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划分曾多次改变，江南省就是其中之一。明清时期，江南省包括如今的江苏、安徽、上海，以及部分浙江、江西和湖北地区。

然而，江南省最终在康熙年间一分为二，形成现在的两个省份。这一拆分改变两地的经济命运，从此走上不同的发展之路，一个繁荣崛起，一个则艰难追赶，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故事。

江南省拆分后，变成现在的安徽与江苏，两者因为种种原因发展不同。

长江是我国的黄金水道，不仅提供丰富的水运资源，也联通内陆与沿海，为江苏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沿江的南京、扬州、镇江是长江航运的重要节点，逐渐发展成为商贸集散中心。

手工业、盐业和丝绸产业以苏州、无锡为中心，对外出口贸易发达，通过长江和沿海的港口物资得以远销海内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逐步建立起以南京、苏州、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网络，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苏州自古便是丝绸之都，清朝时期盛产苏绣、缂丝，南京以云锦闻名，是宫廷服饰的重要来源，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江苏盐业资源丰富，成为全国食盐供给的重要基地，扬州盐商在清代富甲一方，商业影响力甚至远达全国。

洋务运动的兴起后，江苏成为我国最早接触西方工业化的地区之一，清末民初经济实力已然位居全国前列，工业化进程大大领先于内陆省份。

总的来说，江南省的拆分为江苏省提供独立发展的机会，凭借地理优势和历史积淀迅速在清代中后期发展并走向复苏。相较于江苏的迅速崛起，安徽在江南省拆分后显得步履艰难。

安徽的地理条件复杂，山地丘陵占据较大比例，与江苏平坦的长江平原相比，安徽的农业生产受到更多地理因素的制约。

安徽盛产茶叶，比如徽州的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可茶叶的市场主要依赖沿江和沿海的港口，安徽并没有这样的交通枢纽，难以充分实现茶叶的价值。

工业发展方面安徽也未能抓住洋务运动的机遇，江苏有上海这个天然的港口城市，吸引大量的西方资本和技术，安徽则缺乏这样的对外交流渠道。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优先支持沿海地区发展现代工业，江苏因其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在近代工业化中占据有利位置，安徽却被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行政资源和教育资源分配也影响安徽的发展，清代的高等学府多集中于南京、苏州等地，安徽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大量人才流向江苏，使得安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知识分子与商人频频迁徙至江苏和上海，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安徽，社会获利被进一步削弱。

那么，清朝为何要拆分江南省呢？主要是担忧它的富裕与强大会威胁中央集权。

明朝时期，江南地区被称为南直隶，包括如今的江苏、安徽、上海，以及部分的浙江、江西和湖北，直接由中央政府管理。

南直隶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长江中下游，河流纵横交错、土地肥沃，是典型的“鱼米之乡”。稻米产量居全国前列，还盛产棉花、丝绸等经济作物，是全国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之一。

江南的丝绸织造业、陶瓷制造业，在全国范围内也占据重要地位，苏州和扬州这些城市更是如此。

明代江南商人大多经营盐业、丝绸和茶叶，商业网络遍及全国甚至远达东南亚，奈何随着明朝的覆灭南直隶的辉煌逐渐被历史尘封。

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大清朝，南直隶迎来它的历史转折，顺治皇帝继承明朝的行政区划框架，在南直隶的基础上设立“江南省”。

江南省几乎囊括明朝南直隶的所有核心区域，成为清朝最富庶、最重要的省份之一，为清廷提供大量的赋税和物资支持，所以如何确保江南的稳定与繁荣，成为清政府统治初期的首要任务之一。

设立江南省后，清政府在南京设立江南巡抚，负责全省的行政、经济和军事事务，江南巡抚作为中央派驻的高级官员，掌控着江南的税收、治安和民政事务。

尽管如此，江南地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富庶的经济状况，依然让清朝统治者感到不安。特别是在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江南巡抚的权力和影响力，引发清廷对地方势力的警觉。

清政府对江南的防范除在军事上的布防，还通过政治手段进行平衡，调任江南巡抚和江苏、安徽两地的地方官员频繁，以防止地方官员与江南地方势力过于紧密。

江南省的树大招风表现在全国的影响力，清朝初期江南地方士绅的社会影响力远超其他省份，不仅掌握着地方经济资源，还通过科举和学术网络，形成江南士人的文化圈。

这些士人中不乏对清朝心怀不满的明朝遗民，在清初的反清运动中多次组织反抗活动，试图恢复明朝的统治。这些行动虽然被镇压，但江南地区的潜在威胁，让清朝统治者无法掉以轻心。

在此背景之下，清朝政府早在顺治年间就有意削弱江南省的影响力，正式的拆分方案在康熙年间逐步实施。

康熙帝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分为“江南左”和“江南右”，随后改称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划分方案不仅有利于地方治理，也有助于削弱江南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拆分后南京继续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安徽则经历多次省会的变更，直到后来才确定合肥为省会。

自此止呕，江南省这一富庶之地的影响力被拆解，清政府成功地降低它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与此同时，江南省的拆分也意味着江苏和安徽的新命运，开始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

书接上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江苏依旧凭借丰富的资源和沿海地理优势，成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点发展区域之一。

20世纪50年代，江苏在国家的统筹规划下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地方经济注入活力，实现农业和轻工业的快速转型。

改革开放之后，江苏进入全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80年代苏州、无锡等地依托长三角的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吸引大量外资建立工业园区，形成出口加工型经济。

无锡的电子工业、常州的机械制造、苏州的外资企业等，标志着江苏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突破，成为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安徽的现代化起步较晚，民国时期因地理位置得以避开部分战火，却也因此失去一些特殊政策扶持，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经济规划中的优先级也低于东部沿海省份。

长期以来安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制约省内经济的全面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安徽的农业产出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

改革开放时期，小岗村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此后安徽逐渐推广这一模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直到这个时候，安徽才算是在工业化道路上发力，合肥、芜湖等地积极发展机械制造、家电制造等轻工业，推动工业化进程。

21世纪以来，安徽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合肥作为省会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科研机构，在量子通信、新能源、集成电路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逐渐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城市，转型为中国中部科技创新的高地，被称为“东方硅谷”，同时也带动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只不过相比于江苏的成就差得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