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亮剑》，至今仍是一部为人称道的抗战经典。剧中的赵庄战役，楚云飞试图在40分钟内攻占李云龙驻守的阵地。他为激励士气，拿出一大笼筐沉甸甸的“袁大头”奖赏参战官兵。为什么楚云飞在关键时刻会用普通银元决定战争胜负呢?

上图_ 《亮剑》剧中的 楚云飞 （张光北 饰）

正版行货

楚云飞之所以用“袁大头”收买人心，是因为在当时这是最合适的手段。清末时期，国内货币流通不忍直视。银两为大宗贸易计价的，占整个货币供应量的1/3，以“鹰洋”为代表的各国货币，数量多达几十种，占整个货币供应量的一半，另外，铜钱用于民间小额交易。

晚清名臣张之洞意识到币制纷杂威胁到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奏请朝廷自铸银币，抵制鹰洋。1889年，广东率先自制“龙洋”，随后全国十多省市纷纷效仿。由于管理不善，把控不严，龙洋质量参差不齐，反而恶化了原本糟糕的币制。1910年4月，在盛宣怀的推动下，清廷推出“国币则例”，强调铸币权归朝廷所有，还专门设立的造币厂。一年后，“大清龙洋”问世。

好景不好，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上台执政。北洋政府一方面财政入不敷出，危机日益严峻，另一方面币制换算复杂，加重了社会和民众的负担。沙俄不失时机地唆使外蒙独立，严重损害袁世凯的政治声誉，推行货币改革势在必行。

上图_ 袁世凯（1859年—1916年）

1912年发布的《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的通电》，提出以钱币改革对抗沙俄入侵的建议。以此为契机，北洋政府成立币制委员会，着手研究和制订币制改革方案。1914年2月7日，袁世凯签署大总统敕令第19号，公布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实施细则》。

条例规定：“国币铸发权属于政府，旧有各官局所铸发之壹元银币由政府的国币兑换改铸之。凡公款一律用国币”，还要求“国币 (袁大头)作为国家税收的本位币”。条例的出台，提供了“袁大头”面世的必备条件。

国币正面镌有袁世凯侧面像，背面铸有嘉禾纹和币值，俗称“袁大头”。北洋政府的官宣，标志着“袁大头”代替“大清龙洋”，成为民国的法定货币。楚云飞用“袁大头”犒劳官兵，显然是合情合理、顺应人心的。

上图_ 龙洋 （清末银币名）

货真价实

楚云飞大洒“袁大头”，是看中它的货真价实。且看货真，“袁大头”的材质“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作为国币担当，“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一”。国币有银币、镍币和铜币三种，银币分为壹圆、中圆、贰角、壹角4种，镍币为五分，铜币分为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4种。通过发行4种9类国币，支撑起民国时期完整的支付体系。

确定主币之后，天津造币厂率先铸造“袁大头”，随后，南京、广东、武昌等地造币厂陆续铸造。由于样式统一、成色稳定、易于识别，得到了全国的广泛认可。从铸造年份上看，“袁大头”分为“中华民国三年”、“中华民国八年造”、“中华民国九年造”和“中华民国十年造”等4种。

其实“袁大头”的购买力相当强劲。据《上海工人运动史》透露，1927年，1个“袁大头”在上海可以买3.5斤猪肉，在广州可以买25斤大米，在成都可以换40个鸡蛋。而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有20个“袁大头”，技术工人月工资还要翻一番，鲁迅先生的稿费每月多达700多个“袁大头”。难怪楚云飞眼中，“袁大头”具有无以伦比的性价比。

上图_ 袁大头,民国时期主要流通货币之一

发行之最

楚云飞临阵大派“袁大头”，足见这种货币数量之巨。一种货币的成功，发行数量很关键。著名钱币收藏家施嘉干在《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中，提及4种年号“袁大头”的铸造量：“三年一元：通行币，铸额最多。八年一元：通行之币，铸额甚多。九年一元：仝上。十年一元：通行之币，铸额极多。”可见，由于三年和十年造“袁大头”因铸造时间长，数量“最多”和“极多”。

为袁世凯总理财政的梁士诒回忆，最先铸造“袁大头”的天津造币总厂，开始的九个月内，每日铸造量达 30 万元。据统计，南京造币厂自民国四年至民国五年的两年间，共铸造“袁大头”379819210元。

上图_ 清末天津的造币厂

“袁大头”的铸造至少持续到1929年。1933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废止银两制，收付统一银元。时隔一年半，又推出了法币政策，规定禁止银元在市场流通，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的白银和银元由中央银行收兑，“袁大头”风光不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袁大头”在黑市再度吃香。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袁大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发行数量之外，发行时机也很重要。1915年8月1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钱业公会协商，取消“龙洋”行市，“袁大头”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1919年7月5日，上海钱业公会又取消了“鹰洋”行市，“袁大头”一家独大。至1928年，实际流通的“袁大头”至少11亿枚，对其他旧币构成压倒性优势。按当时形势看，楚云飞只能靠“袁大头”劳军，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上图_ 陈锦涛(中华民国首任财政总长)

意义重大

其实，“袁大头”的意义楚云飞犒赏官兵更为重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曾主张建立向西方国家看齐的金汇兑本位制，然而中国处于赔款年限，黄金储量本就不高，而且国内还流通大量白银。民国的国情决定了金汇兑本位制的“水土不服”。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继续推行货币改革。时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结合实际，提出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逐步过渡的想法。他认为：“恶本位胜于无本位。”这一想法，堪称民国金融业的一大创举，奠定了“袁大头”的历史地位。

上图_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和各国使节的合影

北洋政府手握“袁大头”，主导货币发行权，彰显了国家主权。稳定可靠的币值，带来了相对低廉的物价，促使经济、税收、金融、就业等方面进入可喜的良性循环，还解决了军队经费长期不足的困境。

此外，袁世凯将个人头像铸于币面，无形中提高了自身政治威望，可谓一举多得。在中国政府发行的近千种银币中，“袁大头”独占发行量和存世量两项桂冠，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