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谢富治因病去世，公安部部长职位出现了空缺。
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多年，他的突然去世让政府面临严峻的领导空缺问题。公安部作为掌管国家安全的关键部门，其部长人选格外引人关注。
此时，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紧急商讨。
周总理提出先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震代理部长职务，过一段时间再决定最终人选。这一提议看似合情合理，但毛主席却淡淡地问道：“曾山怎么样？”
曾山，曾任上海副市长，似乎与公安部的事务并无太大联系，但毛主席的提问却让周总理意识到，毛主席可能早已在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29年，毛泽东与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与曾山、李文林所领导的江西红军在吉安东固会师。
此后，曾山与毛主席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特别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双方的交往和合作更加频繁。
曾山作为江西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对曾山的评价也非常高，曾多次表示：“在中央苏区，我很多工作得到了曾山的支持。”
曾山在红军与地方革命力量结合的过程中，为毛主席的领导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一切并非顺利。当时，江西省委的李文林和江汉波对于中央分田政策持不同意见，他们担心大规模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可能会加强农民的私有财产观念，从而影响革命的方向。
尤其是李文林和江汉波的保守观点，使得原本的土地政策变得难以落实，甚至逐渐偏离了毛主席的初衷。
曾山意识到局势可能会发生不利变化。他看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案存在很大的问题，农民的意见也越来越大，土地分配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曾山决定亲自前往各地调查，实地了解农民的需求和分田实施中的种种问题。他在了解到农民的不满后，深感事态的严重性。
为了及时解决这个问题，曾山立即决定将调查结果汇报给毛主席，告知他当前政策实施中的困境，以及农民的反响。
曾山的果断为毛主席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毛主席听后，调整了中央的分田政策，确保革命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推进。
1930年2月7日，吉安县举行了一次重要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赣西南苏区的革命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会议被后人称为“二七”会议。
当时，赣西南的革命局势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在党内的某些领导人中，出现了一些与毛主席政策方向不一致的观点。李文林和江汉波是江西省委内的两个重要领导人，他们对土地政策和农民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
毛主席对这些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这种思想过于狭隘，无法适应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在“二七”会议上，毛主席对李文林、江汉波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的保守做法可能会误导革命方向，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毛主席撤销了江汉波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其党籍，文林在会议上也受到了严厉批评。
通过这次会议，毛主席成功地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并为革命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赣西南的革命局势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开始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曾经积压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经过这次会议的处理，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1949年，上海解放后，曾山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上海作为新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建设任务。
曾山担任副市长期间，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与物资，所处理的金额从几万元到几亿元不等。
当时，上海的经济环境相当复杂，曾山作为副市长，不仅要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还需要协调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复杂经济状况。
在新政府接管之前，上海一度被国民党控制，并且以“染缸”著称。国民党曾宣称：“上海是大染缸，看看共产党能不能红着进来，黑着出去。”
但是，曾山并没有被环境影响到自己的原则。即使他身居高位，拥有了相对较大的经济决策权，他依然保持着廉洁自律的作风，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不谋取个人私利。
1949年冬天，上海实施了供给制，生活用品相对紧张。
尽管曾山在职务上拥有很高的权力，他却依旧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这件棉袄已经有些破旧了，身边的人看见他时，都劝他换一件新的。
曾山始终没有打算借职务之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获取更好的物品。许多人无法相信，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曾山，居然穿着那件已经破旧的棉袄。
1959年，谢富治被调任公安部，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的任期一直持续到1972年3月，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担任公安部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公安系统经历了重要的改革和发展。
谢富治的病逝，公安部长一职的继任是领导层的高度关注的问题。
周总理首先想到的是，现有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震。周总理提议让李震先行担任代理部长，过一段时间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终的决定。
周总理的提议合情合理，毛主席并没有否定这个建议，而是顺势问道：“曾山怎么样？”周总理的心里迅速回忆起曾山的过去，他没有料到毛主席会把曾山列为继任公安部长的候选人。
在1972年的时候，曾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正常工作，但他的境遇比许多人要好一些。
为了让曾山做好准备，周总理安排他开始参与一些国务院的会议，并在报纸上露个面。
曾山对于即将恢复工作的消息感到十分高兴。他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这一消息无疑让他重新看到了自己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价值和作用。
陈正人去世后的局势，恰好给了周总理一个契机。公安部长一职必须尽快安排好，而曾山恰巧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曾山和陈正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关系，革命战争时期，曾山曾担任西南苏维埃主席，而陈正人则是赣南特委的组织部长，两人彼此熟悉，合作过许多次。
更为关键的是，陈正人与毛主席和贺子珍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敏结婚后搬出中南海，曾住在陈正人的家中，照顾新生的孩子。
正因如此，陈正人的去世，为周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借此安排曾山接替这一职务。
周总理指定曾山为陈正人致悼词。
这个决定蕴含了周总理的三重考量。首先，周总理通过让曾山为陈正人致悼词，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曾山即将恢复工作。这是对曾山个人的肯定，也向外界表明他已经准备好重返工作岗位。
其次，周总理这一决定也暗示了曾山将会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
曾山此前虽然有过一些重要的行政经历，但这一任命标志着他将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更具挑战性的角色。这也为曾山的任命铺平了道路，为接下来的公安部长的继任做了充分的铺垫。
第三，周总理的安排也是在向毛主席表态，积极支持曾山出任公安部长。周总理清楚毛主席对公安部长继任问题的高度关注，决定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他对曾山的支持。
陈正人的追悼会结束后，周总理再次找到了曾山，提醒他要注意身体，随时做好准备重新投入工作。
周总理的关切显得十分细致，他特地叮嘱曾山，毕竟曾山此前因为健康问题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曾山一再向周总理保证，自己身体健康，没有问题，随时可以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曾山向周总理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表示：“我的身体没问题，请总理放心。”
令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曾山在说完这番话后的第二天，就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曾山的突然去世，令所有人都感到痛惜。
参考资料：
[1]李玖蔚,戴春芳.曾山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贡献[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6(4):64-67
[2].耗尽心血为他人 光明日报1998-0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