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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欧洲耶稣会士和海外医生的著述为德国人接触中医创造了条件。这一接受过程同时还受到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医学发展的影响。
在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同时，欧洲正在经历着启蒙运动带来的“中国热”，即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推崇。
在当时的德国，“中国热”主要体现在学者和上层贵族中。后者对中国的建筑、园艺、装修以及瓷器、桌椅等物质层面的事物感兴趣，而学者们更热衷于研究中国文化。
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通过阅读中国经典的译著和与在华耶稣会士进行通信来了解和研究中国。
莱布尼茨对中医持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即便中医的规则显露出某种愚蠢和荒谬”，但好于欧洲医学，他还呼吁欧洲人学习中医，“我完全相信仍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值得向他们学习，最需要的是医学，因为它们在自然科学中是最重要的”。
根据美国哲学教授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的研究，莱布尼茨自己虽然没有学习中医，但他确实鼓励了卢卡斯·施罗克（Lucas Schr?ck,1646—1730）医生学习中医，他还把施罗克关于中医的问题转给了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和德国医生克莱耶尔。
基于莱布尼茨在中国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地位，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也成了后来德国学界了解和探讨中国问题的重要基础。
不仅莱布尼茨，同时代的德国医学工作者也对中国医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过与莱布尼茨的积极立场不同，他们关于中医的看法是存有分歧的。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流行于德国上层社会的“中国热”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潮流，也没有涉及医学领域。德国医生对中医的兴趣主要源于学术上的好奇。
另一方面，作为专业的医学从业者，他们对中医的态度还受到同时期欧洲医学发展的影响。
首先，与中医一直在“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内发展不同，欧洲医学的知识结构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已经开始了内部变革，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体液理论开始受到质疑，以实验观察和数量分析为基础、通过解剖和测量来研究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生物医学模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不过，理论基础的变革并没有立即带来临床上的显著提高，此时的欧洲医学，在理论和临床方面，都没有表现出与中医的明显区别。
但由变革产生的对欧洲传统医疗的不信任，却增强了中医的吸引力，一些欧洲医生希望可以用中医的经验补充和丰富欧洲医学，并推动欧洲医学的发展。
所以，在17—18世纪，“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说，欧洲医学和中国医学之间并无不同，因此他们只接受中医的治疗方法，而不注重这些疗法与中国理论思想和哲学理念的连接”。
这一发展情况也影响着德国医生的研究视角和兴趣范围以及他们对待中医的态度。
在药学领域，至19世纪，使用草药仍是德国最重要的治疗手段。
“因为草药似乎不受理论的制约……所以除了其可用性差之外，没有任何事物阻碍对草药的接受。”
于是，尽管同一时期的德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坚持使用本土药物、抵制外来药物的“保守力量”，但来自海外的药用植物仍然吸引了德国医学界的注意力。
1656年出版的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中国植物学专著。
除了欧洲境内的出版物外，通过与耶稣会士和海外医生之间的信息往来，一些德国医学工作者自身也推动了中国药学的引入和在德国的传播。
按照所获知的性质和功效，他们研究和探讨异域草药，如艾草、人参、儿茶、樟脑等的实际价值，在此基础上，德国出现了一些包含或者关于中国药学的著述。
克里斯蒂安·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就是其中一位作者。
门采尔不仅是一位汉学家，同时也是医生和植物学家。
他自1660年起担任勃兰登堡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1620—1688）的内廷参事兼御医，并在大选侯的授命下负责搜集和购买中文图书的工作。
门采尔于1675年加入“利奥波第那科学院”，同时与克莱耶尔以及也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德国植物学家格奥尔格·艾伯赫·郎弗安斯（Georg Eberhard Rumph,1627—1702）保持着通信联络。
他不仅积极出版他们寄回欧洲的文稿，把远东的药用植物信息介绍到德国，还根据自身的知识储备，研究他们的报告，撰写有关中国草药的作品。
比如，在1687年发表在科学院院刊上的《论人参根》（De Radice Chinensium Gin Sen）一文中，门采尔描述和绘制了十余种在欧洲可见的人参，其中有两种是中国人参，还指出“人参生长地在东北，能恢复阳气，明目，治神经病”。
中国的脉学在17—18世纪也引起了德国医学工作者的关注。首先，他们协助了相关资料在德国的出版。
“利奥波第那科学院”成员塞巴斯蒂安·谢弗尔（Sebastian Scheffer,1631—1686）医生负责了《中医指南》的出版工作。
门采尔虽然不认可《中医指南》和《医钥》中的脉学内容，但他还是积极推动了这两本书稿的出版。1747—1749年，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德译本得以出版。
这三本著述的脉学部分主要来自对中医脉学典籍的翻译，构成了德国脉学知识的主要来源。
不过“由于缺少很好的注解和充分的语言技能”，这些翻译的内容“并不明确”，而且在探讨中国脉学时，相关的解释模式和研究方式主要是以欧洲医学的理论体系为基础，“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真正的中国概念的丢失，因为向西方语言和观念的转变没有复述出正确的意义内涵”。
尽管如此，中国脉学在德国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和探讨。这应该主要与由罗马时代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200）所发明的脉诊技术在这一时期一直作为传统的诊断方法被欧洲人使用有关，尽管二者实际上是不相同的。
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脉学的探讨还反映着当时欧洲医学研究的重点，例如研究者在相关的科学文献中，致力于探讨中国脉学与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1628年所发表的血液循环理论之间的联系，甚至猜测中国人早于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理论。
整体来看，与德国医学界对中药的探讨相比，中国脉学在德国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布绍夫关于灸法的著述在德国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这本书首先通过神圣罗马帝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的顾问埃里希·莫里茨（Erich Moritz,1631—1691）被介绍给了谢弗尔医生，之后关于该书的信息很快出现在了“利奥波第那科学院”1676年的院刊上，并引起了德国医学界对灸法的关注。
在探究灸法具体作用方式的过程中，德国的医学工作者首先积极地探寻了艾草本身的性质、生产以及功效。
1676年，本哈德·威廉·吉尔弗斯（Bernhard Wilhelm Geilfu?，?—1703）医生出版了《灸术》（Disputatio Inauguralis De Moxa）。
不过吉尔弗斯是从欧洲古典时代存在过的类似疗法出发，认为是火，而不是艾草本身起到了治疗的作用。1677年，“利奥波第那科学院”的成员把布绍夫的书翻译成了德语出版。
谢弗尔医生还请求当时在远东工作的克莱耶尔对艾草进行详细解释，克莱耶尔的回信内容部分发表在了“利奥波第那科学院”的院刊上。
随着对艾草的了解，关于灸法应用的研究著述也在德国不断出版。
1683年，波兰医生雅努什·亚伯拉罕·哥荷马（Janusz AbrahamàGehema,1647—1715）用德文出版了《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Eroberte Gicht durch die Chinesische Waffen der Moxa）一书。
他不仅指明灸法是治疗痛风“最好、最迅速、最简单、最安全和最舒适的”疗法，还阐述了自己对布绍夫所介绍方法的改良与发展。
德国外科医生马赛厄斯·戈特弗里德·普尔曼（Matthias Gottfried Purmann,1648—1721）在1692年出版的著述《伟大而全新缠绕的月桂花环或者外科药物》（Grosser und gantz neugewundener Lorbeer=Krantz oder Wund=Artzney）中十分详细地描述了灸法。
他认为，灸法是“抵制足痛风的一个‘珍贵和宝贵的辅助工具’”。
不过，作为一个重视实践的外科医生，普尔曼没有从理论上研究灸法，而是不断地对该疗法进行“实验、改善和修正——一直竭力寻求值得尊敬的见证人”。
可以说，布绍夫的作品构成了德国早期探讨灸法的主要来源。
这一时期德国对灸法的探讨常常局限于对痛风的治疗，虽然普遍认可灸法的疗效，也不断地尝试着实践这一疗法，但是这些工作并没有引起德国医学工作者对其中医理论背景的探究，他们更多地将灸法视为一种比较温和的外科技术，或者直接整合进了对痛风的治疗中。
由于缺乏对灸法医学原理的了解，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失败病例，这不仅使灸法本身受到质疑，也导致了其威望的下降。
所以，针对灸法，在18世纪上半叶，德国医生约翰·容克（Johann Junker,1679—1759）和约翰·克里斯蒂安·库德曼（Johann Christian Kundmann,1684—1751）都表达了负面的观点。
相应的研究兴趣在德国也开始下降。与对灸法的探讨相比，德国医学界对针刺法的研究相对稀少。
滕莱因1683年出版的关于针灸的拉丁语作品——其中详细描述了针刺法——在德国并没有立即受到关注，44直到1690年荷兰医生史蒂芬·布兰卡特（Steven Blankaart,1650—1704）的德文著作《关于足痛风和发作时痛风的准确论述》（Accurate Abhandlungen von dem Podagra und der Lauffenden Gicht）在莱比锡出版（1697年再版）。
在该书中，布兰卡特摘录翻译了滕莱因关于针灸的论述，由此推动了滕莱因作品及其观点在德国的流行。
不过，同滕莱因一样，布兰卡特也没有从中医理论的角度对针灸进行阐释。
而后，德国医学界关于针刺法的探讨，多是对滕莱因以及之后坎普弗尔作品的引用与复述。不仅整个18世纪都没有对针刺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而且一些医学工作者还否定了这一疗法。
医学教授格奥尔格·恩斯特·斯塔尔（Georg Ernst Stahl,1660—1734）在1704年就质疑了针刺法以及滕莱因的解说。
劳伦兹·海斯特（Lorenz Heister,1683—1758）医生在1719年出版的《外科学》（Chirurgie）中也表达了对滕莱因和坎普弗尔所介绍的针刺法的不认可。
海斯特的《外科学》是德国第一部综合性外科学教科书，被译成了多种语言，而且不断再版，至1838年，此书在维也纳仍被当作标准教科书来使用。
因而，海斯特对针刺法的负面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德国人的看法。
根据《针刺术在德国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r Akupunktur in Deutschland）一书的观点，同样反映了针刺法在德国地位下降的现象是，海斯特《外科学》1739—1763年版本中都有的关于针刺法的这一章，在1767年的版本中忽然不存在了。
虽然针对针灸的研究和阐述在18世纪并没有完全停止，但是这种以批评为主导的态度限制了针灸在德国的流行以及德国人对针灸的进一步研究。
所以，尽管在18世纪下半叶，基于对火疗的兴趣，法国外科界对灸法的兴趣有所回升，还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研究，但是在德国，并没有出现同样程度的研究行为。
综上，虽然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中医西传的重点，即中药、脉学和针灸，也构成了德国人中医研究的主要方面，但是，德国人对针灸更为关注。
这一方面是因为，针灸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在缺乏理论基础的前提下，相比于脉学，更容易应用于临床实践，尽管这种应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只是停留于表面。
另一方面，虽然很多中草药以标本和其他形式被传播到了欧洲，但是远洋运输而来的中草药样本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往往都不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实验研究，而且作为植物，中草药的生长还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制约。
因此可以说，自然因素的限制以及德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抵制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在德国的广泛研究与应用。
18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人报告中对于中医的评价开始走低，出现了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负面表述。受欧洲范围内负面中国观的影响，德国人对中国的评价也带有了消极色彩。
不过，在中医研究方面，尽管批判性的观点在18世纪的德国已经占据了一定地位，而且从对针灸的批评不断扩散到其他方面，但否定的态度并未成为德国中医研究中的主导观点，主观性的评价也没有完全取代对中医的学术探讨。
整体来看，在16—18世纪德国的中医研究中，肯定和否定的观点是同时存在的，虽然否定的观点在18世纪末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德国中医研究的重点——中药、脉学和针灸，不仅体现了当时德国人中医认识的范围，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解释还构成了19世纪之后德国中医研究的基础。
但是，由于知识来源主要局限于耶稣会士和海外医生的著述，缺乏实际的感知以及对中国经典医学文献的研读，德国人在19世纪之前的中医研究并不全面系统：在内容上只涉及了中医的几个方面，而且往往是在欧洲医学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解释，不仅缺乏对中医理论的探讨，也缺少对中医的实际表现，比如中国的疾病和卫生、中医的地域差异等情况的了解。
随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被迫开放，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进入了中国，接触到了中国的医学，同时受到帝国主义时代医学发展和观念思潮的影响，德国的中医研究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