继续兼着，李德生表示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但是，有人在毛主席看不到的地方搞小动作，李德生到沈阳不久便遭到冲击，整整半年没有党内职务。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帮得了王平？
后来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多次过问下，李德生才开始担任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同样有名无实，军区内大小事务他都做不了主。
1974年底，上级派人找李德生谈话，要他辞去副主席职务一事。李德生知道事情严峻，他改变不了这个结果，遂主动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
李德生自己都是在1980年才得以恢复名誉，先前挂着空职务，哪有权力帮助王平呢？所以他也是无奈啊。
所幸王平、李德生两人后来过得都不错，王平复出后担任过解放军炮兵政委、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离开一线岗位后还担任过中顾委常委，有一个很好的晚年生活。
李德生则担任过国防大学政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军衔方面也追上了王平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