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当业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的“质”即是“以物换钱”的初步形式。比如，汉代文人司马相如曾典当一件狐裘换取酒钱，显示出早期典当行为的基本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南北朝，典当行业逐渐成熟，并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流之一。寺庙开始提供借贷服务，称为“寺库”，具备了早期典当行的雏形。

唐代的经济繁荣和工商业发展进一步催生了典当行业的兴盛。寺庙、官府逐渐加入其中，唐政府也使用典当行的方式进行“质贷”，利用资金周转以满足官府财政的需求。

随着佛教地位的变化，寺庙对典当行的掌控逐渐减弱，民间典当行开始崛起。在宋代，纸币的推广使得金融活动更为灵活，典当行也蓬勃发展。

南宋政府甚至赋予典当行从业者免税特权，将其视为推动经济的重要行业。

在古代社会，当铺不仅是富裕人家用以临时周转的地方，更是底层百姓赖以应急的最后选择之一。

特别是在清朝时期，典当行的客户大多为贫困家庭，典当破旧的棉袄、旧皮袍便成为了许多人无奈之下的选择。破旧衣物的当值虽低，但在当时确实能为贫困者解决燃眉之急。

典当破旧衣物的现象在清代非常普遍，因为那时的贫困人群数量庞大，对当铺的依赖极大。而当铺愿意接收这些物品，也是因为典当行在当时承担着某种“救急金融”的职能。

在日常生活中，一旦贫困家庭的开销遇到波折，比如遇上疾病、年节开销、灾年歉收等难题，他们便会选择典当家中的可用之物。

这些物品往往并不值钱，甚至只能勉强维持基本需求，但在贫穷家庭中也算是最有价值的资产了。很多人用衣物典当所得，买些米面粮油，或支付一些欠下的债务。

在清朝后期的某些典当行中，旧衣物和破旧棉袄是典当最频繁的物品，因为这些穷苦百姓家中没有珠宝玉器，更不可能有值钱的金银制品。

典当棉袄、皮袍的现象成为了贫民生计的一部分，而当铺则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场所。

典当旧衣物对当铺来说并不亏本。虽然这些旧衣物往往质地粗糙、成色老旧，甚至破损，但当铺接收之后通常不会直接转卖，而是通过缝补、修理等方式提高物品的“再销售”价值。

在当时的一些边远地区，冬季寒冷而物资匮乏，破旧棉袄等物品能在市场上找到一定的需求，尤其是在一些交通不便、商品流通缓慢的地区。

贫困者典当的破衣服，对于资本雄厚的当铺来说并不是主要的利润来源，却可以帮助维持小当铺的日常运营，并以此赚取一定的利息收入。

具体而言，典当旧衣物有两种类型：一是“活当”，即带着衣物前来换取银钱，待经济情况好转后，再赎回衣物；二是“死当”，即典当物品后再无赎回意图，这种情况下物品直接归当铺所有。

穷人通常选择活当，因为衣物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御寒之物，更是财富的象征。即便是破旧的衣物，一旦失去，也意味着失去了一个未来可能的救急方式。

对于这些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来说，当铺的活当规矩带来了一个缓冲的时间，为他们提供了在经济恢复后重新赎回物品的机会。

在当时的寒冷冬季，贫苦家庭的棉袄和皮袍往往是全家人御寒的必需品，哪怕一件破棉袄也关乎生存，因此活当和死当的选择，成为他们在当铺前的艰难抉择。

当铺不仅接收衣物，还会根据每件物品的材质、成色以及季节进行价值评估。冬季到来时，棉袄和皮袍的典当需求激增，因此在冬季，当铺通常会将这些衣物的当值上调，以满足需求。

到了春季，这些御寒衣物的价值则会下调，冬天典当的物品可能会因迟迟无人赎回而变成死当。

当铺掌柜对此心知肚明，冬季当值高、赎回利息较低的优惠策略，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贫困者前来。对当铺而言，这不仅是商业手段，更是争取长期客户的方式之一。

典当行通过为贫苦人家提供赎回期较长的活当服务，一方面减轻了底层百姓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典当行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特别是在农耕为主的时代，农民在灾年、歉收的季节往往无所依赖，当铺接收破旧衣物的行为为他们提供了喘息的机会。

旧棉袄和皮袍虽然价值不高，但当铺出于信誉和服务范围的考虑，始终为贫困者提供最低限度的帮助。这种商业模式看似微利，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其实符合当铺“救急为主”的经营理念。

以清代为例，许多典当行为了鼓励贫苦人家前来典当，甚至开设了专门的“寒衣典当”业务。

每逢冬至或新年，典当行还会在穷苦家庭中分发一些低价的御寒衣物，或者将死当的衣物廉价出售给有需要的百姓。

在一些城市中的大当铺中，掌柜们也会定期审查“死当”物品，将无赎回价值的物品低价处理给穷人，或者捐赠给需要的家庭。

而且当铺所收取的利润也很高，虽然清政府规定每月不可超过三分，实际上许多当铺的押金，会在典当物品的五成上下。

而且利息还按照月计算。如果要是典当成现银，一般只按照九四成、九五成来折算。

因此当铺赚的钱可一点也不少，这样来看，当铺会给那些用旧衣服来典当的人银两，也不会亏钱的，反而就当自己日行一善了。

随着时间推移，当铺的数量和影响力在清代不断上升，发展到几乎“家家有当铺”的地步。在这种环境下，清代当铺形成了自己的经营规则和习惯。

典当行的盈利方式灵活多样：不仅限于收取利息，还会通过收购典当物后转售获利。这一行业不仅帮助了大量贫困家庭渡过难关，还逐渐发展成一种商业模式，支撑了地方经济。

清朝晚期，曾国藩在家道中落之时也不得不典当衣物以解燃眉之急。尽管他最终功成名就，但在那个典当业兴盛的时代，他也曾亲身经历过典当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通过将自己的衣物典当出去，曾国藩筹集了购买书籍的费用，最终为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基础。

此外，影视作品中也屡次展示典当行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雍正王朝》中便有李卫典当朝珠的情节，朝珠是官员身份的象征，但当铺见利忘义，直接收下了贵重物品，不问其出处，突显了当铺在面对典当业务时的大胆。

可以说，当铺在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问题，比如接受非法来源物品或抬高利息盘剥百姓。

典当行业在明清的繁荣不仅是因商人的精明运作，更是由于百姓对其强烈的需求。

通过对当铺的发展史和其社会职能的深入了解，不难看出，典当行在古代社会不仅起到了资金融通的作用，还是当时贫民的“金融救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