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青是毛主席的儿子，贺子珍是毛主席第二任妻子，是毛主席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使他们的人生道路有了交集。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当1938年贺子珍在苏联见到毛岸青时，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深情地疼爱着他，使很小就没了母亲、内心孤寂的毛岸青感受到了质朴、无私的爱。

在客居异国异乡的岁月里，贺子珍和毛岸青建立了真挚、深切的母子情谊。这份情谊，给他们留下了可以回味一生的美好回忆。

虽然自1949年后，毛岸青和贺子珍就没有再见过面了，但毛岸青对贺子珍是饱含着感激和思念的。

1949年，毛岸青和毛主席的卫士武象廷聊天时，提到了贺子珍。当时，他动情地说：

我和哥哥到苏联后，贺妈妈一面工作，一面供我们上学读书，培养我们。在苏联，我们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都由贺妈妈一个人承担，是贺妈妈把我们教育培养起来的。

而在贺子珍收藏了许多年的老相册里，也一直存放着一张毛岸青在苏联时期拍摄的照片。也许，在很多个平常的日子里，贺子珍翻看相册，看到这张照片，也会记起她曾经照顾了12年的毛岸青，内心涌动起无限的感触......

1937年年初，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在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的带领下安全抵达苏联，开始了在苏联的漫漫求学之路。

为了融入当地的文化，毛岸青、毛岸英各自拥有了一个俄语名字。毛岸青的俄语名字是戈勒，毛岸英的俄语名字是谢廖沙。

从那以后，幼年时期就漂泊无依、饱经磨难的毛岸青终于和父亲毛主席取得了联络，重新体会到了父亲的关心和鼓励。而“缘分”也把贺子珍带到他身边，让他体会到了久违且深刻的“母爱”。

毛岸青和贺子珍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春天。

当时，毛岸青、毛岸英暂时住在东方大学八部，平时就在八部开办的的少儿文化班学习文化知识。与此同时，东方部的负责人陈潭秋也在给他们办理相关手续，手续办好后他们就要转入国际儿童院读书。

而另一边，身怀六甲的贺子珍刚刚跟随一批中国同志来到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正式开启了她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

当贺子珍正在熟悉新环境、适应新生活时，听说杨开慧的两个儿子和她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又惊又喜，立即提出要去看望他们。

于是，一位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便带着贺子珍去找毛岸青、毛岸英。当他们走进兄弟俩的屋子，阿烈耶夫笑容满面地说：“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毛岸青、毛岸英看到老师带了一个陌生阿姨走进来，还说是专门来看他们的，心里很纳闷：他们在苏联人生地不熟，又无亲无故，怎么会有人亲自来找他们呢。

带着这份疑惑，毛岸青、毛岸英把目光投向贺子珍。他们以前没有见过贺子珍，也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更不知道她和父亲的关系，只是以一种探究的眼光看着她。

他们仔细端详着贺子珍，猜想她应该是30岁出头的年纪，她的两抹眉毛浓得很，个子高，显得人很清瘦，面容慈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他们在心里暗暗觉得贺子珍很亲切。

就在毛岸青、毛岸英满怀好奇地看着贺子珍时，贺子珍也正和蔼可亲地看着他们，温柔地问道：“你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一旁的阿烈耶夫告诉她：“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这是弟弟岸青，叫戈勒。”说完，阿烈耶夫又向兄弟俩介绍贺子珍：“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现在东方大学学习。”

毛岸青、毛岸英很小就失去了妈妈，“妈妈”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陌生，很遥远了。因此，他们没有称呼贺子珍“妈妈”，也没有向贺子珍询问父亲的近况，只是沉默、拘谨地坐着，一言不发。

贺子珍知道毛岸青、毛岸英对她感到陌生，觉得拘束。为了让他们多多了解自己，贺子珍重新做了一遍自我介绍：“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叫文云。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

这时候，阿烈耶夫见贺子珍已经成功见到毛岸青、毛岸英，就起身提出告辞了。

阿烈耶夫走后，贺子珍扫视了屋子一周，看到兄弟俩的床上堆着衣服，便站起来，挽起袖子，给他们整理。

整理完床铺，贺子珍打算把屋子里的各个角落也好好收拾一番，便开始了一顿忙活，擦擦这里，扫扫那里，还把兄弟俩换下来的衣服去河边洗好了晒起来。

毛岸青、毛岸英看着贺子珍忙碌的身影，不好意思干看着，也陪着她一起干活。不一会儿，在三人勤劳的双手下，屋子里焕然一新。

坐下休息的时候，贺子珍掏出两颗苹果，分给兄弟俩一人一个，毛岸英也懂事地倒了一杯水，放上茶叶，端给贺子珍喝。

这就是贺子珍和毛岸青的第一次见面。

后来，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贺子珍经常抽空去看望毛岸青、毛岸英，给他们做做家务，打理打理家里，洗洗衣服。

一开始，贺子珍并没有告诉兄弟俩，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只是默默无闻地照顾着他们的生活。

毛岸青、毛岸英年纪还小，一直没有往贺子珍的身份上想。但看到贺子珍“无缘无故”对他们这么好，他们的心里也是费解的。

他们推测，也许贺子珍只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同时又很爱孩子，见他们独自在异国他乡生活，又没有亲人在身边，因此怜惜他们，才对他们照顾有加。

然而，无论如何，贺子珍对毛岸青、毛岸英的照顾是实实在在的。毛岸青、毛岸英体味到了贺子珍对他们的关心和呵护，他们的心里是充满感激的。

时间久了，毛岸青、毛岸英心里的费解越来越深，他们也想知道贺子珍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便找了认识的人，想要问清楚：“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姑娘对我们这么好？”当有人把贺子珍的身份说给他们听时，他们终于茅塞顿开。

就这样，在遥远的苏联，在距离祖国千里之外的国度，贺子珍像母亲一样细心照料毛岸青、毛岸英，给予他们体贴入微的关怀和帮助。毛岸青、毛岸英也在贺子珍身上重新享受到了母爱，这份爱，使他们在寄居异国的孤独岁月里感受到了温暖和柔软。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毛岸青、毛岸英开始叫贺子珍“贺妈妈”。这个称呼，代表着他们对贺子珍的尊敬和喜爱，也从侧面证明了贺子珍对他们的好。

正是因为毛岸青、毛岸英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贺子珍对他们的真心，才叫出了那声亲切的、饱含深情的“贺妈妈”。

没过多久，毛岸青、毛岸英办好了手续，进入位于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也就搬离了原来的住处。

东方大学八部距离儿童院很近，每逢放假的时候，贺子珍都会带着一些吃的、用的去儿童院，看看毛岸青、毛岸英过得怎么样，看看他们需要什么，给他们添置。毛岸青、毛岸英也会回东方大学八部看望贺子珍。

当时，贺子珍一个月的补贴是70卢布，除了自己的吃穿用度，她把剩下的钱都用来贴补毛岸青、毛岸英。

1938年5月，毛岸青、毛岸英已经很久没有和贺子珍见面了，担心她是不是病了，或者还没来得及告别就离开了苏联，返回了祖国，便准备去她的住处看看。

走进贺子珍的屋里，毛岸青、毛岸英第一眼就注意到床上躺着一个婴儿，他们连忙走到床边。看着婴儿熟睡的可爱模样，毛岸青惊奇又兴奋地说：“哎唷，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

一旁的毛岸英也笑眯眯地看着小弟弟，看到他额头宽宽的，鼻梁高挺，酷似爸爸，感叹道：“对，小弟弟还真像爸爸。”

兄弟俩看弟弟的眼神里都透露着喜欢，毛岸青还把手轻轻地放在弟弟软绵绵的手上，想和他多亲近亲近。见他们一脸开心的样子，贺子珍笑道：“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后来，贺子珍给儿子取名为廖瓦，东方大学还为贺子珍安排了一个保姆，和她一起照顾孩子。毛岸青、毛岸英也经常去看小弟弟，他们都因为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倍感高兴。

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毛岸青、毛岸英会帮助贺子珍照顾小弟弟，有时候也会陪贺子珍练习俄语口语。

贺子珍则把革命故事讲给毛岸青、毛岸英听，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讲毛主席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毛岸青、毛岸英听得很入神，脸上流露出敬仰的神情，从心底佩服父亲等革命人现在正在中国所做的事情。

此时，贺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大半年了。她常常会想起延安，想起革命路上的战友们，想起种种的革命往事。因此，在给毛岸青、毛岸英讲革命故事的时候，她是带着怀念的心情在讲述，仿佛如数家珍，越说越激动。

生下孩子一个月后，贺子珍重返课堂，把儿子托管在了东方大学八部的托儿所。托儿所设施齐全，里面放着很多张小床，床和被子整洁、干净，给人舒服的感觉。而且托儿所人手充足，医生和护士经验丰富，掌握着一定的保育知识。

但是，廖瓦长到10个月，染上了流感，随后流感发展成肺炎。那时候的医疗手段有限，廖瓦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最终夭折了。

有一天，毛岸青、毛岸英像往常一样来看望贺子珍。再次见到她的一刹那，他们觉得贺子珍和以前不一样了，整个人魂不守舍，蓬头垢面，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脸上还有泪痕。

毛岸青、毛岸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他们朝屋子四处一瞧，突然反应过来，怎么没有看到小弟弟，于是着急地问贺子珍：“弟弟呢？小弟弟呢？”

贺子珍听到这句话，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兄弟俩从贺子珍的口中得知小弟弟不久前夭折了，想起小弟弟娇小、可亲的模样，想到再也见不到小弟弟了，他们难以掩饰内心的悲伤，忍不住失声痛哭。

过了一会儿，毛岸英止住了哭声，安慰贺子珍：“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虽然贺子珍还没有从悲痛中抽离出来，但毛岸英暖心的话语给了她许多精神上的宽慰。虽然毛岸青、毛岸英年龄还小，但他们纯真的说话方式，始终如一的陪伴，让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的贺子珍感受到了真情和牵绊。

1941年，5岁的李敏来到苏联。女儿的到来，极大的抚慰了贺子珍的心，驱散了贺子珍心里的阴霾。

与此同时，毛岸青、毛岸英也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妹妹，血浓于水的亲情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们本能地疼爱妹妹，十分宠着她、护着她。

就这样，在异国他乡，贺子珍带着李敏、毛岸青、毛岸英一起生活，为孩子们遮风挡雨；而李敏、毛岸青、毛岸英也给了贺子珍无尽的鼓舞和力量。

可是，这样安乐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

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开始，莫斯科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贺子珍、李敏、毛岸青、毛岸英一下子身处在不安的环境里，每天靠发下来的面包度日，他们时时刻刻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一种焦虑、恐慌的情绪在他们心里蔓延。

不久后，东方大学停办，国际儿童院也要离开莫斯科，转移到伊万诺夫市，贺子珍、李敏、毛岸青、毛岸英也随学校师生加入撤离的人流中，到达伊万诺夫市。

由于物资紧缺，李敏、毛岸青、毛岸英每天的食物就是儿童院发放的三片面包。而贺子珍要到街上的面包店去领每天的食物，也只有薄薄的三片面包。

李敏、毛岸青、毛岸英都处在需要营养的年纪，几片面包根本不够他们吃。看着孩子们吃不饱饭，忍着不吭声的样子，贺子珍的心揪着疼。

为了尽可能地让孩子们多吃一点，贺子珍常常忍着饥饿，把自己的食物平均地分开孩子们，只给自己留一小部分。除此之外，贺子珍还把包袱里的衣服换了钱，到商店里买糖果，让孩子们解解馋，打打牙祭。

然而，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必须做长远的打算。

于是，贺子珍买了一些菜的种子，在院子里开垦了一块地，种了土豆、胡萝卜。土豆种起来比较容易，收成也好，但是胡萝卜的收成就不尽如人意。

这是因为，贺子珍不擅长干地里的活，胡萝卜稍微长出来一点，就需要拔掉幼苗，留下壮苗，但贺子珍不忍心拔苗，以至于胡萝卜不能尽情伸展，长到一定程度就弯曲了。

多年后，贺子珍回忆在苏联种地的经历，想到当年种的胡萝卜，难为情地说：“只有这么大一点。”

就这样，贺子珍靠自己种的土豆和胡萝卜，养活着李敏、毛岸青、毛岸英，使他们在严峻的局势中能够吃饱、穿暖，不用为温饱担忧。贺子珍用她的勤劳、坚韧化解了孩子们心里的焦虑、恐慌，带给他们踏实和安全感。

在苏联，贺子珍照顾了毛岸青、毛岸英许多年，用自己的羽翼保护他们，庇护他们。他们共过甘甜，也共过患难，那段不平凡的时光在他们内心深处留下了不灭的记忆。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945年年底，毛岸英返回祖国。

1946年夏天，王稼祥前往苏联，并在苏联找到了贺子珍。在征求她的意见，并征得毛主席同意后，王稼祥准备带她一起回国。这时候，贺子珍向王稼祥提出，她要带毛岸青一起回去。

毛岸青幼年时耳朵受过伤，听力比较差，而且欠缺独立生活的能力，贺子珍担心他独自一个人在苏联生活会遭遇挫折，一定要把他带在身边才放心。

毛岸青听说贺子珍要带他一起走，心里抑制不住的喜悦。哥哥已经回国了，如果贺妈妈、李敏也回国了，留他一个人在这里该多么孤单啊！现在好了，自己也要回国了，这么多年漂泊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和贺妈妈在一起，他感受到了有人惦记、有人挂念的感觉。

1947年，贺子珍和毛岸青、李敏登上了回国的列车。30多天的路程，每天都离祖国越来越近，这让贺子珍一直处于心潮澎湃之中。毛岸青和李敏也非常高兴，在列车上，他们坐得很近，时不时用俄语聊天，气氛十分愉快。

1947年8月，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贺子珍、李敏、毛岸青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哈尔滨住了下来。

那段日子里，贺子珍一直为李敏的学习问题发愁，同时也为毛岸青的择校问题操着心。安顿下来后，贺子珍几经打听，找到一所不错的学校，为毛岸青办理了入学。

与此同时，为免毛岸青把辛辛苦苦学习了许多年的俄语落下，贺子珍经常提醒他要多多复习俄语，熟练和精进这门语言。

在日常生活中，贺子珍悉心照顾着毛岸青，也像母亲一样教导毛岸青。她和毛岸青交谈时，总是用一种温和、平缓的语气，声音里充满母亲的怜爱。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1948年底，贺子珍、李敏、毛岸青来到沈阳。抵达沈阳后，贺子珍专门找了一位俄语老师为毛岸青补习俄语。白天，毛岸青在学校读书，晚上俄语老师来后，他还要继续学俄语。

可以说，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贺子珍对毛岸青都尽心尽力，把很多事情都给他打点得有条不紊，带给他母亲般的贴心和用心，让他的心感受到温情。

1949年5月，李敏、毛岸青来到毛主席身边生活。

后来，毛岸青曾多次诉说对贺子珍的感谢和想念。有一次，毛岸青向李敏袒露心事：“我好想念贺妈妈。”

他说这句话时，神情显得忧伤，好像不自知地陷入思念之中。李敏被他的情绪感染，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思念的情绪。

建国后，贺子珍住在上海。虽然从那以后，贺子珍和毛岸青交往不多，但贺子珍依然惦记着毛岸青。

那时候，一到寒假，李敏就会到上海看望妈妈。李敏启程回京的时候，贺子珍会准备一大堆东西，让李敏带到北京，其中有她送给毛主席的礼物，也有她送给毛岸青的礼物......

1938年到1949年，在12年的时间里，贺子珍用一颗至真至纯的心，无私地照顾、爱护毛岸青，在他身上倾注了满腔的慈爱和责任。而毛岸青也把贺子珍为自己付出的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那些点滴如同冬日的暖阳，照耀在毛岸青内心深处，使他感到暖意融融......

参考书目：

《毛泽东传》

《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毛泽东是如何教育子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