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将北洋这个“法宝”丢弃不用之后。又搬出二个法宝来：一个宝贝是美国人的公府政治顾问古德诺博士；另一个宝贝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让他们写文章、做宣传。那用意就是用美国人说明中国不适用共和，用日本人来说明中国改行帝制能够像日本一样成为亚洲强国。

袁家父子以为，真正将帝制搞起来，仅三俩个吹鼓手是不够的，总要弄上一伙人，来“轰动”一下子，造个“势”。开始，杨晳子（度）拍着胸脯要包打包唱建个首功。袁世凯让内史监（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告诉杨度，应该尽可能的多联络一些“名流”，打好“舆论基础”。 袁公子克定，伙同杨度邀请梁启超去汤山谈话。谈来谈去，总说不到一块去，结果谈崩了。袁公子扫兴的了不得。杨度安慰道：“这个书呆子不会反对帝制的，他只研究政体不研究国体”。袁公子也只得苦笑着点了点头。 其后，杨度开始广为“延揽才俊”，将国内几个“知名之士”召集到一起，有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合等五人。杨度与这五人发起，要来组成一个团体，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筹安会”。这六位，也就是有名的“筹安会六君子”。

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杨度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说，辛亥革命时，人民是激于情感，而仓猝建立共和的，以致“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亦不得不委曲附从。”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 宣言还下一结论说：“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 这时候，袁世凯的态度表达出来了，九月六日他表示，“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也就是说，国民既然非要我做皇帝，我也只有去做了。 不过当时肃政厅的肃政史们呈请袁取缔筹安会。把宣扬帝制说指为“莠言邪说”，有的人甚至请诛“六君子”。

此时袁世凯却表示筹安会是学者们研究政治的团体。他们不论发表什么言论，有他们的自由。只要不去扰乱社会治安，未便加以干涉呢。说到袁自己，袁说，自已不但不想做皇帝，连总统都不想连任了。只想着到洹上村去钓鱼去哩。 不过袁世凯一边这么不痛不痒地说着，一边赶快派军警们将“六君子”保护起来。好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鼓吹。 眼看着袁家父子将帝制运动搞得风声水起，北洋军与北洋附属军的那些军阀们，早就眼热起来了。第七师长张敬尧，喝了几盅黄汤，乜斜着眼，手拿大烟管，嘴里说道：“大总统高升皇帝，只须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我就砍下他的脑袋，干嘛搞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袁世凯听到这话，把眼一瞪，好像大发脾气的样子说道：“这个老粗懂的个啥呀，我非要重办他一下，以警戒那些以军人干政的人”。 最坐不住的是袁世凯的“干公子”段芝贵，他马上联络了十四个省的将军，列名要呈请袁“速正大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