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央下发最新要求，为避免浪费国家的金属资源，毛泽东像章要大量回收利用。各单位接到消息后，下达了这条指示。很多人上交了家里的像章，但也有人选择了拒绝，孙继先将军就是其中代表。
虽然孙继先将军一向遵守纪律，但面对上级的要求，他始终未交出一枚毛主席像章。对此，他表示，这些像章不能随便上交。众人听闻纷纷好奇，当时的毛主席像章遍地都是，他拿这两千多枚像章作何用处呢？
对伟人的感情
1980年，党中央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收回毛主席像章。在这项政策颁布之前，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甚至认为这是对毛主席伟大形象的不敬之举，社会舆论褒贬不一。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先进分子积极响应，纷纷上交毛主席像章，为中央的回收工作提供了积极支持。但是也有一些人选择了不上交，比如孙继先将军。
孙继先将军终身致力于革命事业，担任过中央红军干部，并在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巩固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拒绝态度，也源于对毛主的深厚感情。在长征过程中，他所在的部队多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导弹基地的建设中，他也被主席的深谋远虑深深折服。
这些革命历程让孙继先对毛主席充满敬仰和拥护之情。因此，他在面对中央的回收政策时，显得坚守原则，坚信不能轻易上交。
说起孙继先与毛主席的故事，还要回到他们一起共事的革命年代。
1957年，中央决定调遣部队成立导弹试验基地，将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在朝鲜战场上经验丰富的孙继先将军。
这项任务对孙继先而言，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知道，建设国家导弹事业是我国当时的重点目标，涉及的问题过于重大，他担心自己难以完成，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接受上级的任务是一种使命。通常情况下，孙继先都是毫不犹豫地应下，并承诺坚决完成任务的。
但是这一次的任务却让他犹豫了。在孙继先看来，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百废待兴，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他认为自己的能力还不足，总会有比他更适合这项任务的人选。
萧华知道他的顾虑后，劝他不用太担心，由美国回来的专家钱学森将负责组织导弹试验基地的研究工作，而你的主要工作是建设靶场。看孙继先的神情略有松动，萧华又接着透露了一些消息。原来，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会在9月份访苏期间，签订新技术协定，苏联已经同意协助中国进行两弹研究。
他还告诉孙继先，毛主席很看好这次靶场的建设。苏联专家也会给予靶场的相关意见，需要的人可以从第二士兵团中选调，这些你不用担心。萧华的消息让孙继先心里有了底。为了确保导弹靶场的顺利建设，孙继先亲自勘察了多地，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意见。他还从全国各地找来了了许多技术人才，让大家一起探讨技术方案。
建设导弹靶场的任务有很多技术上的障碍。为了胜任导弹靶场负责人的职务，孙继先在百忙之中，还在努力学习各类专业知识，他还受组织委派，特意前往苏联做深入地学习。
1958年4月底，他回到北京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后，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谈话中，他聊起了在苏联学到的东西。毛主席在和孙继先的谈话中，先是肯定了他的工作。在当前的局势下，即使得到他人帮助，也必须亲自将技术掌握，独立完成工作，在这一点上，大家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在了解了孙继先到苏联的所学所感后，主席希望他能继续学习，多学一点东西，以便将来能够独立指导导弹的发射工作。
和主席的谈话结束后，孙继先也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无论是孙继先还是我国其他致力于导弹建设的相关人士，都在汲取苏联专家的经验，最终掌握了地对地和地对空导弹发射的操作技术。
像章的用途
纵观孙继先的革命道路，他始终担任着组织的中坚力量。孙继先出生在山东省曹县，年仅20岁时就加入了冯玉祥的第26路军，并在工兵营任职后加入了部队的反帝大同盟组织。
1932年，他所在的部队在董振堂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与蒋介石决裂，加入了红军。随后，孙继先响应革命的号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他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在长征途中，他参与了多次战斗，包括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
1935年，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孙继先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
1962年5月，孙继先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随后，他又担任了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和顾问等职务。
这一系列的任命表明，孙继先在军事科研和指挥领域的卓越表现得到了中央的充分的认可和信任。
孙继先将军对党组织和毛主席可谓是十分崇敬的。这种敬仰不仅贯穿了他的革命生涯，也延续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时期。
60年代，毛主席像章的制作进入了新阶段，各具特色的像章应有尽有，在社会上广泛流通。
随着革命趋势的兴起，老百姓对毛主席像章的追捧进入了迅猛扩张的阶段。为了满足数亿人对毛主席像章的需求，社会各界开始涌现专门制作毛主席像章的工厂和组织，甚至中央各级部门都设立了专门的像章制作部门，以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
在这一浪潮中，许多地方迅速建立了像章制作工厂，像章生产量也在飞速增长。天津的一家军需工厂，仅一年就制作了超过10万枚毛主席像章。到了60年代后期，中央军委甚至出台了相关规定，向全军战士们分发毛主席像章。有关部门后来对60年代中后期的毛主席像章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数量远超过80亿枚。
作为老红军的一员，孙继先将军也没有落下，他全情投入到这场收藏活动中，收藏了不少毛主席像章。
起初，他只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认为有必要多收藏几枚，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尊重。但随着收藏数量的增加，孙继先似乎真正成为了一位收藏迷，他大量收藏各种形制的毛主席像章，数量逐渐从几枚增加到上百枚。
每当市面上出现新型的毛主席像章，孙继先都想要拿到，他与拥有者取得联系后，用自己的像章与之交换。获得新的像章后，他会反复擦拭，将像章郑重地珍藏起来。
尽管孙继先享有开国中将的优厚待遇，但他选择了与普通人差不多的生活水平。相比于奢华的生活，他为数不多的爱好就是收集毛主席像章。
收藏了二十多年，孙继先手里有了两千多枚像章，全国上下，个人持有量比他多的寥寥无几。这些像章对于外人来说可能只是简单的收藏品，但对孙将军而言，它们是千金不换的珍宝。
后来，孙继先在他的遗嘱中还明确了自己两千多枚毛主席像章的安排。他表示，这些毛主席像章是他革命一生的珍藏，作为这段革命历程的遗产，他希望将这份珍贵的收藏分给自己的几个孩子。
通过这种方式，孙继先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和党的敬仰。这份遗产不仅仅是物质的分配，更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
