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于19世纪末期诞生并开始在西方广为流传。
自晚清年间上海开埠起,这座原本籍籍无名的城市便一跃成为了中外贸易交流的中心。
经济贸易的繁荣发展不断提高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带来了更加繁复多样的娱乐消费活动,电影这一“舶来品”的传入也使得市民的生活日益现代化。
经济与文化的高速发展,使得上海这座城市也被视作时尚的代名词,成为了当时中国繁华之至的一座现代化都市。
清朝末期,各色茶楼、戏园等娱乐场所密布于此,繁盛之姿,无可比拟。
《论上海繁华》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载,“酒楼不下百区,烟馆几及千处,茶室则到处皆是,酒肆则何地能无,戏园、戏楼亦十余所。”
由此我们可以管窥上海的娱乐休闲场所的数量之多,且丰富多元的娱乐项目无形中浸润着上海市民日益现代化的娱乐心态,使得他们对新兴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期的电影就是孕育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中,并迅速传播发展开来的。
但早期的电影放映活动多选择在传统娱乐项目进行的场所,如茶园、戏楼、饭店等。
《申报》中刊载的有关徐园放映电影的广告中也曾多次提及西洋影戏的放映活动与文虎、候教、古玩、焰火、戏法等娱乐活动共同穿插放映。
通过最初电影的放映形式及放映场所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出,最早出现的观影活动常常是伴随着戏曲及其他杂耍节目并行。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通常被视作传统戏曲及其他杂耍节目的一种“热场”,而观影群体也多是戏曲与杂耍的节目观众,他们在观看戏曲的过程中,无意间开始接触和了解电影。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外商则多选择在茶楼、戏园等地来进行电影放映,他们试图通过观众猎奇的心理本能,充分发挥电影这一新兴事物的吸引力以期培养起他们的观影习惯并使其成为电影放映的固定群体。
久而久之,看电影也日益被视作时尚与摩登的象征,成为了一件令人身心愉悦的事情。
随着电影放映活动的日益盛行,人们对于电影的认识也得到了改观,不再轻易地将其视作是只用于消遣娱乐的杂耍。
而在对于电影的诸多认识之中,影戏观念可以说是最具传统特色的一种。
早期电影文章的论述中不乏对“影戏”这一概念做出解释的,传统“影戏观”始终将电影视作是戏剧的一种重要形式,不仅强调电影叙事手段的使用,而且注重艺术作品中具有的社会功能。
早期电影理论家侯曜曾提出:“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化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它不但具有表现、批评、调和、美化人生的四种功用,而且比其他各种戏剧之影响,更来的大。”
就当时的中国电影发展来看,传统默片的发展规律并未被彻底抛弃,尽管受到了同一时期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与冲击,但从最初的电影实践中得以延续下来的影戏传统仍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在传统影戏观的背景之下,蔡楚生在思想上同时也深受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所影响。
纵观中国电影发展史,从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一片开始,对于家庭关系刻画与描摹、贫富冲突的聚焦与剖析就成为了当时电影的重要素材。
随后的艺术作品,也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伦理传统的印记。
蔡楚生导演也深受这一传统影响,在接下来的电影中他也延续着这种伦理道德诉求,《都会的早晨》一片就是很好的证明。
进入三十年代这一阶段之后,以蔡楚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影人的,在电影文本与题材选择上就与第一代的电影前辈们有了明显区别。
他在中善于将电影与社会现实相勾连,而由他原创的电影剧本也通常能刻画出生动且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
蔡楚生的早期电影生涯初入影坛的蔡楚生经历并不似自己想象般顺利,甚至充满了曲折。
但对电影艺术有着强烈热爱与追求的他始终坚定着自己要走的路,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中锐意求索着。
少年时期的蔡楚生多次辗转于上海与广东两地,他性格倔强,又聪明好学。
六岁时初入上海私塾读书,成绩每每名列前茅。
之后随着家庭回到了广东潮阳故里,帮助家里耕田之余继续努力读书。
渐渐地,天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展开来,他开始对绘画产生了兴趣。
他热烈地观察、思虑与怀疑,颇具艺术家的思想风范。
也恰是在这好奇懵懂的十三岁,父亲将他送往城里的钱庄去做学徒。
而学徒生活并不能阻断他的好学之心,在夜深人静时分,他仍是翻着字典,学作文,极其用功。
十七岁时,他从汕头转到上海的商店。
彼时上海的繁华使得他大开眼界,幸而他遇到了同乡郑应时,也使得他更加接近了艺术,以调剂枯燥的学徒生活。
大概两年之后,蔡楚生又回到了家乡广东。
这时的他已经开始接触到了新文艺,也读了许多鸳鸯蝴蝶派小说,思想上的日渐成熟也促使他对于商店的学徒生活越发地不满了。
远离家乡只身奔赴上海电影界之前,蔡楚生早在广东潮阳的学徒时期就萌生了对艺术的强烈兴趣。
他爱好文学以及绘画,勤奋好学,热衷于参加艺术活动,并自信地涉足演剧艺术领域。
一九二六年,在革命大环境的影响之下,二十一岁的青年蔡楚生精神抖擞地加入了汕头进业职工会。
他怀着对话剧艺术的热爱,尽管艺术基础相对薄弱,他仍凭借着满腔的热情及出色的才能写出了革命军人题材的话剧剧目《月下》。
时下的评论足以看出蔡楚生对于艺术的倾心及其卓越的的艺术才能。
《月下》之后,他又自编自导了话剧《无母之儿》,获得成功的同时他也开始了新的思考与反省。
他深切意识到汕头实在太小,唯有到更大的城市才能让自己的艺术才能与影响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于是他毅然阔别了父母和家乡,只身一人前往上海,暗下决心不做出一番事业誓不返回家乡。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上海一行并不似他所期待的那般顺畅。
初到上海便经历了多时的流浪和四处的碰壁,借着一个朋友的竭力推荐与介绍,他才得以到一家影片公司工作,身兼宣传、字幕、演员、剧务、美术等多项任务。
即使情况这样地艰苦卓绝,蔡楚生却愈挫愈勇似的,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投身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为了写好电影字幕,甚至不惜牺牲睡眠时间去临摹,练习楷书。
一昧地努力工作并没有一步步地靠近心中理想,蔡楚生也最终因不满于影片公司老板的压迫愤而辞职。
初到电影公司的工作尽管辛苦,但也为蔡楚生后来的电影积累了不少有效经验。
辞职之后的蔡楚生十分地落魄,但一向意志坚定的他并未就此消沉,信念与勇气终于为他的人生带来了转机。
一九二九年,蔡楚生经由著名影界前辈郑正秋引荐,得以进入了明星影片公司并担任其副导演,协助其接连了多部影片,得到前辈的提携与帮助,前辈踏实严谨的态度也深深感染者他,蔡楚生感到受益良多。
在电影艺术上,郑正秋导演认为好的取材是:“只要是有益于人们身心的事实,无论是想出来的、无论是听得来的、无论是看得来的、都可以取作中国影戏的材料。”
作者清晰地表达了艺术要寓教于乐,强调思想性要深入浅出。
而对于蔡楚生来说,郑正秋前辈亦师亦友,郑正秋电影中注重观众心理以及民族表达的特征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蔡楚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